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河南雜文學會一行到淮濱採風，我收穫之一是認識了“循吏”一詞。
當然得從孫叔敖說起。孫叔敖，蒍氏，名敖，淮濱縣期思鎮人，春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楚國名相。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第五十九》列其爲第一人。“循吏”之名即此出現，後被《漢書》、《後漢書》直至《清史稿》承襲，成爲正史中記述那些重農宣教、清正廉潔、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的州縣級地方官的固定體例。司馬遷將孫叔敖列爲循吏的核心理由是“奉職循理”，“可以爲治”，即奉公盡職按原則行事，可以用他做榜樣治理好天下。古代重農，一般認爲官員的政績首要在於發展農業經濟，其次是教育，再次是理訟。孫叔敖“施教導民”得“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得“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故“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恐怕是他的治水之功。
淮水之患久，孫叔敖在出任令尹前，“決期思之水，而灌雩雩之野”，即帶領當地人民興建水利工程，灌溉農作物，這項水利工程，就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芍陂”（今安豐塘），它的出現，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增強了國力。
孫叔敖還善於疏通上下言路，使世情得以上聞，上令得以下達。比如楚莊王更換小幣爲大幣，百姓用起來很不方便，造成市場紊亂，孫叔敖上朝如實稟告，並請楚王“遂令復如故”，市場得以恢復。楚王認爲高大的車利於駕馬，想改變楚地坐矮車的風俗，準備下令把矮車改高。孫叔敖說：“臣請求讓鄉里人家加高門檻。乘車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們不能爲過門檻頻繁下車，自然就會把車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應。過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動把坐的車子造高了。
由此可見，要想成爲“循吏”，必須有能，有智慧。但這兩條也需建立在另一基礎上，即：德。
孫叔敖少年時，曾遇兩頭蛇，時俗認爲見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見。於是，他斬殺了這蛇，埋入山丘，其品德爲族人讚佩（出典見《賈子》）。《史記》載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地；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即可看出，孫叔敖淡泊名利，爲官只求盡職盡心而無悔。
因此後人一般認爲“循吏”是“良吏”，爲好官。不過，也有人將之作爲“庸官”，比如作家劉遠舉在《項俊波的能吏與循吏辯》中說：“所謂循吏，指的是遵循爲官的法理制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與此相對應的是能吏的概念，指那些熟悉爲官之道，卻不墨守陳規，長於解決棘手疑難問題，推進改革的官員。顯然，項俊波算一個能吏。”他的依據是司馬遷在《自序》裏說，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
在筆者看來，太史公在《自序》中的話跟《循吏列傳》正文有所不同，只是爲了區別《酷吏列傳》，因爲“酷吏”其實也是清廉能幹的，只是太傲氣，剛愎自用。《循吏列傳》中的孫叔敖、子產、公儀子、石奢、李離，要麼清廉剛正，治國有方，要麼自省而捨生取義，實在跟不求有功搭不上界。而《酷吏列傳》中郅都、張湯、尹齊等人，在任時，也都非常清廉，親戚的饋贈從來不接受，熟人的請託也從來不答應，身後都沒有太多的財產。他們與循吏的區別，在於前者循規蹈矩，求實穩健，又不失計謀，考慮蒼生百姓；後者唯聖上的旨意是從，皇上想打擊的人，他想法治倒；皇上想釋放的，他長久拘留不處理而慢慢等待轉機。在這種作派下，酷吏的下場往往都不是太好，他們樹敵太多，最終也難逃被打擊迫害的命運。劉遠舉先生把循吏與能吏對應，恐不是太史公之本意。
亦有人把循吏與清流（或曰“清議”）對舉。依據是明代張居正之言。張說：“這當官呀，有多種當法。有的人沖虛淡薄、謙謙有禮，遇事三省其身，雖不肯與邪惡沆瀣一氣，卻也不敢革故鼎新、勇創新局，此種人是清流，眼中的第一要務是個人名器，其次纔是朝廷社稷；還有一種人，大瑜小疵，身上有這樣那樣的毛病，讓人家一揪一個準，但是他們心存朝廷，做事不畏權貴、不必禍咎，不阿諛奉上，不飾僞欺君，這種官員叫循吏。我們只要循吏，不要清流。”
這裏的循吏，其實就是劉遠舉先生所說的能吏，又近似於史太公筆下的“酷吏”；而這裏的“清流”，卻是劉元舉筆下的“循吏”：實在是有點亂。
今天，我們看待官員，不妨以法律條文來區分其合格與否。當下改革更加深入，需要有膽識有魄力的領導：但公職人員行政和執法的前提是依法，就知道，我們國家需要的仍然是孫叔敖那樣的循吏。他們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爲人民着想，爲人民服務，依法行使權力。制定計劃或處理問題時，既積極主動敢擔當，又能夠在合法的基礎上適度考慮風俗民情，才能造福一方，爲百姓所稱道。
在淮濱小城，這個循吏第一人的故里，我們參觀淮河博物館，感受濱河之土古老的文明，感受淮河兩岸勤勞淳樸的民風；我們流連於方家湖溼地，看鳶飛蘆茂，水天相接，芳草萋萋；我們驚異於紡織工業區，讚歎潔白的纖絲，精美的花紋，創新的科技：我們品嚐剛出爐的金黃的手撕麪包，香甜酥脆的各式麪點……有一種欣慰和祝福充溢心間：循吏常在，人民安康。
（正文2008字）寫於2018年
已收入《五百里水路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