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仁龍巴
史蒂芬•柯維在《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一書中，將積極主動作爲發展高效能人士最基本、首要的習慣。
書中提到，積極主動不僅是做事的風格和態度，更重要的是應當樹立爲自己人生負責的理念。“對自己的人生負責”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嗎，和積極主動有什麼關係？
我的一位朋友，早幾年爲了更好地照顧家庭從頻繁出差的外企離職，進了一家相對安穩的國企。企業文化的差異和職位變動讓她一時間很難適應，很不巧，她所在的部門還有一個讓她特別反感的同事，兩人一起共事總是磕磕絆絆，更加糟糕的是，這位同事是部門負責人的接班人，沒過一年就被正式提拔到管理崗位。結果可想而知，朋友是部門裏最勤奮和能幹的員工，業績表現也確實最佳，但新領導就是處處壓制她，不給她絲毫表現的機會。
那些年，朋友說自己十分抑鬱，原本是個工作狂人，卻對工作提不起一點興趣，性格強勢的她總是偷偷躲起來哭，甚至有幾次萌生了想跳樓的衝動。她覺得自己爲了家庭犧牲了原本如魚得水的事業，委屈於一個品行能力都不如自己的人之下，被批評這不行那不好，心裏塞滿無處宣泄的屈辱。
直到一天，她學習個人領導力課程時被導師的一系列問話徹底點醒。老師問她職業轉變是不是她自己的決定？她回答是。老師又問，你爲改變後的職業主動做了哪些調整？她回答，我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就是不被認可。至此，她終於意識到，自己只是爲自己的人生做了調整的決定，但絲毫沒有爲適應新變化積極調整自己，去適應新的環境。換句話說，她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推給了外界，這種消極的心態難道不是讓別人爲自己的人生負責嗎？
“昨日的選擇決定了今日的我，但我有權另做選擇！”用積極主動的思維，就能幫助我們實現轉變，走出當前的窘境，真正爲自己的人生負責，做自己的主人。
前段時間56歲鄭州阿姨蘇敏自駕遊的消息在網上火了。蘇敏和丈夫的思想觀念差異很大，丈夫對自己大手大腳卻對妻子斤斤計較，蘇敏花的每一分錢都要算得清清楚楚。蘇敏除了自己工作，還要照顧丈夫和女兒，承擔所有的家務勞動，從未得到丈夫的關懷，兩個人就像兩條平行線永不相交。
蘇敏一直隱忍付出，不是沒想過離婚，只是放不下女兒，等女兒上完大學又有了外孫，於是又幫女兒照顧孩子。外孫終於上了小學，蘇敏回到丈夫身邊生活，但丈夫仍然一副理所應當享受蘇敏免費家務勞動的心理，多年積累的壓抑最終讓蘇敏選擇一個人自駕，逃離家庭。
外面的風景和旅途中遇到的朋友讓蘇敏內心慢慢治癒，她已經一個人走過了10000多公里，2020年她的行程是一路往南，2021年她將一路向北，女婿請她回老家過年，她一口回絕道，“不想給大家幹活了”。
蘇敏的自駕看似一場逃離，實則是一次積極的自救。
多少被傳統和世俗禁錮的老人們好像一下子被喚醒，啊！原來生活還可以這樣，原來五六十歲仍然可以選擇爲自己活。但有多少人會真正踏出這一步呢？恐怕大多數人都很難做出像蘇敏一樣積極的迴應，他們害怕做打破常規的事被別人指指點點，評頭論足，其實，在潛意識裏他們一直把自己的幸福交給別人掌控，爲了取悅他人積極地承擔本不屬於自己的責任和委屈，殊不知這個積極用錯了地方，放在第一位的應當是積極地取悅自己，自己的幸福由自己掌握！
用積極心態，做自己的主人，不僅能幫我們從不如意的工作與生活泥潭中解脫出來，當我們遇到更加艱難的時刻，積極心態甚至能幫助我們跨越巨大的創傷。就像《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中提到維克多•弗蘭克爾在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故事，他的父母、妻子和兄弟都被納粹迫害致死，他自己也受盡凌辱，歷盡酷刑。但他通過積極的意識重塑，得到一種全新的體會，雖然納粹能控制他的生存環境，摧殘他的肉體，但他的自我意識卻是獨立的，能夠超脫肉體的束縛，以旁觀者的身份審視自己的遭遇。他可以決定外界刺激對自己的影響程度，有選擇以何種方式迴應的自由。他不斷修煉心靈、頭腦和道德的自律能力，將內心的自由種子培育得日益成熟，直到超脫納粹的禁錮。這種力量感化了其他的囚犯，甚至獄卒，幫助獄友們在苦難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尋回自尊。
正如聖雄甘地曾說過，“除非拱手相讓，否則沒有人能剝奪我們的自尊。”
餘華《兄弟》裏的宋凡平，是一個典型的積極型人格，文革時期，他因家裏土地多被無端批鬥、抄家，但是他總能在兩個兒子面前保持快樂，逗他們開心，教他們生活的技能！被關進倉庫後受盡折磨，見到孩子仍然樂觀，被打致脫臼的胳膊，他告訴孩子是故意讓胳膊休息，還教孩子如何做，兩個孩子開心的當啷着胳膊，繼續從父親那裏感受着愛與平和，從未被殘酷的現實嚇到。
“傷害我們的並非悲慘遭遇本身，而是我們對於悲慘遭遇的迴應” 。除非我們自己繳械投降，否則永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