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第十八》）
孔老夫子可謂一言不合，轉身就走，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然而，孔子一身才華，卻只是終身尋求“被用”。“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第十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論語•陽貨第十七》）他大半生奔走於列國，求見各國國君，希望能夠輔助國君，施展才能，實現理想，甚至連名聲狼籍的南子，他也願意見，連叛亂的陪臣公山弗擾、佛肸召見，他也願意去。
但是孔子最終還是沒能得應有的重用，沒能施展才能實現理想，只能回到家鄉，整理文獻。
那麼，孔子既然有大才，又有一幫非凡的弟子，他爲什麼不自己創業呢？
這可以從主客觀兩方面來探討。
在主觀方面，孔子沒有自己創業的意願。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而孔子的理想，正是要恢復禮樂，也就是要恢復社會秩序。而創業則名不正言不順，嚴重地破壞社會秩序，正與孔子的理想背道而馳。
而在客觀方面，當時雖然禮崩樂壞，但社會階層的分別依然是非常明確的，尊卑貴賤的血統傳承，在人們心目中是天經地義的。雖然“弒君三十六”，但弒來弒去，當國君的還是得有國君的血統。孔子之後的戰國時期，有韓趙魏三家分晉和田家代齊之事，那也是公卿經過很多代人的滲透積累才完成的。孔子是士階層，做官“從大夫之後”已是他社會階層的天花板。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要破這個天花板，基本上是無法成功的。所以，即使孔子有天縱之聖，子路如何孔武有力，子貢如何足智多謀，孔子也是沒有自己創業的客觀條件的。
於是，孔子雖然潔身自好，也只能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不能自己創立一個理想之邦。偶爾，他也會感嘆一下“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 乃至說“欲居九夷”。當然，他最終沒有象長沮、桀溺等人那樣去隱居，因爲他對天下蒼生心懷悲憫，所以知其不可而爲之，雖累累若喪家之狗而不辭。
只有到了秦末，陳勝才石破天驚地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從此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有了劉邦、朱元璋等的自主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