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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0日的讀者微信版，轉發了我在民國文藝推出的一篇文章。
文章寫的是，我的朋友莫名，1979年2月26日，在大興安嶺一個鄂倫春小屯子，由呼嘯的北風，和漫天鵝毛大雪伴隨下，走完他磕磕絆絆的人生之路，永遠閉上了眼睛。親朋好友，爲他舉行了一場風雪中的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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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莫名的原配妻子常白，參加完莫名的葬禮之後，沒有停留，連午飯也不喫，拉着女兒，讓我陪着，匆匆忙忙離開屯子，頂風冒雪的下了山。
是零下二十幾度的嚴寒，封住了喉嚨？還是訣別親人的悲痛，壓抑得無力發聲？
一路上，常白始終沉默不語。直到上了回省城的火車，指着困得像一灘泥，背靠座席打着呼嚕的女兒，纔開口說，“她唸叨的那句話，很實在。‘有的人死了，還活着。有的人活着，卻死了。’我大概是死了吧？”
這話，聽着，像要殉葬的意味。我阻止她，“大姐，說什麼呢，挺嚇人的。我們趕緊也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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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白參加完莫名的葬禮，折騰半天一夜，第二天早上七點多，纔回到省城。
她到家，沒顧得上補補覺。洗了洗，換換衣服，就對要上班，已經提升副院長的第二任丈夫說，“老邵，我們離婚吧。我先起草個協議書，再去醫院找你。你帶好身份證。”
老邵悶聲悶氣地問道，“怎麼，要給剛下葬的人，當貞女烈婦啊。”
常白擺擺手，“別誤會，我沒這個資格。”停了一下，語氣十分平靜坦誠地接着說，“這些年，老邵，委屈你了。應該解除你的替身身份，去做個真正的男人。我呢，沒了莫名的牽扯，變成單身，也不會招來風言風語。而且，我一個人就是一個家，辦事，花錢，都有了自主權。所以，老邵，我們分手，是雙贏的好事。而且，謝謝老天爺的關照，沒讓我們有孩子，省了許多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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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白對我說了這件事。我勸她，“大姐，我明白，你和老邵，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可這些年過去了，不是平安無事嗎。你再湊合幾年，保持個晚節，挺好的。”
常白一臉嚴肅，“沒大沒小的，你和什麼稀泥。我的事我做主。”
我還在勸解，“再說，莫名走了，更沒必要了。”
她說，“你說錯了。我和老邵，就是讓莫名覺着他和那個吳銀蓮一樣，兩邊都扯平了，沒欠我什麼。如今，不必再算這筆帳，用不着繼續做戲。”
最後，常白還是和老邵沒打沒鬧的領了離婚證。老邵原來有一套房子，當上副院長，又分了一套。原來的，過戶給了常白。
離了，兩人還在一個醫院上班，擡頭不見低頭見的，有點彆扭。常白就由這個三甲市醫院，去了一個二甲的婦幼保健院。她原來就是兒科的護士長，到這個新醫院，很對口，更能發揮她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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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午後，常白歇班。她跑到我混飯喫的大學，叫我出來喝咖啡。
我直奔主題，“大姐，何必這麼破費，有事吩咐好了。”
常白笑一笑，“不愧是教授，智商可以呀。”
我糾正，“副教授，副的。”
她接着說，“有教授兩個字，足夠了。你們這裏的繼續教育學院，招不招自費生？”
我猜測着，“這個自費生，是不是來自鄂倫春？”
果然讓我猜中了。莫名和吳銀蓮的兒子，唸完高中，沒考大學，在家養狗。常白想利用我掌握的那點權限，讓這小子念幾年書，將來有個飯碗。
爲常白，也爲莫名，我義不容辭，很快辦完手續。自費的花銷，全由常白負擔。而且，她一再囑咐，告訴吳銀蓮，說有獎學金，家裏不用花錢。
常白用手指指着我腦門，“副教授，聽好，這是超級機密，絕對不可泄露。否則，我敲爛你的頭。”
我舉起拳頭趕緊表態，“不敢。再有一個腦袋，也不敢。”
6
常白女兒常越紅，大學畢業去了一家文化傳媒公司。老闆的兒子，是她校友兼男友。就在莫名去世一年零兩個月，朋友圈裏傳出兩人結爲連理的喜訊。老闆成了公公。
領證之前，常白讓女兒去派出所更了名，叫莫越紅，只是更了姓。
莫越紅有了自己的家。二月有一天，來看媽媽。常白像領導對待部下那樣，很嚴肅地分派給她一個任務，“小紅，你去出版社要個書號。”
莫越紅愣住了，“要書號？”
常白點點頭，“嗯，給你老爸出本小說集。”
莫越紅說了一句“應該。”然後，話就不連貫了，“可是，可是，老媽，書號，好難要的。”
常白拿起水杯，重重放在茶几上，“好要，就不找你了。你老公公，老公，還有你，在出版社那邊，都能說上話，沒什麼難的。”
莫越紅知道老媽的脾氣，不敢頂下去，就答應聯繫一下。
常白又說了自己在心裏盤算好久的想法，“我明白，現在出本你爸爸這樣的書，有了書號，也得走自費的路子。錢，你們放心，我全買單。就印1000本平裝的，捐贈給他家鄉的圖書館。再印10本精裝的，由我收藏。”
從這番話，莫越紅聽到了老媽的心聲，透露出一股不到長城非巾幗的氣概。就以老公公爲後盾，她和老公使出渾身解數，求爺爺 告奶奶，請客送禮加許願的，經過四個多月的奔波，這本書的出版，終於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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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白拿到還散發着油墨味的“莫名小說集”，已經是十二月月初了。
由於我和莫名是老鐵，親如手足，常白把她收藏的精裝本送給我一本。
我捧着書，覺得分量很重，心裏跟着變得沉甸甸的，“好精美，夠得上珍品了。莫名要是看見，會漫卷詩書喜欲狂了。”
常白沉吟片刻，“嗯。昨夜在夢裏，他說，他等着看呢。我打算去他長眠的那個地方，把書給他。”
路程這麼遠，又天寒地凍的，我勸她換個方式。比如，燒紙錢的時候，把書也燒了。
常白立馬錶示反對，“這不嚴肅。再說，他走了快兩年了，我一直沒去填填土。”
我提醒，“莫名是按照鄂倫春風俗安葬的，沒辦法，也用不着填土。”
常白堅持着，“反正我得去看看。”
我不再說什麼。她女兒莫越紅的老公在外地出差，我陪着她們母女，一起去了那個鄂倫春小屯子。
由吳銀蓮領路，來到那四棵支撐起木板，上面躺着莫名遺體的大樹下。
此刻，木板連同莫名的遺體，隨着風吹雨打，早已腐爛得什麼痕跡都尋找不到了。四棵樹倒是生出許多枝叉，落了葉子，枯乾的在風中顫抖着。
莫越紅在樹下清出一塊乾淨地方，攏起一堆樹枝殘葉，點燃了。
等到火勢旺盛的時候，常白拿起那本精裝的“莫名小說集”，輕輕地一頁一頁撕下來，投到火中，嘴裏唸叨着，“老莫，我和女兒給你送書來了。書印的很漂亮，是不是？你應該很滿意吧？那就收下，慢慢看。”
常白的聲音，伴着一團團濃煙，在空曠的四野中，迴盪着，久久不散。
書燒完了，常白打了個噴嚏，身子顫抖着，“老莫，我好想多陪你一會兒，可是天太冷。我要凍成冰棍兒了，挺不住，得走了。春暖花開的時候，再來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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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省城，常白感覺尿頻尿急，而且帶血，肉眼都能看到。起初，以爲是氣溫太低，着涼了，得了尿路感染。一查，嚇一跳。檢驗科主任勸他立刻去市醫院，再複查一次。
常白去了，除了常規檢查，還做了B超和CT，結果確診爲腎功能重度損傷。
常白是老護士，有這個常識，明白自己得的是尿毒症。她在醫院看慣了生生死死，並沒怎麼恐慌，倒有一種既來之則安之的淡定。
老邵是老資格腎內科專家，又是常白前夫，聽到她的病情，嚇出一身冷汗。
老邵在常白麪前裝出無所謂的樣子，還硬擠出幾條笑紋，告訴她，“腎出點問題。”
常白馬上說，“謝謝院長的安慰。身爲患者，我不要透析，省下醫療資源給別的人，我回家靜養。”
老邵連連擺手，“常白，透析不能放棄。另外，我和市中醫院聯繫過，他們新挖掘出一個古祕方，對治療重度腎症，有一定療效，你可以試試。”
常白謝絕了老邵的建議，回到自己那間屋子，靜靜度過最後的時光。
一次，她神志恨清醒，我和莫越紅兩口都在，她向女兒做了交代，“小紅，這是媽媽最後的囑託，你記好。”
莫越紅抹去眼淚，點點頭，“媽，你說。”
常白拉着女兒的手，“我走了，你務必把骨灰盒子，送到那個鄂倫春小屯子……”
莫越紅又點着頭，“嗯，一定送去。”
常白接着說，“要埋在，擺放你老爸遺體的那四棵樹下。”
莫越紅答應道，“媽，我記住了。”
常白長長的喘口氣，“好，記住就好。”隨後，轉過臉看着我，“教授，你幫她記着。”
我還沒回答，莫越紅愛人在一旁說，“媽，你放心，我們記住了。”
9
半個月後，1981年2月11日，距離莫名去世還不到三年的一個黃昏，常白安安靜靜閉上眼睛，走了。
莫越紅遵照媽媽的遺願，由她愛人，我，還有老邵陪同，一起去了大興安嶺那個鄂倫春小屯子。
吳銀蓮接待了我們。她恍恍惚惚還記得莫越紅的模樣，看她捧着的盒子，什麼都明白了，可是驚慌的睜大眼睛，不敢相信。
吳銀蓮第一次見到常白，就驚得呆住了。這是她見到的最漂亮的女人，讓她難忘。這人忽然給裝進盒子裏，她有點接受不了。
我見過吳銀蓮，對她說了常白的臨終囑咐。她用狍子皮縫成的袖頭，抹抹眼睛，轉身去了鄰居家。然後，領着我們到了那四棵樹下。
吳銀蓮兩個鄰居，扛着鐵鎬鐵鍬，緊跟着來了。她指了指一塊緊挨大樹的地方，那兩個人乒乓乓乓幾下子，就挖出個土坑。
莫越紅彎腰低頭，恭恭敬敬把骨灰盒子放進去，然後撕心裂肺的痛哭起來，我們幾個跟着抽抽噎噎的，也一臉哀傷。
莫越紅慢慢止住哭聲，嗓音嘶啞的禱告着，“老媽，一路走好，安息吧。”
我們一進屯子的時候，空中就飄滿黑乎乎的陰雲。此刻，隨着狂吼的北風，大片大片的雪花，飛旋而下，一眨眼，天和地給罩在一片雪白之中。
吳銀蓮突然張開雙臂，擡頭望着白茫茫的天空說，“老莫，看看，你老伴由風神雪神護着，找你來了。你們在那邊，重新團聚吧，山神莫日根會保佑你們的。”
老邵手裏拿着的一部微型錄放機，響起了呢呢喃喃的聲音。是佛僧伴着鐘磬，在誦唸大悲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