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兩個晚上的時間看完了陝西作家陳彥的《裝臺》，有一些感受，不吐不爲快。一句話而概之，那就是:小舞臺，大人生，刁大順帶領着一衆農民工兄弟們，裝的是舞臺，演的是人生。
作家陳彥，土生土長的陝西人，這部小說讀完後最大的感受就是親切，陝西人寫陝西本土的人和事，一股濃濃的鄉土氣息鋪面而來，不論是其中的關於街巷的環境描寫，如大雁塔，碑林，文藝路布藝市場，還是肉夾饃，涼皮，胡辣湯等陝西小喫的描寫，無不讓人產生一種身臨其境之感，或者產生極強的代入感，覺得故事就發生在自己身邊，刁大順居住的刁家村，可不就是八里村，李家村，大雁塔這些城中村中的一個，走在煙火味極濃的城中村街道上，迎面而來的騎着三輪車的那一個，可不就是刁大順嗎？
主人公刁大順是真真正正的西京城裏人，在世代生活的刁家村，擁有自己的一個院子，上下兩層小樓，在樓市瘋長的西京城，這絕對是一份家業。在他周圍，既有以開麻將館爲業的疤叔，疤叔離了婚經營超市的前妻；又有以賭博而聞名全村的親哥哥刁大順，據說他常年居住在澳門，偶爾回鄉探親；還有他的三十歲了還沒有出嫁的姑娘刁菊花；還有以大吊猴子爲代表的幾十個進城務工跟着刁大順以裝臺爲生的農民工兄弟。這些人物，構成了刁大順生活的社會環境，也就是外部環境，刁大順就這樣，以一個城裏人的身份，帶領着一班農民工，以裝臺爲生，以下苦力爲主，在西京城討一碗裝臺的飯喫，也在這個表面光鮮的城市，爲自己爭得一席之地。
刁大順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咱就是個下苦的，放心，一定把臺裝好，誤不了你的事。”這句話，上到全國知名的大導演，西京城有名的秦腔劇團的團長，副主任，小到寺廟主持，農村主事人，刁大順統統拿來，逐一應對。普普通通的一句話，既是擺明自己的身份:下苦的；又是一句承諾:就算我是下苦的，但吃了裝臺這碗飯，就有了責任，有了使命，拿了人的錢，就要給人把事辦好，讓出錢的人滿意。刁大順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裝臺，就是在大大小小的各種演藝演出之前，收拾場地，搭建舞臺，組裝設備，調試燈光，屬於演出的前期準備工作。一場演出能否成功舉辦，關鍵在於舞臺裝的好還是壞，能不能稱上導演的意，領會導演的創作意圖；往深了說，需要裝臺人有一定的理解能力，藝術造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裝臺也是一種藝術的再創作。臺裝得好，成功，可以爲舞臺表演加分，臺裝的不好，會極大的影響演員在舞臺上的表演，拉低演出效果的。
刁大順作爲一個手下有幾十個工人的小頭領，他既算不上是老闆，因爲裝臺是苦活，要得大家服你，就需要你沒有任何理由的和大家一樣出力，一樣流汗，一樣扛着上百斤重的燈箱，爬高上低，在半空中把燈箱安裝在適當的位置上；又和工人們稍微有所區別，他是土生土長的城裏人，幾十號人能不能喫上飯，全憑他和各種頭目團長主任領導周旋應付，搞好關係，從別人手裏討到活計，謀個生路。於是在所有身份地位高於他的人眼裏，他確實就如自己說的，是個下苦的，雖不受人歧視，但也談不上尊重；在需要靠他謀生的農民工眼裏，他是城裏人，是他們的領導，飯碗所在，他們之對於他，是絕對的尊重、敬重的；但在如疤叔那樣的同村人眼裏，他刁大順最是無能，大半輩子靠三輪車給人拉貨爲生，末了還幹上了裝臺，一天到晚就是出力受窮的命；尤其他的女兒刁菊花，從骨子裏瞧不起自己的父親，認爲自己過不上像樣的日子，都是因爲他的窩囊和無能。刁菊花對刁大順的感情，除了瞧不起，甚至還有仇恨。
就是這樣的小人物刁大順，每天弓着腰，騎着三輪車，穿梭在西京城的大街小巷，在忙忙碌碌中充實着自己的人生，也實現着自己的價值。
讀至此，我忽然覺得，刁大順僅僅只是作者筆下的一個人物嗎？不，不是的，他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平凡的如同身邊擦肩而過的陌生的路人，試想我們每一個人，不都是如他這般平凡，普通，在平淡的生活中苦苦掙扎，努力想活出自己的那份獨特，與衆不用嗎？可惜的是，大多數人活着活着，已經忘記了最初的目的，在生活的滾滾洪流中迷失了自已；只有少數人，像刁大順一樣，在艱難困苦中能夠守住本心，堅守做人的底線，爲比自己更爲弱勢的人爭取利益，在利益面前不紅眼，不自私，更不唯利是圖。大概正是憑藉着這一點，普普通通的刁大順，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才能在別人心裏，佔有一席之地。這也是刁大順能夠贏得地位高於自己的一班人的看重，在裝臺這一行業一干就是幾十年且能夠站穩的原因。
諾大的西京城，幹裝臺的，也不是隻有刁大順一人，可別人都是幹不了幾天，就因爲利益分配不均，或是當頭兒的抽工人的利抽的太乾最終散了夥，只有刁大順在這個行業站穩了腳跟，一個以他爲首的裝臺隊伍得以保存下來並在西京城裏出了名。除了刁大順心實，不坑害工人，不貪財，最主要的還是他的責任心，也就是面對甲方（出錢僱傭他們的人）的那股坦誠，那份擔當，那種身先士卒的精神，甚至還有他混跡於裝臺行業幾十年而薰陶出來的藝術造詣，關鍵時刻對於裝臺的精闢見解，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爲他樹立了口碑，以至於只要有了演出，有了裝臺的活，別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刁大順。
小說中以瞿團長爲領導的秦腔劇團，是刁大順裝臺的主要對象，作爲西京城頭號演藝團體，秦腔劇團不光承擔着演出的任務，也成爲一個社會的縮影。瞿團長作爲一團之長，幾十年來在名角和羣衆，形形色色的人之間恰當的斡旋，平衡矛盾，化解糾紛，維持着劇團的穩定，推動着劇團的發展，也爲裝臺人謀得一些活計和利益。他不光關照刁大順等裝臺人的生存，在必要時如猴子因裝臺而受傷最終截去一根手指，大吊在參與京城演出而不幸身亡之後，他都能夠從裝臺人的利益和家人的角度考慮，儘可能多的給他們以經濟賠償；還在刁大順顧不上照顧女兒時把孩子領到自己家中，給予生活上的幫助，給刁菊花不甚美好的童年增添了美好的回憶。在瞿團長身上，體現着人性中善的一面。也正是因爲瞿團長的努力，在秦腔漸趨衰落的現實面前，秦腔劇團仍然能夠排練出《人面桃花》那樣的力作，並且進京參演並獲得大獎，此爲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