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者，上古三代夏商周及春秋戰國之紀也。明前、後七子王士禎、李攀龍等所倡“文必先秦”者，蓋謂此矣。
南梁鍾嶸《詩品序》雲：“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迥矣。”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然上古綿渺，人世難詳，今考《尚書》虞、夏書，蓋爲後世所著，非先古之紀文也，是故先秦可考之文，實起於商而盛於周，至孔子而始大焉。
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雲：“三極彝訓，其書言經。……自夫子刪述，而大寶鹹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埏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毛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孔子《論語·陽貨》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子路》篇：“頌《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由是觀之，《詩》其修身理政之本、博學廣智之源乎？非惟風雅，亦貴致用，後世文典之濫觴者，《三百篇》唯是焉。
《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儀，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唯其被於聲樂，傳之衆口，故能罹秦火而得傳。
論《詩》者，知《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不知《野有死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者，是不知《詩》；知“靜女其姝”而不知漢廣之思者，是不知《詩》；知《桃夭》于歸而不知《行露》之楚者，是不知《詩》；知《黍離》之悲而不知《小星》之苦者，是不知《詩》；知《碩鼠》之貪而不知“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者，是不知《詩》；“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之思夫，“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之嘆婦；蒹葭之戀，桑中之期；綠衣之幽思，木瓜之投報；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詩》之美，較之他物又不同，凡物之初源，無不歸於樸拙，始於粗簡，而《三百篇》首唱，劇爲絕巔，使後世爲文者，爭相攀躋而莫之能出。
楚之辭，漢唐之樂府，南朝四聲八病之繁律，柳永、晏殊之小令，乃至元之雜劇，無不效其體式，譜以聲樂，合乎格律。昔孔子論文，“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孟軻之不以辭害意，然後雅頌各得其所；劉勰之執正馭奇者，正則史，奇則野，雖野史奇語，固有精美之處，秉正以馭奇，雖奇詭之文而不出乎正道，故孔子言：“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
方春秋之世，洎平王浸微，五霸逐稱。八佾舞於諸侯之庭，九鼎失於王殿之上。上下失替，征伐如織，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論語·季氏》篇雲：“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於是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因魯史而修《春秋》，舉得失以明黜陟，徵存亡而炳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夫子睿思，經文婉約，時人觀之，猶難解頤，況後學乎？幸有夫子同時人左氏丘明者，深得夫子微言，乃究本逐末，創爲傳體，附實錄於篇末，釋後世之疑慮。《春秋》得傳，左氏之力也。
古者詩文一脈，而後衍爲異端，去聖日遠，乃見惡紫之奪朱。
詩文即傳，注者乃衆，若後漢鄭康成解詩，效左氏體，以今解古，強爲之注，訖於今日，雜說紛然，釋慮竟成熒惑，解經反爲盤藤，涇渭爭流，朱紫並泛，竟不知其誰則。設使鄭注成一家之言，詮一己之得，雖未贏夫子三昧，亦可稱觀史有見，雖多謬誤，亦爲異見，可填好事者之塊壘，自坐於孔門廊廡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