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因没有儿子，骨子里十分的重男轻女。大姨和三姨家的表哥小时候都长住在姥姥家，我是女孩没这待遇。
姥姥家院子很大，上好几个石台阶，进大门是与正房相连的过道。正房坐北朝南，一个大院子，院子南边是南屋，南屋的南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园子，里面种了多种蔬菜。
1957年的腊月十三，我姥爷来给弟弟过周岁生日，临走的时候非要带上我。
现在想来是一种弥补的心理吧，表哥们都回自己家上学去了，母亲的几个姊妹中只有我没住过姥姥家，姥爷要带我去他家，我当然很欢喜。
外面的雪很厚，出了村庄的雪更厚。漫山遍野都是白色，根本看不出哪里是路。姥爷凭感觉在前面走，长棉袍的前襟挪在腰间打包带里，后襟被风吹的一掀一掀的，我踩着姥爷的脚窝走，五里路，走得很艰难。
到家了，姥姥看到我很高兴的说：“哎呀，小大嫚来啦”。说着用手拍打我裤腿上的雪。
那时的姥姥不到60岁，一副农村老婆婆的装束，脑后绾着发髻，前额光光的，瘦脸，眼窝深陷，大眼睛。藏青色的粗布大襟褂子及膝，裤子的颜色比上衣浅许多，脚腕处扎着绑带，把裤脚紧裹在脚脖上，一双尖尖的小脚一目了然。
晚饭就我们三个人，第2天早上起来老爷就病了，躺在炕上发烧没有郎中来过。姥姥自己看护，姥爷烧到说胡话，小便时喊姥姥妈。姥姥拿来尿罐，一边扶姥爷从炕上站起来，一边说“你糊涂啦？”
没几天姥爷走了，姥姥给了姥爷最好的殡葬。
我还住在姥姥家，小姨家小我一岁的表弟也来了。临近年关，姥姥杀了鸡，把洗干净的鸡肠子用玉米皮包裹起来，放在灶堂里的热灰里焐着。她到南屋去收拾东西，等到姥姥想起来灶堂里焐的东西，慌忙往北屋走，边走边说“敢保糊了。”
拿着烧火棍去拨拉灶堂灰，一看埋起来的灰堆被扒拉平了，那还有玉米皮包？喊表弟：“小月龄，是你吃啦？”表弟早躲到过道里了。“小畜狸，熟了没有啊？”
“熟了”。表弟答应着跑过来。
“你自己偷着吃了？一点没给你姐姐？馋虫。”表弟6岁。
工作后，1972年大学招生简章发布的那天，我去看姥姥，并住在那里。
晚饭后广播喇叭里广播招生简章。那时农村每家都安个喇叭，县广播站按时播音。听了招生简章后，我哭了，泪流不止。
那上学的条件我全符合。如果我在农村坚持到今天，我肯定能上大学。
想到毕业时，班主任邵老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在村里坚持两年，上大学。班里只有你是一定能上大学的。”
父亲是村支书，我们村是县里的先进村，父亲在全县村支部书记中排名前位，可我却委屈着不情愿的被首批招工了。
后悔的眼泪，不甘心的眼泪，肆无忌惮。
坐在对面的姥姥，借着油灯的微光，看到我不断的抹眼泪，凝神的看着我，是错愕不解，还有那么一点儿惶恐。小心的问我：“小大嫚，你为什么事哭？我得罪你啦？”
“不是。我为不能上学了，难过。”
“你不是早就上过学了吗？你要不是识字断文的，公家还能叫你去上班？人得知足啊。你表哥表姐他们不都在家种庄稼？也没见他们哭。”
这是我最后一次住在姥姥家。
再一次去看姥姥是80年代初，81年左右姥姥生病卧床了。大姨坐在姥姥旁边，不断的掀开被子给姥姥擦屁股。姥姥侧卧着，大姨说“汤水不进三天了，哪还有东西屙？都是水。”
我只呆了一会儿，骑车子回到我们公社医院，拿了几个吊瓶返回姥姥家，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挂上。
本来以为不行了的姥姥，好了。
听母亲说好了的姥姥坐在炕上还能帮小姨剥花生壳呢，只是手指捏不动了，用手掌把花生壳按开口，再用瘦骨嶙峋的双手剥出花生豆。
姥姥走的时候家里没告诉我。具体时间不记得了。
有一年清明，我跟母亲去给姥姥上坟。没有坟地，是在一条地堰上，用一块石头做了记号。这地方以前是姥爷家的祖坟，58年被平了，姥爷的坟早就没有了。姥姥的骨灰盒孤零零的在地堰里。
深翻过的土地还没有播种，走在上面松软，脚部下陷。
还没到坟地时，母亲说：“你姥姥活着时，我说以后你不在了，我每年清明都去看你。你姥姥笑着说‘那感情好，我老远就看见你了。’这会儿，你姥姥看到我们了。”
我听着母亲的话，眼前好像看到瘦削的姥姥，稀疏的头发挽一个发髻，满脸核桃样的皱纹，拄着拐杖眯起双眼，抿嘴笑着看我们走过来。
泪水模糊了双眼。
到了坟前，母亲摆上贡品，点上香、纸，很郑重的给姥姥磕头之后，一边儿将掰开的瓜果点心往火里放，一边说“妈，你老远看到俺俩了？喏，这都是你爱吃的，快吃吧。”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姥姥的坟地。
如今母亲没了，想再去也找不到那条地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