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董悅鳳，是一名有着48年黨齡的老黨員。
母親是烈士的女兒，我敬愛的姥爺是一名優秀的地下黨，1946年參加八路軍，先後參加濰坊、黃縣和海陽的解放戰爭，在1948年的海陽戰役中壯烈犧牲。
那一年我母親八歲，姥爺犧牲後，她一夜長大，她擦乾眼淚，開始幫着28歲的姥姥當家，撐起了上有老實木納姐姐，下有年幼的弟妹需要照顧的一無所有的單親家庭，爲了餬口，爲了讓四個孩子都能上學，堅強能幹的姥姥到處打小工，而我母親邊上學，邊幫着姥姥分擔沉重繁雜的家務，因爲年少就幫着姥姥操勞打算，擔心一家五口人喫不上飯，母親常常徹夜難眠到頑固失眠，失眠的痛苦從此伴隨母親，而所有的苦難都沒有打倒母親，反而給她養成了堅韌不拔，慈悲隱忍的性格。
母親儘管家境貧寒，但她從小勤奮好學，60年代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大學，因爲烈屬身份得到當地黨組織和政府的照顧，可以免學費讀大學，母親上大學的四年寒暑假，一天也沒有玩，她到工地上打小工，把掙來的錢都交給姥姥補貼家用。
大學畢業後的母親決定報黨恩，她畢業工作後就要求到最艱苦的農村去搞社教，並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母親在工作中始終以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無私奉獻，喫苦在前， 享受在後，堅持“三同五不喫”，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勞動，五不喫就是不喫雞鴨魚肉和白糖，在與農民同勞動中不怕髒不怕累，並教授農民改善土壤，培育良種，擴大當地農產品，玉米，小麥，地瓜的大面積生產。
母親一心撲在工作上，我在她肚子裏六個月，她才發現，她第一次去了縣醫院做檢查，並對醫生說，她正在接受黨組織的考驗，不能要孩子，醫院的院長親自勸她，孩子太大，不好引產，母親無奈中生下了我，因爲孕中母親一天也沒有耽誤工作，整日處於勞累奔忙中，所以我出生後體質一直很差。
而我的皮膚也一點不像膚白勝雪的母親，我幼年就記得母親當年那些同事都叫我“地瓜嫚”，使得我幼年時就很自卑，長大後問母親，爲啥不像她，母親笑着說，我在她肚子裏，基本上就喫地瓜了，她那時下鄉，喫飯是到各村幹部家輪流排飯喫的，母親去喫飯，村幹部會把平時不捨得喫的白麪做成麪條或者烙成雞蛋餅招待她，母親堅決不喫，每次都要地瓜喫，所以生出了我這個皮膚比她差很多的“地瓜嫚”。
而母親樸實善良勤快的性格，以及她對工作的認真和熱情，獲得了當地村幹部和農民的一致讚揚和敬佩，他們說，這位黨組織派來的城市女大學生一點不嬌氣，踏實能幹，還給他們帶開了農業新技術，真是黨培養的好乾部。
而幼時的我，最渴望的就是母親的陪伴，而我的母親永遠是忙碌的，長大後才知道，她當時負責全縣18個公社的社教工作，所以整日忙得不可開交。在我的印記中，母親不曾完整的陪過我一天，母親當時工作到哪裏，就到當地的村莊給我和哥哥找一家全託保姆，母親每次都是清晨匆匆來看我們一眼，呆一會就要去工作。
我從小性格內斂，儘管內心萬分不捨得母親的離去，但羞於表達，而我哥哥是直白的性格，母親每次離開，他都要大哭，有一次母親離開，哥哥大哭着追出門，保姆抱着我追不動哥哥，哥哥直追出整個村莊，被當時村裏的黨委書記看到了，他抱起兩歲的哥哥哄着他到自己家玩。
每次離去，即便是哥哥哭得撕心裂肺，善良心軟的母親卻從來沒有回過頭，因爲在她心中，不能因爲家庭而耽誤工作，爲黨而工作永遠是最重要，是第一位的。
而母親當年因爲到基層下鄉，幫助農民促進了當地農業發展，受到了當時縣政府的表揚，在1973年，經過層層考驗的母親在工作地黨委書記和武裝部長的介紹下，莊嚴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圓了她的黨員夢，母親工作更有勁頭了。
當年幼少的我們不知道母親當時如何工作的，我只記得我兩歲那年，有一天保姆有事，母親只好帶着我工作，我坐在母親的自行車後座上，別提有多高興了，母親騎着自行車帶着我，到了一個很陡的大坡上，母親下了自行車，把我也抱下車，我跟着她喫力的爬上了大坡。
坡頂竟然是一片一片一望無際的麥田，那麥子長的快到我胸前了，母親放好自行車，指着山坡下遠處的村莊，對我說，她去那個村莊找大隊書記傳達一個文件，讓我看好自行車，她傳達完就回來了。
母親說完就往坡底走了，把兩歲的我留在那片麥田旁邊，我一開始老實的站在自行車旁，後來站累了，就蹲下來，四周只有鳥兒們飛過和風吹過的聲音，我有些害怕，盼着母親趕緊回來。
感覺過了很久很久，我被太陽曬的都有些昏昏入睡，肚子餓得也咕咕叫，母親才匆匆回來，對我說，傳達完文件，大隊書記讓她給村裏的技術員講課，所以回來晚了。
長大後，我跟母親提起此事，說爲啥把我留在大山上，領着我到村莊邊上等她，我也不至於孤單害怕那麼久，母親說，當時考慮領着我去，肯定會得到村裏人的照顧，她不希望給村子裏的人帶來麻煩。
而多年後，母親的一位叫張榮臣的同事叔叔到我家玩，說我母親剛工作那年，即1965年7月，跟着他下鄉普查玉米制種，那時沒有公交車，故鄉的鄉鎮又多山地，到處都是坡路，個子矮小的母親騎着單位的男式28大金鹿自行車，因爲不習慣走山路，騎過一個山坡後，連人帶車摔到坡底的水塘裏，張永臣把母親從水塘中拉出來，讓她在山坡上把外面的溼衣服曬乾，然後繼續騎車去工作。
母親聽後笑着說，剛工作時，摔跤是常態呀，母親說，她曾經跟着另一位男幹部下鄉考察地瓜育種的情況，由於要去的鄉鎮很遠，等忙完工作，天已經黑了，母親跟着男幹部騎夜路，碰到大石頭上，連人帶自行車摔倒了，臉被磕破了，血流滿面。那位男幹部嚇壞了，領着母親到附近村莊衛生室包紮，擔心領導批他沒帶好剛工作的女幹部，叮囑母親說是自己不小心磕破的，母親說，那位忘記名字的男幹部後來調走了，其實她做好了喫苦的準備，從來不會被困難嚇倒，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把工作做好。
1976年，當時的縣委書記，看到母親在基層已工作多年，一直無暇照顧我們，便把母親調到縣農業局，負責農業技術方面的工作，我們也終於被母親接到身邊上學。
而母親依舊是忙碌的，早晨我們醒來，她已經做好飯，洗好衣服了，晚上喫完飯，母親要到單位開會學習讀報紙，經常到半夜11點纔回家。
我上二年級那年，發生了一件讓我終生難忘的事情，我們當時所住的母親單位的家屬房是田字格結構的平房，一家是四間，我們家東面的董會計一家搬走了，單位把靠近我們家的南北兩間分給了我母親，母親答應我，找人打通後，給我一小間做臥室。
可是房子還沒打通，卻被我家西面的鄰居，李保管家的幾個女兒趁着晚上從窗戶爬進去佔領了，母親晚上去單位開會學習了，我從窗簾後面看到了，心情萬分難過，夢想中的臥室落空了，房子是分給我們家的，我認爲母親該去找領導要回房子，母親單位的同事到我家玩，也說房子被搶走怎麼不去找書記要回呢?
而我的母親一個字的抱怨都沒有，她對我說，她和父親是雙職工，就我和哥哥兩個孩子，而李保管是單職工，他妻子沒有正式工作，又有五個孩子，而且母親的資歷可以有分房資格，他沒有，所以我們可以將就着住，房子就讓給他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