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前期革命黨與資產階級的聯繫
資產階級普通羣衆中的絕大多數自身難以萌發革命思想，需要本階級先進政治代表的啓蒙和灌輸。這一歷史使命，理所當然應是孫中山爲首的革命先驅的職責。然而，孫中山等革命領袖在發動革命的過程中，卻從未對此引起重視，更沒有切實地抓好這一工作。（相較於日後的共產黨領導全民的土地革命、統一抗日戰線等活動，孫的革命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活動確實存在着動員不足的巨大缺點）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東方帝國，在社會結構上具有不同於西歐的傳統和特點，譬如中國的城市歷來是封建主義者統治的中心，廣大農村也嚴密地控制在專制集權之下。這種工商城市與封建政治中心的緊密結合，體現了東方型的一元化傳統社會結構特點，嚴重束縛了資產階級的發展，也給孫中山革命黨在國內從事革命活動帶來了諸多不便，使其不可能像西方的革命家那樣，在資產階級和其他羣衆中公開進行廣泛的革命宣傳工作。
革命者（在國內）的活動地盤也十分有限。孫中山公開打出革命旗號以後，一直受到清朝政府的緝捕，在國內幾無立足之地，處境十分艱難。
（在國外的）孫中山把工作中心主要放在聯絡華僑上。
在國內，孫中山及其他領導人所注重聯絡的力量，則是會黨和新軍士兵……而在工商界卻着力甚少，成效甚微。
就孫中山個人而言，可能是由於他長期居住國外，以至於對中國的某些具體情況不無隔膜。
廣大資產階級始終對自己的代表十分陌生，談不上什麼具體的瞭解。他們只能從清廷的文告和報刊上，獲得“匪首”、“亂黨”的歪曲印象，這怎麼能使趨安厭亂的資本家向孫中山表示同情或者支持呢？
（事實上）辛亥革命前，不少地區的資產階級還組織了商團或者類似的武裝，有的已經擁有了相當可觀的實力……但是，對於這樣一支現存的資產階級武裝力量，孫中山等人在革命正式爆發之前，儘管起義屢次失敗，力量幾乎損失殆盡，也從未主動與其進行聯繫。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的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
（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主要有企業家和商業家（含金融家））
由於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雖經歷數十年（洋務運動），中國也沒有出現一個強大的工業資產階級。
中國的商業資本家不可能靠發達的海外貿易起家，只能在清王朝的壓抑之下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夾縫中苦苦掙扎……除了在上海擁有少數經濟影響及於全國的較大金融家意外，絕大部分都是（分散的）中小商人。
如果說英法革命前，專制王權不得不主要依靠資產階級解決財政經濟危機，那麼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商業資產階級，相反還要依賴封建王朝的改革和庇護求得自身的發展……特別是當時孫中山革命黨尚未在國內贏得廣闊的根據地，仍處在地下祕密活動的狀態，稚弱的資產階級不可能依賴它（革命黨）作爲自己的保護傘，只有將居統治地位的清王朝視爲唯一的靠山。
孫中山在經濟方面講得較多的是民生主義……根據孫中山本人的解釋，民生主義主要着眼於防止資本主義發達之後的社會貧富不均，而且是以反對和限制中國出現大資本家爲主要手段。在許多公開的場合，孫中山都曾對資本家進行過猛烈的抨擊……這種說法，可謂孫中山民生主義學說超前閃光之所在，但恰恰是資本家反感之處。
……中國商業資產階級的主幹是大量的中小商人，而起主導作用的則是與封建主義關係最爲將密切，妥協性和保守性最大的錢（莊）、典（當）和票號業的富商。（注：此處應當提前瞭解票號與清朝官員的深度合作關係）他們缺乏勇猛進取的革命精神，常常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難以象西方前輩那樣，同封建統治者進行比較堅決的鬥爭。其支持立憲而疏遠和反對孫中山革命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上述特性所決定的。
（相對於西方近代的由企業家佔主導力量的資產階級）中國以商人佔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其天生所具有的依附權勢的特性卻絲毫沒有削弱。（企業家相對更積極進取、樂於冒險。）
辛亥革命前後經濟活動與影響能夠及於全國的，主要是上海的資產階級。對於他們來說，南北分裂即意味着喪失相當一部分的市場和原料基地，經濟利益將進一步受到嚴重損害。因此，上海的資產階級更加關心南北統一。他們支持進行北伐，並不全是出自擁護孫中山的政治熱情，實則隱藏着沒有言明的經濟目的，那就是希望儘快恢復統一的國內市場，取得充足的原料基地和豐厚的利潤。正因爲如此，在北伐失敗之後，我們即很少看到上海資產階級的多數在政治上給孫中山以其他的實際支持。當其望眼欲穿的統一新秩序未能馬上實現，他們旋即對孫中山的實力由懷疑變爲更加喪失信心。
三、財政困窘的國民政府與資產階級的相處關係
臨時政府在軍需急於星火、籌款難於登天的困境之下，主要採取發行公債、軍用鈔票以及向外借款的辦法勉強支撐（政府的日常活動）……孫中山批准發行軍需公債一萬萬元，但訂購的商人很有限，臨時政府直接所得不過五百萬元……在南京，臨時政府還曾經（不得不）發行軍用鈔票一百萬元，以維持市面而協助餉糈……然而，南京商人扔拒絕接受，不出兩天錢業、米店即相率停業罷市（表示不滿）……
由於資產階級的反對和不合作，臨時政府舉借外債大多也進行得十分不順利。其中以企業作抵而唯一獲得額成功的是蘇路借款，同一時期臨時政府還希望以輪船招商局爲抵押，向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和日清公司借款一千萬日元，因股東反對而落空。另一項漢冶萍公司借款不僅遭致流產，孫中山還因此受到資產階級的大肆詆譭攻擊。
孫中山領導的臨時政府始終無法擺脫財政極度匱乏的困境，自身難以爲繼，又怎麼可能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實現全國統一呢？
（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改善底層人民的經濟地位狀況，各種自發鬥爭層出不窮，新的臨時政府也沒有多餘的財政資金來處理反動勢力的鬥爭，各地的土匪搶劫、盜賊騷擾也時有發生，社會幾無秩序可言，經濟活動、營商環境得不到改善，因此商業資產階級對新政府漸漸感到失望。）
其次，（臨時政府）擔憂廣大農民起來革命，對首義之後遍及全國的農民自發鬥爭不是因勢利導，而是加以鎮壓，從而使孫中山革命黨喪失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基本力量，在反革命勢力面前處於孤立無援的軟弱地位。同時，工農羣衆悲慘的處境得不到根本改善，其反抗鬥爭必然不會偃旗息鼓，又怎麼可能得到資產階級所期望的秩序呢？
……上述數端，無不加劇了資產階級對孫中山不滿的離反應……就在資產階級對孫中山的不滿心理急劇膨脹時，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施展種種伎倆，竭力迎合資產階級的望治要求。
一旦選定袁世凱是統一中國的最合適人選，消極觀望的資產階級即與其遙相呼應，脅迫孫中山妥協讓位。
再次，民國建立之後，革命黨內部分化劇烈，不少老資格的革命黨人都以爲革命已經成功，熱衷於追名逐利，發家致富。作爲領導革命黨的政黨同盟會，實際上已經無形瓦解。而孫中山個人對此卻無能爲力，有時政令不出南京城，甚至出不了總統府。
孫中山雖然堅持繼續革命，但他在救人臨時大總統當天對袁世凱“虛位以待”的承諾，以及後來在薦袁諮文中所說袁世凱“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等等類似的話，表明他同時又對袁世凱包郵不切實際的幻想。此外，黃興、章太炎、宋教仁等革命黨內部的首腦人物，也都更爲嚴重地存在着這種錯誤思想。
綜上可見，孫中山的舉措失當和無力扭轉不利局面，雖然有其個人因素，但追根尋源還是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無以克服的軟弱與妥協使然。還應該強調，資產階級缺乏竭誠合作的精神，也對困境之中的孫中山產生了較大壓力。例如在借外債的問題上，孫中山一再強調應該以“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爲原則。但後來他卻違背了這個原則，難道孫中山言而無信，出爾反爾？當然不是。我們知道，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孫中山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主要是發行公債和軍用票，並沒有借外債。但由於資產階級拒不合作，這種措施實效甚微。因此，孫中山在當時所能做到的，也只有向借外債這條唯一的出路。而想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貸款，就必須以實業作抵，並附帶某些苛刻的條件。孫中山並不是不知道這樣做的危害，在向張謇解釋漢冶萍借款時他就曾說：“鐵礦合辦誠有如所示之利害，惟度之困極，而民軍待哺，且有譁潰之虞，譬猶寒天解衣裘付質庫，急不能擇也。”
又如孫中山爲了限制袁世凱而確保共和，堅持應定都南京。資產階級認爲這是節外生枝，非但一辭莫贊，反而從中作梗……北京、天津等地陸續發生“兵變”之後，上海等地的商人也如履薄冰，紛紛指責孫中山爭定都地點而釀此大禍……袁世凱煞費心機，利用資產階級乞求統一和秩序的心理順利地爬上了民國大總統的寶座。
四、總結
綜觀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同孫中山的關係，可以簡單地概括爲：革命醞釀階段是疏遠冷淡；革命高潮時期表面支持（不排除有少數是真心實意予以支持），多數人實際上是觀望不合作；在以孫中山爲代表的革命一方同以袁世凱爲代表的反革命一方進行最後決戰階段則走向背叛。
任何一場革命如果沒有比較鞏固和強大的階級基礎，是難以獲得成功的。孫中山與其代表的資產階級主體之間如此嚴重脫節，缺乏最起碼的合作關係，註定了他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必然遭致失敗的悲慘結局。這可以說是孫中山從事民主革命運動留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