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如開芝麻門》余光中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項羽這種英雄人物,當然不喜歡讀書。劉邦也不喜歡讀書,甚至也不喜歡讀書人。不過劉邦會用讀書人,項羽有范增而不會用,漢勝楚敗,這也是一個原因。蘇軾這兩句詩倒也不盡是戲言,因爲一個人把書讀認真了,就忍不住要說真話,而說真話常有嚴重的後果。這一點,坐牢貶官的蘇軾當然深有體會。

這種“讀書有罪”的意識加於讀書人的身份壓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也感覺得到。海外的知識分子裏,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讀過幾本書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爲了減輕心頭的壓力,他們儘量低抑自己知識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幾個十九世紀的老名詞來貶低其他的知識分子,以示彼此有別。

其實在目前的社會,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早已愈來愈難“劃清界限”。義務教育愈來愈普及,大衆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會教育,而各行各業的在職訓練也不失爲一種專才教育,所以在年輕人裏要找絕對的非知識分子,已經很難了。且舉一例,每年我回臺北,都覺得計程車司機的知識水準在逐漸提高。從駱駝祥子到三輪車伕,從三輪車伕到今日的計程車司機,這一行在這一方面顯然頗有變化。其他行業,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到今天,我們都應該承認,無論在什麼社會,要是把讀過書的人劃爲一個特殊的階級,使其和另外的人對立起來,甚至加以羞辱、壓抑,絕非健康之舉。

讀書其實只是交友的延長。我們交友,只能以時人爲對象,而且朋友的數量畢竟有限。但是靠了書籍,我們可以廣交異時和異地的朋友。要說擇友,那就更自由了。一個人的經驗當然以親身得來的最爲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經驗畢竟有限。讀書,正是吸收間接的經驗。生活至上論者說讀書是逃避現實,其實讀書是擴大現實,擴大我們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們的親身經驗,也不妨多聽聽別人對相似的經驗有什麼看法,以資印證。相反地,我認爲不讀書的人才逃避現實,因爲他只生活在一種空間。英國文豪約翰生說:“寫作的唯一目的,是幫助讀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過來說,讀書的目的也在加強對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對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識爆炸的現代,書,是絕對讀不完的,如果讀書不得其法,則一味多讀也並無意義。古人矜博,常說什麼“於學無所不窺”,什麼“一物不知,君子之恥”。西方在文藝復興的時代,也多通人,即所謂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紀末,培根在給伯利勳爵的信中竟說:“天下學問皆吾本分。”現代的學者,誰敢講這種話呢?學問的專業化與日俱進,書愈出愈多,知識愈積愈厚,所以愈到後代,愈不容易做學問世界的亞歷山大了。

不過,知識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識一定勝過古人,但智慧則未必。新知識往往比舊知識豐富、正確,但是真正的智慧卻難分新舊。知識,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卻需要再三玩味,反覆咀嚼,不斷印證。如果一本書愈讀愈有味,而所獲也越豐,大概就是智慧之書了。據說《天路歷程》的作者班揚,生平只熟讀一部書——《聖經》。彌爾頓是基督教的大詩人,當然也熟讀《聖經》,不過他更博覽羣書。其結果,班揚的成就也不比彌爾頓遜色多少。真能善讀一本智慧之書的讀者,離真理總不會太遠,無論知識怎麼爆炸,也會得魚忘筌的吧。

叔本華說:“只要是重要的書,就應該立刻再讀一遍。”他所謂的重要的書,正是我所謂的智慧之書。要考驗一本書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試金石當然是時間。古人的經典之作已經有時間爲我們鑑定過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禁得起一讀再讀。一切創作之中,最耐讀的恐怕是詩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輪秋”和“岐王宅裏尋常見”,我讀了幾十年、幾百遍了,卻並未讀厭,所以趙翼的話“至今已覺不新鮮”,是說錯了。其次,散文、小說、戲劇甚至各種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傑作,自然也都耐讀。奇怪的是,詩最短,應該一覽無餘,卻時常一覽不盡。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讀來廢寢忘食的許多偵探故事和武俠小說,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節取勝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後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說,很少依賴情節。詩最少情節,就連敘事詩的情節,也比小說稀薄,所以詩最耐讀。

朱光潛說他拿到一本新書,往往先翻一兩頁,如果發現文字不好,就不讀下去了。我要買書時,也是如此。這種態度,不能斥爲形式主義,因爲一個人必須想得清楚,才能寫得清楚;反之,文字夾雜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亂。所以文字不好的書,不讀也罷。有人立刻會說,文字清楚的書,也有一些淺薄得不值一讀。當然不錯,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淺薄的內容也就一目瞭然,無可久遁。倒是偶爾有一些書,文字雖然不夠清楚,內容卻有其分量,未可一概抹殺。某些哲學家之言便是如此。不過這樣的哲學家,我也只能稱爲有分量的哲學家,無法稱爲清晰動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學家的哲學與唐君毅的相當或相近,而文字卻比較清暢,我寧可讀他的書,不讀唐書。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達上不爲讀者着想,那就有一點“目無讀者”,也就不能怪讀者可能“目無作家”了。朱光潛的試金法,頗有道理。

凡是值得讀的智慧之書,都值得精讀,而且再三誦讀。古人所謂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辭上的誇張。“一目十行”只有兩種情形:一是那本書不值得讀,二是那個人不會讀書。精讀一本書或一篇作品,也有兩種情形:一是主動精讀,那當然自由得很;二是被迫精讀,那就是以該書或該文爲評論、翻譯或教課的對象。要把一本書論好、譯好、教好,怎能不加以精讀?所以評論家(包括編者、選家、注家)、翻譯家、教師等都是很特殊的讀者,被迫的精讀者。這種讀者一方面爲勢所迫,只許讀通,不許讀錯;另一方面較有專業訓練,當然讀得更精。禁得起這批特殊讀者再三精讀的書,想必是佳作。禁得起他們讀上幾十年、幾百年的書,一定成爲經典了。普通的讀者呢,當然也有他們的影響力,但是往往接受特殊讀者的“意見領導”。

世界上的書太多了,就算是智慧之書也讀不完,何況越到後代,書的累積也越大。一個人沒有讀過的書永遠多於讀過的書,淺嘗之作也一定多於精讀之作。不要說陌生人寫的書了,就連自己朋友寫的書,也沒有辦法看完,不是不想看完,而是根本沒有時間,何況歷代還有那麼多的好書,早就該看而一直沒有看的,正帶着責備的眼色等你去看!對許多人說來,永遠只有很少的書曾經精讀,頗多的書曾經略讀,更多的書只是道聽途說,而絕大多數的書根本沒聽說過。

略讀的書單獨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益處,但一加起來就不同了。限於時間和機緣,許許多多的好書只能略加翻閱,不能深交。不過這種點頭之交(nodding acquaintance)十分重要,因爲一旦需要深交,你知道該去哪裏找他。很多深交都是這麼從初交變成的。略讀之網撒得愈廣愈好。真正會讀書的人,一定深諳略讀之道,即使面對千百好書,也知道遠近緩急之分。要點在於:妄人把略讀當成深交,智者才知道那不過是點頭淺笑。有些書不但不宜精讀,且亦不必略讀,只能備讀,例如《現代漢語詞典》。據說有人讀過《大英百科全書》,這簡直是以網汲水,除了迂闊之外,不知道還能證明什麼。

有些人略讀,作爲精讀的妥協,許多大學者也不免如此。有些人只會略讀,因爲他們沒有精讀的訓練或毅力。更有些人略讀,甚至掠讀,只爲了附庸風雅。這種態度當然會產生弊端,常被識者所笑。我倒覺得附庸風雅也不全是壞事,因爲有人爭附風雅,正顯得風雅當道,風雅有“善勢力”,逼得一般人都來攀附,未必心服,卻至少口服。換作是野蠻當道,野蠻擁有惡勢力,如“文革”時期,大家燒書、丟書都來不及,還有誰敢附庸風雅呢?

附庸風雅的人多半是後知後覺、半知半覺,甚或是不知不覺,但是他們不去學野蠻,卻來學風雅,也總算見賢思齊,有心向善,無可厚非。有人附庸風雅,纔有人來買書,有人買書,風雅才能風雅下去。據我看來,附庸風雅的人不去圖書館借書,只去書店買書。新書買來了,握在手裏,提在口頭,陳於架上,纔有文化氣息。書香,也不能不靠銅臭。

當然,買書的人並非都在附庸風雅。文化要發達,書業要旺盛,實質上要靠前述的那一小撮核心分子的特殊讀者來推波助瀾。一般讀者正是那波瀾,至於附庸風雅的人,就是波瀾激起的浪花,更顯得波瀾之壯闊多姿。大致說來,有錢人不想買書,就算“買點文化”來做客廳風景,也是適可而止。反過來呢,愛書的人往往買不起文化,至少不能放手暢買到精神的奢侈得以饜足的程度。

亞歷山大恨世界太小,更無餘地可以征服,牛頓卻嘆學海太大,只能在岸邊拾貝。書海,也就是學海了。逛大書店,對華美豪貴的精裝巨書手撫目迷,“意淫”一番,充其量只像加州的少年在灘邊踏板衝浪罷了。至於海,是帶不回家的。我在香港,每個月大概只買三百元的書刊,所收臺港兩地的贈書恐怕也值三百元。這樣子買文化,只能給我“過屠門而磨牙”的感覺,連小康也沾不上,遑論豪奢?要我放手暢買的話,十萬元也不嫌多。

看書要舒服,當然要買硬封面的精裝本,但價格也就高出許多。軟封面的平裝本,尤其是膠背的一種,反彈力強得惱人,攤看的時候總要用手去鎮壓。遇到翻譯或寫評時需要衆書並陳,那就不知要動員多少東西來鎮壓這一批不馴之徒。檯燈、墨水瓶、放大鏡、各種各樣的字典和參考書,一時紛然雜陳,爭據桌面,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這時,真恨不得我的書桌大得像一張乒乓球桌,或是其形如扇,而我坐在扇柄的焦點。我曾在倫敦的卡萊爾故居,見到文豪生前常用的一張扶手椅,左邊的扶手上裝着一具閱讀架,可以把翻開的書本斜倚在架上,架子本身也可作九十度的推移,椅前還有一隻厚墊可以擱腳。不過,這隻能讓人安坐久讀,卻不便寫作時並覽衆書。

有時新買了一本漂亮的貴書回來,得意摩挲之餘,不免也有一點犯罪感,好像是又娶了一個妾,不但對不起原有的滿架藏書,也有點對不起太太。書房裏一架架的藏書,有許多本我非但不曾精讀,甚至略讀也說不上,辜負了衆美,卻又帶了一位回來,豈不成了阿拉伯的油王?至於太太呢,她也有自己的嗜好呀,例如玉器,卻捨不得多買。要是她也不時這麼放縱一下,又怎麼辦呢?而我,前幾天不是纔買過一批書嗎,怎麼又要買了?我的理由,例如文化投資、研究必備,等等,當然都光明正大。幸好太太也不是未開發的頭腦,每次見我牽了新歡進門,最多從容地輕嘆一聲,也就姑息下去了。其實對我自己說來,不斷買書,雖然可以不斷滿足佔有慾而樂在其中,但是煩惱也在其中。爲學問着想,我看過的書太少;爲眼睛着想,我看過的書又太多了。這矛盾始終難解,太太又不斷恫嚇我說,再這麼鷺鷥一般彎頸垂頭在書頁的田埂之上,要防頸骨惡化,脊骨退化,並舉幾個朋友做反面教材。

除了這些威脅的陰影之外,最大的問題是書的收藏。每個讀書人的藏書,都是用時不夠,藏時嫌多。我在臺北的藏書原有兩千多冊,去港九年蒐集的書也有一千多冊了,不但把辦公室和書房堆得滿坑滿谷,與人爭地,而且採行擴充主義,一路侵入客廳、飯廳、臥室、洗衣間,只見東一堆,西一摞,各佔山頭,有進無退,生存的空間飽受威脅。另一現象,是不要的書永遠在肘邊,要找的呢,就忽然神祕失蹤,到你不要時又自動出現。我對太太說,總有一天我們車尾的行李箱也要用來充書庫了。問題是,這幾千本書目前雖可用“雙城記”分藏在臺北和香港,將來我遷回臺北,這“兩地書”卻該怎麼合併?

然而書這東西,寧願它多得成災,也不願它少得寂寞。從封面到封底,從序到跋,從扉頁的憧憬到版權的現實。書的天地之在,絕不止於什麼“黃金屋”和“顏如玉”。那美麗的扉頁一開,真有“芝麻開門”的神祕誘惑,招無數心靈進去探寶。古人爲了一本借來的書限期到了,要在雪地裏長途跋涉去還給原主。在書荒的抗戰時代,我也曾爲了喜歡一本借來的天文學入門,在搖曳如夢的桐油燈下逐頁抄錄。就在那時,陸蠡爲了追討被日本兵沒收去的書籍,而受刑致死。在書劫的“文革”時期,除了那本小紅書隨風飛揚於楓林之外,一切封資修的毒草害書,不是抄走,便是鎖起,或者被焚於比秦火更烈的火裏。無數的讀書人都訣別了心愛的藏書,可驚的是,連帝俄的作家都難逃大劫。請看四川詩人流沙河的《焚書》吧:

留你留不得,

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進火爐,

永別了,

契訶夫!

夾鼻眼鏡山羊鬍,

你在笑,我在哭。

灰飛煙滅光明盡,

永別了,

契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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