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界发现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认知偏差，也就是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人格特质，而将失败归因于社会。社会心理学家将这种认知偏差成为基础归因谬误，认为人们通常会忽视情景因素对自己的成功，或者评价社会事件和他人所具有的潜在影响。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学生改变了西方社会心理学界的认识，也就是注重特质归因并非是人类普遍的认知偏差，基础归因谬误或许不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认知偏差，而是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独特认知模式，因为东亚文化很少出现忽视情境因素的认知现象。
1991年11月，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卢刚枪杀了包括他的导师在内的四位教师同事。这一事件后来被作为研究东西方社会事件归因模式差异的重要资源。研究者发现当地面向亚裔群体的报纸所报道的内容大多以谴责和反思美国文化对此次恶劣的枪击案的影响，而面向美国人群体的报纸则剖析卢刚的性格特质。前者是典型的情景归因，而后者则是典型的特质归因。这篇论文作者是Morris和彭凯平，发表在《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之上，题目是“文化和原因：美国人和中国人对社会和物理事件的归因”（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这项研究发表后，基础归因谬误就成为一种受到文化影响的认知偏差，个体主义导向的社会成员比集体主义在评价社会事件时更容易出现基础归因谬误。确实，最近发生在复旦大学的JWH事件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当这一事件发生后，最先引发公众关注的就是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对青年教师的影响，这不得不让人联想三十年前的卢刚事件所引发的讨论。
正因为集体主义社会更倾向于做出情景归因，所以我们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对青天大老爷的渴望有了新的理解。在传统社会，青天大老爷就是一州一县的主宰，他是整个社会的代表，也是整个社会运行的掌舵人。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普通百姓对社会事件进行归因就是找到一个实际控制人。如果再往大地说，皇帝就是一切情景因素的总和，个人的特质过于微弱无法在复杂的缺少掌控力的社会事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给某个事件进行归因的本质就是寻找该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因果常识观念中，原因是能够直接导致结果出现，并能对结果负责的先在事件，甚至原因前件有一种权力。因此，情景归因将事件的发生归咎为社会因素，从侧面表明个人特质在掌控这个事件上的薄弱。美国的个体主义文化让卢刚产生孤独感，从而扭曲了卢刚的人格特质，卢刚无法抵抗个体主义文化。平头百姓希望青天大老爷为其做主，也反映出青天大老爷和自己所能掌控的因素之间的力量的悬殊。
因此，无论是情景归因还是人格特质归因，实则都是在一个社会中寻找最稳定最有力量的因素来为某个事件负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