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盧璐
來源 | 盧璐說 （公衆號：lulu_blog)
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夫妻吵架的時候，也沒有一次是突發的。最近，我和盧先生吵了一次大架，原因，至少可以溯源到2019年。
2019年，對我們一家來說，是改變人生的一年，我們帶着倆孩子，離開了生活七年的上海，搬回了法國。
現在說起來真簡單，就一句，然而理東西搬家、找集裝箱、網上找房子、看房子、找貸款、申請學校、面試……哪一樁都是令人崩潰到剝了一層皮！
彷彿老天生怕我們不夠忙，就在這重重疊疊的狀態裏面，盧先生還換了工作。
一間很有實力的集團合作了一項新能源的專利，註冊了一間子公司，準備工業化。行業，職位，包括薪水，盧先生都滿意，公司對他也很滿意。
爲了表示重視，他們常駐法國富豪榜上的董事長來上海出差，專門和盧先生見了面。爲了籤最後的Offer，還專門付了機票，請他回法國參觀辦公室。
這個世界上的男人，無論文化和國籍，骨子裏都住着一個知遇之恩的夢想。總覺得有一天，自己會路遇恩主，從此後跟着“哥哥”發光發熱，鞠躬盡瘁，也死而後已。
雖然當時的我並不特別贊同，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讓他去，他一定會因爲遺憾而記恨我一輩子。
盧先生用光速辦好所有的手續，正式開始上班，然而發現好難。
主要是公司實在是太遠了，離家三十公里。坐地鐵要一個半小時，開車要一個半到三個小時。新工作，新公司，本來就忙，再加上通勤的三四個小時，他基本每天八點前出門，八九十點纔到家，累得就像是一條狗，飯都不想喫，只想趴在沙發上看電視。
我十分理解，面對中年危機，一個男人的責任和壓力，可作爲一箇中年女人，我難道是如花兒一樣，在輕舞飛揚麼？
說說我最近的一天。
送完孩子到家九點，我釘在電腦前，工作到一點半。我用微波爐熱昨天的剩飯，就看到思迪游泳隊的老師在羣裏發，從現在開始，每週二提前半小時。幾乎下一秒，一起拼車的媽媽就給我發私信：“今晚提前了，你們能去送嗎？”
我苦笑着回：“我們不能”。
思迪是比賽級的游泳隊，開車15分鐘，一週要去四次，八個來回。我們是三家拼車送，可每家都有不止一個孩子再加工作，所以安排接送，就像是個腦暴遊戲。提前了半小時，等於把之前的接送表全打亂，要重拍。
我們這邊還沒討論明白，我的鬧鐘響了，兩點我有網球課。
不要覺得，中年女人還去上網球課，真的好會生活。我完全是爲了子覓。子覓一直沒有一個能夠堅持下去的運動，打球跳舞，樣樣都是馬馬虎虎，可有可無。
跳舞，我真的是不行了，所以咬牙報了同一個俱樂部的網球課，希望學會了兩個人可以一起打，提高她的興趣。
我一面講電話，一面換衣服，只來得及換了運動褲和球鞋，穿着毛衣戴着絲巾就跑去了，這Look很迷。
網球課一小時，完課到回家，拼車媽媽留了幾條留言，我正在寫回復，就有個電話進來，是子覓的班主任打的，剛剛子覓被一個小男生撞到了臉，現在子覓覺得不舒服，問我能不能到學校接她回來？
自從去年子覓騎馬課摔成開放性骨折，我真的太害怕這種電話了，我永遠不知道跑過去，孩子會是怎樣的狀態。
我整個人都軟了，必須攥緊了手指，把指甲卡到肉裏，讓痛感幫助我保持清醒。
那時已經3點35了，思迪有個老師請假了，我要3點50接她放學。我一面拎包穿鞋，一面給思迪同學媽媽打電話，他們今年剛搬過來，離我們家很近。
謝天謝地，她接了，我驚慌失措地說：“等下能把思迪一起接到你家？妹妹撞到頭了，我要去接妹妹。”
她馬上說：“沒問題，你快去。”
我快快快跑到學校，子覓半張臉又紅又腫，還破了皮。我確認她看人不模糊，不噁心，帶着她回家，路上等紅燈的時候，給阿姨發了短信，等下不用來接孩子了。
回到家，我給子覓塗上防止淤青的藥膏，小姑娘哭哭啼啼地要抱抱撒嬌，等我把她安置好，回到電腦前，看了一下法國手機，幾通思迪同學媽媽的未接電話。
我趕快打過去，她說：“我3點50前，就到學校門口了，可是你家女兒我家兒子，都沒見到。他們是不是4點50下課啊？”
可學校的網站上，明明寫着老師缺席呀。這時已經4點42了，我又急急忙忙地穿鞋拎包，快快快跑去思迪的學校。
接到思迪，他們的確是3點50下課，思迪去了圖書館。可同學早就跟別的同學走了，我趕快又給那個媽媽打電話，讓她繼續想辦法找娃。
倆個娃都到家，我趕緊張羅着，讓孩子們洗手喫點心，剛吃了一口，課外老師就已經在按門鈴了。
其實，很多像我一樣的老母親並不是想雞娃，但只有孩子們上課的時候，我才能不用管她們。
要知道，從一點半到現在五點多，我沒有一分鐘在工作，手機上別說紅點點了，佈滿了專門@我的消息。
國內已經晚上十一點多了，我趕緊上線，處理最急的工作，還很多沒處理好，老師就下課了。
接下來，阿姨下班順路送思迪去游泳，我一面做飯，一面看着子覓寫作業，一面盤算着工作，一面盤算着游泳到底怎麼排？
飯做好，子覓作業寫得差不多，已經8點10分了，盧先生還是沒動靜。
我打電話給他，他說：“我已經在路上，但有點堵，這點兒了，你們先喫吧。”但他講話的背景很安靜，一點不像在車裏。
我們共用一個蘋果賬號，位置向來都是共享的，盧先生以爲我不會看共享位置，我的確不會，不過最近思迪教會了我。我就去看了他的位置，居然還在辦公室！
終於說到“吵架”的正點了。
我們先是打了27通電話，法國的網絡也沒有那麼差，主要是爲了表現憤怒，硬扣掉對方很多次。
盧先生九點多到家，我已經讓孩子都喫好飯，上牀了，我們又呲牙咧嘴地吵了兩個多小時。吵架，變成類似一個激情與速度的遊戲，看誰能搶到最後一句！
最後盧先生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衝我說：“想離婚，明天我去找律師。”說完摔門就走了，門外九度，他穿着短袖襯衣。
我衝着他背影說：“律師你找，錢我付。”把門鎖上，然後就刷牙洗臉，上牀躺着。
其實，我們倆個人都知道，這根本是一個至少近期無解的命題。
誰想讓巴黎堵車？誰能抹去那三十公里的距離？誰的工作能說換就換，那麼容易？
雖然我在家，我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可是我停下來去接孩子，做飯，管家的每一分鐘，都需要在其他的時間段找回來。
他晚上回家，可以趴在沙發上看電視，而晚上孩子們上牀了，我只能去碼字！
他的無奈，我都明白；我的憤怒，他也都理解。這一次，就像是之前很多次，或者其他中年夫妻之間的無數次爭吵，並沒有什麼誰對誰錯，誰過分誰陰險，誰可惡誰該死？
我們之所以還是大動干戈地吵了三個多小時，只不過是情緒所致。
對於可憐的中年人來說，彼此爲難，相互傷害，那種重口味的痛感，可以幫助我們，忘記自己的人生，到底有多無奈？
那一夜說不生氣，是假的，我在臥室，盧先生在客房，各自輾轉，一直未眠。
第二天晚上7點剛過，我在廚房裏，一面跟孩子們做作業一面做飯，突然聽到有人推門進家，我們娘三同時大喊：“是誰？”
門廳裏傳來盧先生悶悶的聲音：“我”。
子覓跟小獵狗一樣，一下子就衝出去了，跳進爸爸的懷裏。盧先生抱着子覓走到廚房裏，我們對白了一眼，懶得講話，我繼續切肉絲，他看了看水池，挽起袖子削土豆皮。
我們這場架，吵到這裏就過去了。我所有沒結婚的小助理都覺得不可思議，吵架怎麼能夠，沒有分出對錯，沒有人道歉，沒有人講和，更沒有掰開揉碎地往深裏講？
可事實真的就是如此，亦如我們人生中九百九十九次其他的吵架，最後也是虎頭蛇尾，沒了迴音。
歐洲緯度高，七點多就要點燈了。
那一日，如果你在那個時候，正好從我家窗口走過，就能看到一個畫面：在暖色調的燈光裏，一對夫妻在默契地煮飯，一對女兒在認真地寫作業，幸福且溫暖。
可事實上，我當時正在心裏想：“男人就是賤，不教育不行。”估計他也在想：“女人就是傻，不哄不行。”
哎，賤男傻女，天生一對，這大概就是人到中年的市井夫婦，關於婚姻最心照不宣的守候吧。
多少婚姻都是這樣，在相互嫌棄中不離不棄，直到最後，活活地捱成了浪漫的傳奇。
盧璐：有兩個女兒的留法服裝碩士、作家，行走在東西方文化差異裂痕中間的，優雅女性自媒體。新書《三十幾 來得及》，《有實力纔有底氣》正在熱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