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洲诗词】
很多诗歌写作者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删毁的作品远远多于留存的。归结原因还是在于三个字——不满意。
每个人的写作终其一生都是阶段性的，我们所说的有了自己固定的创作风格，不代表不再变化。创作最根本的依靠还是来自于生活体验，每个人的生活体验时刻都在发生着改变，只是这个过程缓慢而冗长，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对于诗歌创作尤其如是。
回归与走出，这两点应该存在于诗歌创作的完整生涯中，需要不断重复循环，在循环往复中得到提升。举个简单例子，今年写的作品，在明年回头看，可能会发现与现下的观点有矛盾的地方。你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只有一个胜利并活着。
近些年关于回归诗歌本身的呼声此起彼伏。但诗歌本身是什么，回归什么，可能在每一个人看来都略有不同。
人之初，性本善；诗之性，本属歌。
诗歌首先要回归的当属于它的抒情性。古诗遑论，中国新诗百年，所有成熟的流派没有一个摒弃诗歌本身的抒情主张。诗歌的抒情源自于发自内心的歌咏表达，既然作为一种艺术载体，那么诗歌的抒情是否就要尽量避免单一化？很多写作者早期的文本陷於单一化，仅仅从事物表象出发进行不疼不痒的抒发，写多了自己也会觉得厌烦。
十九世纪末，波德莱尔提出了象征主义——行人经过该处，穿越象征主义的森林。这是现代派诗歌一种十分重要的创作主张和方法，它避免了单调的直抒胸臆，在不同的事物感官体验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而在中国新诗之初，单一化的抒情也是普遍的。胡适先生的《蝴蝶》普遍被认为是中国新诗第一首：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里面的抒情恕我直言流於单一，当然这并不是批判，这首诗的伟大在于迈出革新的步伐。诗歌抒情的组建是通过文字形成的，语言表达，也就是我们说的文本最直接地决定着抒情的方向与厚度。
所以我以为回归的第二部分在于文本意识的回归。
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围绕文本意识创作为核心的“流派”，譬如“梨花派”“口水派”，还有前段时间引爆网络的“贾浅浅体”等，在中国诗坛引发了一场场辩论的地震。关于诗歌创作到底是白话分行即可还是深入浅出地进行艺术关联，诗人们没少口舌之争。我以为后者当是诗歌的归宿或者本身。
中国新诗创作虽已百年，但应该还是处在不断摸索变化的过程中。其间各种流派的出现便是很好的佐证。我更愿意相信大部分诗人都是本着寻找诗歌出路的初心进行尝试的。其中朦胧诗与口语诗是比较极端而相互催生的文本写作。当诗歌写得越来越朦胧晦涩难懂，让人读不懂，口语诗便应时而起了。口语诗拯救不了中国诗歌，当诗歌创作不再顾忌语言的艺术表达，那便无法称之为诗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可能是新诗创作的倒退了。
接下来说到诗歌回归生活真实的体验。
我们有时会读到一些“无病呻吟”的作品，借用古人的话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相信这在当下的诗坛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写作状态。
有人说创作本身就充满谎言与编造。我们需要分清创作的本质与价值。创作上的虚空哪怕如小说，也会基于生活经验的累积和某种思想或者精神的表达进行创作。诗歌则需要更真实的虚构与联想。
生活的喜怒哀乐带给我们的根本体验就是幸福与疼痛，这是没有经历想象不出来的，哪怕惟妙惟肖地模仿，也终究躲不过大浪淘沙。
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写作素材，是我们生命与精神向外延伸的唯一途径。如果不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诗歌的源泉，灵魂必将空虚，创作必将陷入困境。进一步讲，我们从现实中获得灵感，需要用这种灵感去影响生活，不仅自己的，还有他人的，这是诗歌创作的真正目的和价值。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聚焦点，就是诗歌创作的意识高度。诗人的天职是通过个体体验抒写社会、家国、时代等的真美丑善，给予人群以启迪或警醒。如果诗歌的创作源泉来自于个体的凭空捏造和虚幻想象，或者仅仅局限于自身的“孤芳自赏”，那就等同行尸走肉没有灵魂。
再说到诗歌的走出。我的理解有三个方面的：创作目的走出、地方性的走出、阅读的走出。这三个方面是我自己本身已知的需要调整的方向，相信也是当下很多诗歌创作者共同的问题。
首先创作目的走出，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于时下而言，含着纯真创作目的进行创作的诗人实在少见了。很多人将作品刊登上某某刊物或者多少家刊物作为创作的目的或者检验标准。在这方面所花的心思甚至多于诗歌创作的精力投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于诗歌也不例外。我也曾有一段时间热衷于此，做这个刊物的编辑，做那个平台的编辑，就为了推广、刊发自己的作品。当然本心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于诗歌创作确实弊大于利。诗歌如果充斥太多名利，就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歌”。
时下的中国诗坛充斥着各种浮躁之气，相互吹捧的、溜须拍马的、靠“写作下半身”博人眼球的等等层出不穷，只有你想不到的。诗歌创作的初衷已经在整体风气的影响下日趋“下浮”或者卑贱化。我们急需走出创作歧途，当然这谈何容易，只能靠个人的意志控制。
接着地方性的走出。中国新诗写作一直有一个现象存在，就是地方性的团体写作。写地方的人、事、物，几乎极少外延，在诗歌的国度里，我们不能将“地方热爱主义”作为我们创作固步自封的借口。这种写作状态主要体现在地方性的诗歌团体组织。当然地方诗歌团体的建设是有益于诗歌发展和创作的，但写作范围上的画地为牢是不可取的，诗歌不应分南北东西，更无须区域性攀比对峙。这样体制下只会生出更多的抱团取暖和傲慢。
最后是阅读的走出。很多人的诗歌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这是无可指摘的。生活本身就充满模仿，只是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唯一的思想和语言。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地进行阅读，然后跟随自己的狭隘理解贸然创作。例如我们喜欢海子的诗歌，就拼命钻研其中的奥妙，对其他诗人的作品懒得一顾。我以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阅读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总结经验，单一阅读往往带给我们的感受和体验空间有限，等到将所获叠加到自己的创作中，养分会大幅度缩水，久而久之便很可能会走入创作的“死胡同”，成了永远的模仿者，失去自己本身存在的无限可能性。
窃以为不论古今中外，不论成名作品或是籍籍无名的作品，都可以进入我们的阅读范围，这总是有益无害的。
诗歌是艰难的，也是快乐的。诗歌的包容性有它自己的根，这种根来自于艺术的倡导和不可亵渎；诗歌的创作更应将无限可能容纳在内，需要我们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