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禅的有渊源，茶的来历有个美丽传说，与禅宗鼻祖菩提达摩有关。晚唐五代两宋以来，禅寺有自己的茶场，禅者摘茶吃茶的公案遍见于灯史。赵州“吃茶去”公案，遍传天下丛林。至两宋时，禅林无寺不种茶。大慧宗杲手书“茶禅一味”四字，远传东瀛，于是开日本禅道。为何禅寺茶业至两宋时忽尔勃兴呢？笔者无意发现有二三点背后原因，略说如下，以饷来哲。
世俗待客以酒，寺院戒酒，只好以茶待客了。晚唐禅法大震南北，著名的有“北赵州，南雪峰”，此二老往往酬来学曰“吃茶去”或“且去吃茶”。风穴禅师见来学，常曰：“俊哉！且坐吃茶”。杨岐禅师，也常以“且坐吃茶”而酬机。禅寺每值春、秋二季请执时，亦要请各寮首领执事吃茶。每逢结夏、解夏、佛诞、除夕、元旦、端午等重大节日，禅寺也要举行普茶法会。即便清苦寺院奉不起茶待客的，也要以蒿汤代叙茶礼。禅者嗜茶，禅林以茶待客，的确符合佛制，彻底拒酒于三门外矣。
据《金史》“禁茶”条载：
泰和五年（1205），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并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食者，以斤两定罪赏。
意思是说，茶乃饮食之余的消遣品，而不是必食之物。不吃饭会饿死，不吃茶不碍事。金朝辖区不产茶，必从大宋国进口。金朝农民竞相啜茶之风炽盛，每以丝绢与茶交易，耗费颇巨。为了不耗金朝贵重丝绢品，政府就下令禁止农民啜茶。七品以上的大员家庭方许食茶，仍不许茶叶上市交易，更不许以茶馈献亲朋好友。七品以下官员及农民皆无啜茶资格，无故而啜茶者，按所啜茶叶斤两多少而定罪，检举告发者有赏。
对金朝来说，茶的确是奢侈品。初下禁茶令较为宽泛，后来又一次下令禁茶。如：
元光二年（1223），省臣奏：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常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财三十余万也，奈何以有用之货而资敌国乎？乃制亲王、公主现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钱一万贯。
对金朝来说，茶似乎是毒品，与鸦片似的。一旦沾染上嗜茶之瘾，亦很难戒除，不得不用丝绢品换茶吃。金朝不产茶，茶产于大宋偏南一隅，水软土温之地才产茶，金朝气候严寒无法植茶。茶在金朝是进口奢侈品，价格昂贵，全用金帛易茶的确不合算。虽说金朝政府下令禁止茶叶上市交易，但以贩茶利重故，边民总会窥利越境私易。金朝政府为抑制金帛大量易茶外流故，于是又一次下令禁茶。这次禁得极严，惟亲王、公主，及现任五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家中贮蓄茶叶，然亦不许卖馈。五品以下及农民，一律禁止啜茶。无故而犯禁茶令者“徒五年”，检举告发者赏宝钱一万贯。金朝政府采取赏罚制而禁茶，以抑制金帛的大量外流。
南宋偏安一隅在江南，水软土温，最适宜种茶。茶又有出口金朝的途径，贸易茶叶有暴利可图，大宋为了能以茶贸易得金朝更多的金帛故，于是大力种茶产茶。南宋时形成的禅宗“五山十刹”，其周坡地梯田最适宜种茶，所以禅寺茶业在南宋得以勃兴。
唐宋时，寺院已开始负担税赋了。据《旧唐书∙李吉甫传》记载：“京城诸僧有请以庄、硙免税者。吉甫秦曰：‘钱米所征，素有定额。”这说明在811年之前，对京城寺院的田地及碾硙已征税，寺院亦须负担钱、米二税的征收。又云：“节浮费，欲例卷为官民户、僧寺代输全年夏税及累载畸零。”这说明宋代寺院必纳夏税。景德四年（1007），永安寺“夏秋二税正输现仓”，两宋与唐一样，寺院必须向国家缴纳二税。晚唐至两宋时，僧侣由免税赋到缴纳杂税再到实施两税法以后丧失免纳正税的特权。两宋的寺院除必缴之两税外，还须负担和籴、和买，“僧寺之废兴……然吾观江、湖、浙之和籴、运籴”。寺院沉重的税赋，导致“僧逃屋败者过半”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宋代寺院还须负担盐、酒、醋、香以及茶叶等科配任务。政府亦以各种名目令寺院出田输钱的苛捐杂税，如史籍记载的“义田”“版帐钱”。宋代对寺院税种的增多、摊派的加剧，虽增加了政府税收，然亦使寺院僧侣生活处于困窘状态。那么，宋代禅寺茶业的勃兴，与寺院须负担的茶等科配任务有关。茶乃科配任务之一，所以宋代禅寺皆种茶，禅寺茶业忽尔勃兴。
笔者认为，宋代禅寺茶业的勃兴，与如上三点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