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新傳》是李一冰在牢獄中開始創作，歷時八年完成的鴻篇鉅製。和其他蘇傳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李一冰用千餘首詩詞串聯起蘇東坡的一生，在講述蘇東坡生平的同時，爲我們還原了每首詩詞創作的情景緣由，新版於2020年7月出版，豆瓣評分9.4，微信讀書列爲神作。
作者李一冰很神祕。《蘇東坡新傳》首版在1983出版之後，備受讀者推崇，但是問遍學界，無人知曉作者爲何人。直到2015年，書迷找到其兒子，才揭開其中的祕密：李一冰先被人誣陷，再遭昔日好友舉報，56歲身陷牢獄。該書創作於獄中，書成身退，故無人知曉。
一、蘇軾簡介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漢族，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學家、書法家、美食家、畫家，治水名人。
蘇軾在詩、詞、散文、書、畫、美食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爲我們提供了許多語文必背文章，例如，散文《赤壁賦》，詩《飲湖上初晴後雨》，詞《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等。蘇軾善書，爲“宋四家”之一，代表作品爲《黃州寒食貼》；擅長墨竹、怪石、枯木等，傳世名畫有《瀟湘竹石圖》等。此外，還創造了東坡肉、羊蠍子等美食。
蘇軾是一代文宗，筆下元氣淋漓，不但波瀾壯闊，而且瞬息萬變，令人目不暇接，時而把人帶到永恆的邊緣，驀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來的讀者，驚呼：“東坡，其仙乎！”無疑，在中國文學史上，蘇軾取得的成就是數一數二的，但是蘇軾卻時常發出“鬢須白盡成何事？”的感嘆，這是爲何呢？
古代的士人，榮辱繫於執政者（皇帝和宰相）的好惡，蘇軾的一生也是如此。蘇軾一生歷五朝，依次爲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其中宋哲宗早年由高太后（即宋英宗的皇后）攝政了八年半。蘇軾被宋仁宗、宋英宗賞識，宋神宗時期的宰相王安石討厭，宋哲宗幼年攝政的高太后喜愛，宋哲宗厭惡，因此一生起起落落，輝煌時，是金馬玉堂的翰林學士，堂堂三品大員；落魄時，居無所，在海南島儋州的桄榔樹下偃息，喫芋頭度日。
古代士人學而優則仕，把做官當成主業，文章只是副業。蘇軾的感嘆主要是因爲政治生涯的不如意。一生奔波並不能讓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還被貶海外，回“家”無望，何其悲哀。
在政治上，雖然蘇軾在中央沒有起到重大影響，但在地方是大有作爲的，他在州郡做了很多有益民生的實事，如穩定糧價、施藥防疫、治水防災、通河築閘、修井開湖等，深受當地百姓的愛戴。
莊子說，無用之用，方爲大用。詩文書畫和政治比起來，好似無用。但是千年之後，王侯將相終歸黃土，而詩文書畫反而是不朽的。從可以衡量的價值來看，蘇軾一張傳世畫作，拍賣價格高達4億多元；而蘇軾注入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則是無價的。
二、蘇軾的“打工”日記
（一）初入職場的迷茫和疲憊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蘇軾（26歲）赴鳳翔府出任籤書判官，這是蘇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籤判相當於現在的政府辦公廳主任，蘇軾的本職工作是核判五曹文書，工作內容非常繁瑣。此外，鳳翔府還有兩大特別任務，一是終南山特產的木材，每年均須編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黃河，運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則鳳翔是對西夏邊防軍的兵站基地，要負責集運糧米和芻秣，供給軍需。這兩大事務，都以“衙前”被徵召的老百姓來義務工作。衙前之役，是由政府徵召百姓義務擔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的一種制度。老百姓服役“衙前”，費時失業不說，更須擔負運輸中途的風險，如公物損失，就必須賠償，這無窮無盡的負擔，使老百姓幾至無以爲生的地步。徵召老百姓來運輸木材和糧草的工作，困難重重，何況黃河堤防，每年要修，販務徵課，更是繁雜。蘇軾是剛入官場的讀書人，之前一直過着讀書和考試的清貧生活，自己也是農民出身，哪裏管理過這種勞役百姓的現實工作。而且蘇軾是甚不耐煩的人，也不習慣官吏生活和西北的強風黃土，所以對工作感到苦悶和厭倦。嘉祐七年（1062）重九日，蘇軾不願參加羣官歡聚的“府會”，獨自一人跑到東門外的普門寺去玩，懷鄉念弟，心情鬱悶，作《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
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被排擠，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36歲）調任杭州通判。青苗法的流弊很嚴重，起先是執行的官吏強迫推銷“貸款”，現在受貸的老百姓還不起錢，被官府逮捕、拷打、追保以致入獄等，一連串壓迫的慘劇，就天天在地方政府的公堂上上演。問囚決獄是通判的職務。蘇軾剛強獨立，不能首鼠兩端，以一個激烈的反對論者，卻無可奈何地來執行新法，每日必須冠帶整齊，高坐堂上，看衙役着力鞭棰這些窮人，在一片號哭聲中，簽署無情的判詞——這是何等不堪的工作，這是何等荒謬的命運。蘇軾有詩曰：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
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棰環呻呼。
追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嘆一日娛。
…………
在窮苦百姓的哀嚎聲中，堂上的蘇軾慚汗滿臉，手執判筆，逡巡難下，落筆時幾乎沒有一次不是熱淚盈眶，隱隱作痛的良心，總在汩汩泣血。
熙寧四年（1071）除夕，別人都回家過年去了，蘇軾卻須在都廳裏值班，將獄中囚犯提出來逐一點名，直到天黑也沒點完，不能回家。蘇軾心想：我和他們沒有兩樣，他們爲了要喫飯才犯法，我亦不過爲了生活才貪戀這份俸祿，做這違心喪志的事情。心底裏有個衝動，很想學一學古人，將這些人犯暫時開釋，讓他們各自回家去過個年，但卻沒有這份膽量，暗自慚愧，作《題獄壁》詩：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
執筆對之泣，哀此係中囚。
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
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
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
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
盧秉奉派前來督導兩浙鹽務，杭州仁和縣湯村有鹽場，盧秉就徵召農民千餘人在湯村開鑿一條運鹽河，轉運使檄請蘇軾前往工地，督導工程進行。這一千多名被征服役的老百姓，丟棄了自家繁忙的田事，卻來開鑿河道，只爲運鹽之用，生活的憂慮不說，而其時天又久雨不歇，一路皆是泥淖，人人被雨淋得渾身溼透，簡直就像豬鴨一樣，在泥漿中打滾。河道中段，有一處地下湧沙，長達數裏，開鑿更是困苦。蘇軾要察看實際施工的情形，也必須在這上淋下淖、窄不容足的工程線道上與牛羊爭路，心裏憤鬱不平，作《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詩，爲老百姓叫屈道：“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說他自己：“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心裏着實抱怨，即使回家種田去，頂苦也不過像這樣在泥漿中打滾而已：“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
蘇軾經行新城山村，覺得山野小民，生活簡樸，慾望低微，若要使其各安其生，並非難事。倘如鹽不公賣，就不會發生販運私鹽的勾當，也不勞政府派遣使者勸督；山中小民，也不致因爲官鹽太貴，鹽法太兇，而長時期地淡食，蘇軾詩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整頓農田水利，是新政的基本工作。王安石不斷派遣勸農專使到地方來考察和督導。這批人中，不免有人仗勢凌人，百般挑剔，動輒以檢舉奉行新法不職來威脅地方官吏，弄得地方官戰戰兢兢，如逢豺虎。蘇軾看在眼裏，滿懷憤懣。
熙寧五年（1072）秋冬間，久雨不晴，稻穀都遭水淹。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收割，而市場上的糧價已被壓得很低。農民繳稅，本來法律規定納米交錢，任從民便。但自新法實行後，到處都錢荒米賤，於是官吏就一定要錢不要米。農民將米換錢，只剩得一半的價值，也等於加倍納稅，這是法外的剝削。蘇軾一腔悲憤，作《吳中田婦嘆》，專寫水患和虐政。
1074年秋天，蝗災蔓延及於淮浙，蘇軾又被派赴臨安、於潛、新城一帶，督導各縣捕蝗。蘇軾連日盡在田野間察看飛蝗的來勢，檢查受災的情況；晚上又須與有關人員研討捕蝗的方法，勞累不堪。一處事定，又須再去一地，這種單調的胥吏工作，更使他心裏充滿委屈的感覺。當他在臨平和於潛兩縣間的山上，行至浮雲嶺上時，體力更是疲憊難支，慨然有被人當作廝役差遣之恥，氣起來就想毀車殺馬，扯碎衣冠，逃歸鄉里去讀書，有詩曰，“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蘇軾一行作吏，百不自在，眼前所見，十九是浮沉利祿的無知下士，沐猴而冠，儼然作態，心裏塞滿了無比的厭憎。老者章傳道勸他，稍稍自己貶抑一點，才能適應這個現實，蘇軾昂然道：“如爾自貶，終不諧俗，故不爲也！”既不能自貶以和光同塵，做這“違志”的工作，更是精神折磨，痛苦萬分。蘇軾就唸茲在茲地希望掙脫現在這個官職，認爲即使回家去種田，也比現在好。
蘇軾後來回憶在杭州所受的委屈，寄同事周邠詩說：“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心裏的掙扎之苦，情見於辭。蘇軾的痛苦，一方面是現實政治就像是一灘渾水，自己爲了俸祿，攪拌於其中的無奈和痛苦；另一方面，則是初入職場的角色轉變帶來的不適應。出任鳳翔府籤判和杭州通判，是蘇軾從一個書生轉變爲管理百姓的官吏的過程。詩詞和四書五經可以修身養性，但對於實務是沒有幫助的，現實是民不聊生，而蘇軾職位低微，尚未熟練掌握官僚系統的運行法則，因此疲於應付，難免會失望、迷茫和心力交瘁。此後，蘇軾出任密州、徐州、杭州（二次）、潁州、定州等地知州，經驗豐富了，工作就更加得心應手，就顯得從容了些。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杭州做官是蘇軾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之一。杭州湖光山色，如詩如畫，山水間有許多寺廟和道觀，蘇軾在這裏結識了許多擅長詩文字畫的朋友。此後的宦遊生涯再無此等風光。年少不知杭州好，老了再想回到江南生活，卻一再遭貶謫，等到獲得大赦北歸之時，卻命不久矣，耕讀於江南的生活始終未能實現，人生就是這般無奈。
（二）蘇軾和同事的衝突
官場的水很深，同事之間的衝突是複雜微妙的。既有爭權奪利的黨同伐異，也有思想觀念和性格差異導致的摩擦，還有面子問題、帝王支持的互相制衡等等。具體如下：
蘇軾和王安石之間是相愛相殺。宋神宗想要富國強兵，王安石的法家變法思想，力主多種手段斂財充實國庫，恰好迎合了宋神宗的需求，所以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信賴。王安石變法是改變北宋軍事弱小的勢所當爲，但是推進過於急促，任用多爲趨炎附勢的小人，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常被扭曲成橫徵暴斂，而且不被保守派理解和支持，所以最終失敗了。蘇軾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薰陶，思想傾向是保守派，而且變法新推出之時，蘇軾只是一個得意太早的書生，缺乏實際的政務經驗，只因讀書較多，才氣充沛，率然放言高論，成爲了反對新法的尖兵。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經過金陵，拜訪了歸隱於此的王安石，此時，蘇軾已經有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政務經驗，對新法的利弊有了實際的感知，認爲王安石變法的部分措施是先進和有效的。
當年的現實政治，曾使王、蘇二人隔閡甚深，誤會重重。但至罷政閒居以後，蘇軾已在黃州，王安石對於這位後輩的才氣、學問和品格，卻又非常欣賞起來。凡遇有從黃州來的人，他必定要問：“子瞻近日有何妙語？”蘇軾一到金陵，還未拜訪，荊公卻已野服乘驢，到江邊來看他了。這兩位個性不同，但是一樣偉大的人物，金陵重見，彼此皆是臺下的閒人了，回首前塵，恍如噩夢。現在，悠遊林下的王安石，得以一代才人來看待蘇軾，蘇軾則以前輩敬視荊公，無拘無束地晤言一室之內，不覺都有快慰平生的喜悅。他們兩人，接連數日，朝夕相見，飲食遊玩，都在一起。王安石勸蘇軾在金陵買點田地，希望蘇軾留居金陵，和他作伴，蘇軾非常感動。蘇軾面對這偉大而又孤寂的老人，想起過去有許多可以後悔的地方，感慨到“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這是蘇軾真誠的懺悔之辭，是他經過御史臺獄的鍛鍊，經過黃州五年，沉痛的反省之後，才說得出來的真心話。荊公得此詩後，也很感動，惘然道：“十年前後，我便不廝爭。”
蘇軾和司馬光之間是和而不同。王安石執政的時候，蘇軾是站在司馬光牽頭的保守派這邊的。等到宋哲宗時期，高太后攝政，司馬光拜相，啓動全盤否定王安石變法之時，蘇軾力挺王安石的僱役法，並多次與司馬光爭論，還負氣請辭，導致了蘇軾與司馬光一派政客的關係惡化。最後仍然改行差役。差役不好，人人知道，臺諫官們之所以不說，在當時是爲逢迎相意。司馬逝世後，他們以爲太后一定要維持司馬生前的舊政，仍不敢說。蘇軾對於此事，耿耿於懷，也曾屢與執政大臣們提起，雖都接受他的意見，但以紛更不便爲由，沒有推行，等到朝廷詔求直言，他就決然上了《大雪論差役不便札子》。蘇軾此札，雖然無用，但是傷了臺諫的權威，且使司馬門人更加把他當做“叛徒”看待了。
蘇軾和程頤之間是氣質差異。蘇軾和程頤都信奉儒家思想，且同爲皇帝的講師。程頤動輒誦說三代古禮，言則必稱堯舜孔孟。蘇軾以精神自由爲重，心裏非常鄙薄程頤的矯揉造作，視之爲僞君子；程頤看蘇軾，則是一個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對方。司馬光死時，程頤依據“《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阻止羣臣弔喪，蘇軾平常就很討厭這位拘泥古禮、不近人情的道學先生，這時再也按捺不住，便嘲笑程頤道：“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的禮。”衆官大笑。程頤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蘇軾笑謔了他，這不但傷害了程頤的面子，而且開罪了視程頤爲聖人的一班洛學弟子，從此蘇軾就成爲洛派政客的打擊目標。
蘇軾與陳希亮之間是性格差異。陳希亮是鳳翔府知府，蘇軾是其下面的籤書判官，他們之間的公事關聯非常密切，但是兩個人的性格，卻是冰火不相容。陳希亮爲人剛勁，面目嚴冷，說話斬釘截鐵，常常當面指責別人的過錯，不留情面。蘇軾性豪闊，不會官僚滑頭，而做事卻勇於負責，意見不同時，便要據理力爭，一點不肯屈就退讓。陳希亮有意打磨一下後輩，所以對蘇軾寫的公事，毫不客氣地塗抹刪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負的蘇軾，更不容易忍受。陳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晉見，久久都不出來接見，蘇軾心生不平，作詩諷刺他。兩人之間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見。蘇軾益發落落寡合起來。他不預府宴，中元節也不過知府廳。陳希亮抓住這一點，竟然上奏朝廷糾劾他，蘇軾被朝廷罰銅八斤，蘇軾也不在乎。
蘇軾的真言不羣爲官場所不容。元祐二年（1087）八月，邊臣生擒吐蕃首領青宜結鬼章，這是宋朝立國以來第一次獲逮元兇，人心振奮，大家計劃拜表稱賀。但是，鬼章雖然被擒，而西蕃的主力阿里骨退走青塘，這一路兵打得怎樣，還沒有消息。蘇軾在滿朝官僚們一片阿諛聲中，獨以爲“偏師獨克，固亦可慶”，但是阿里骨的巢穴未破，稱賀不免太早。而且他更認爲“捷奏朝至，舉朝夕賀”，適足以助長邊軍將驕卒惰的風氣。這樣的議論，恰給衆人熱烘烘的興頭上，潑上一桶冷水，百官朝賀照樣舉行，他則不免爲人側目。
哲宗立，蘇軾起復還朝，因論差役僱役利害，得罪了司馬丞相，又爲程頤黨人側目，致被朔洛兩派交相攻擊；在經筵因論黃河不可回奪，開罪了執政，只好力求外放。這是蘇軾在中央無法長久立足的原因。此外，蘇軾才名滿天下，君寵過重，又不黨不羣，常常上書直言，容易爲當權的小人所嫉恨，故多遭攻擊，屢屢被貶。
蘇軾所生的時代，雖比陶潛所處的東晉亂世，要幸運得多；但士大夫階級利祿奔競、廉恥掃地的情形，幾乎沒有兩樣。因此，他特別欽佩陶淵明，認爲在這種“道喪士失己”的時代裏，只有陶淵明隨遇而安、進退自如的生活方式，最能保持個人皎然的志慨、獨立的精神。和詩曰：“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三）職業認同的焦慮
蘇軾是詩人的性格，率性任情與職業官吏的虛僞、功利和冷酷相差甚遠，常常在官場格格不入。如杭州的同僚，如監司張靚、俞希旦等，大多是浮沉利祿的俗吏，蘇軾常苦無可與言，但又不能不口是心非地敷衍他們，曾向老弟抱怨道：“居高忘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蘇軾自認疏懶和拙於應付，是他的無可救藥的痼疾，此病不除，則其精神上之陷於孤獨，也就很難自拔了。
蘇軾視陶淵明這位任情任性，胸懷坦蕩的“硬漢”，爲這個充滿虛僞、巧取豪奪人間裏的異代知己。陶淵明自述其性情：“性剛纔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所以他只好退隱。陶淵明在《歸去來辭》前序裏，說他棄官的原因道：“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陶淵明這“違己交病”四字，蘇軾讀來有切膚之痛。
蘇軾認爲他與淵明同病，尤其在遇事直言這一點上。蘇軾嘗有云：
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餘。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
蘇軾自知與淵明一樣，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個熱情而兼有豪氣的人，只適宜於做詩人，做藝術家，袍笏登揚，終是不類。年輕時在杭州做通判，宋朝的庶民有擁立街頭，聚觀大官開鑼喝道、威風過路的習俗。蘇軾當時，未感驕傲，他只作詩自嘲：“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獐。”不料錯落紅塵，一晃就是三十年，到現在快六十歲了，還在自欺：（《和陶飲酒之八》）只望早日擺脫吏事的糾纏，回到田裏去做個老老實實的農夫。
（四）職業疲憊和鄉愁
蘇軾一生宦遊，足跡幾乎遍佈了整個北宋地圖，出生在西南的四川眉山，西北至鳳翔（陝西寶雞），東至蘇杭和蓬萊（山東煙臺），北至定州（河北保定），南至海南島儋州。古代交通不便，千里之遙，需要經年累月才能到達，蘇軾如此大範圍的仕途奔波，顯然是非常辛苦的。
蘇軾年少苦讀，學成後奔波道路。當初以爲政治這東西，具有無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類的疾苦，剷除人間的不平。所以縱然喫足苦頭，也抱着極大的信心，要將一腔熱血，自己的理想，化作人類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參與的現實政治卻是那麼醜惡，不但抱負成空，而且並不容他。這眉州的農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蟲之化蝴蝶，添了兩條翼翅，適足被網膠黏；又如雀入大水化爲蛤，再也不能遠走高飛，回不了老巢。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謬誤。作詩曰：
《和陶飲酒之四》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
一朝傳兩翅，乃得黏網悲。
啁啾同巢雀，沮澤疑可依。
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
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職業疲憊在蘇軾身上，主要表現爲濃濃的鄉愁。西蜀特殊的地理環境，使蜀人自有獨立天地的思想，進而化爲熱烈的鄉土之戀。蘇軾兄弟因家業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師，尚在應試階段，就想盡早退休還鄉。兄弟倆在懷遠驛做了“風雨對牀”的約定，此後四十年間，兩人都念念不忘這個舊約。
蘇軾始爲鳳翔幕府，蘇轍留詩爲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熙寧十年二月，蘇軾和蘇轍七年未見，在徐州相會，時宿於逍遙堂。蘇轍想起懷遠驛舊事，忽已過去十六七年了，至今四顧蒼茫，還是一事無成，禁不住也有漂泊無歸的感愴，作詩曰：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元祐六年，蘇軾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東府近馳道，蘇軾夜中屢被車聲騷擾，不能安睡，就又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懷遠驛的舊夢來了。蘇軾作詩（並敘）：
《 感舊詩 》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嘗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悽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紀其事。 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 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牀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
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
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
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
筮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
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
扣門呼阿同，安寢已太康。
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
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
想見冰盤中，石蜜與柿霜。
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
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雖然明知蘇轍位居執政，不能隨便抽身與他同歸，但自個兒心裏，總還癡望，明年此日，可以相將還鄉，像兩隻鷗鳥沒入煙波浩淼的大海里一樣，不再被人記憶。
元祐八年，蘇軾出守定州，九月十四日往別蘇轍於東府。時值深秋，冷雨蕭瑟，蘇軾心情沉重。政局變化的趨勢，徵兆已見。蘇軾心裏明白，他們的失敗，幾乎無可避免。心潮起伏，無限惶惑。默唸着年紀已經那麼老了，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卸掉這副擔子，全身還鄉。今是東府主人的老弟，其實也不過是逆旅過客而已，他也居住不久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所迷惘的是不知茫茫前路，將走到哪裏去。“對牀夜雨”之約，恐怕終是一場夢，即使闖得過這一陣彌天的風浪，老兄弟倆還能像現在這樣健朗嗎？蘇軾這樣癡癡地想着、想着，不覺掀起了無限感慨，作詩：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
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
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
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
客去莫嘆息，主人亦是客。
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
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
歸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此外，蘇軾包含“夜雨對牀”的詩詞還有：
孤負當年林下意，對牀夜雨聽蕭瑟。恨此生、長向別離中，凋華髮。—— 《滿江紅·懷子由作》
仍將對牀夢，伴我五更春。——《和陶與殷晉安別》
林下對牀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 雨夜宿淨行院 》
遊宦生涯，漂浮無定，明年今日，連自己將到哪裏去都不知道，遑論兄弟對牀的舊夢。懷遠驛之後四十年間，雖然蘇氏兄弟都念念不忘這個舊約。可惜，一生奔波勞碌，卻始終未能實現這個約定。
蘇軾晚年的精神支柱是陶淵明。陶淵明在《飲酒》之十九里，復追述出仕的始末，有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裏。”一感覺到做官這事，傷害他的人格尊嚴與志意時，立刻拂衣而去。這種絲毫不肯牽就現實的果斷精神，使強項的蘇軾不得不說：“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蘇軾雖然時刻想着回鄉，但儒家的忠君報國、經世濟民的思想最終還是讓他在官場沉浮了一輩子。
三、蘇軾的自由之志
從來文人都不適於從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實際利害，而文人只管發揮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傳統的典常來約束一切，而文人則重視自由意志的考慮，不屑規例。
蘇軾一行作吏，百不自在。他渴望迴歸田園。物質生活好壞，蘇軾本不在乎，至少可以保持身心的自由與快樂。人須有所不爲而後纔能有爲，這是一個自由人所必須具有的品格。與一個過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祿，不在意世俗的榮辱，他只堅持他的價值觀念和精神的自由，正是“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蘇軾在黃州期間的一個夜晚，與幾個朋友在江上飲酒，薄醉歸家，一路欣賞江水接天、風露浩然的秋色，忽然興起“身非己有”的痛苦，生出掙脫塵網、追尋自由的慾望，獨自面對着江水幻想起來：“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蘇軾在潁州期間，一日在湖邊會客飲酒，看網師遷魚，心裏有很多感慨。人有遼闊的天地可養，何苦再被困在這個狹窄的政治天地裏，爭相殺戮；必須早日脫網，迴歸江海，“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蘇軾讀畫，不但深得畫趣，而且常借畫中形象，抒述自己的懷抱：如《韓幹畫馬贊》，說畫中這四匹“豐臆細毛”的廄馬，雖于山林間悠遊自得，蕭然如賢士大夫之臨水濯纓，但終不如野馬之無拘無束、得遂自由的天性；如《李潭六馬圖贊》，強調“絡以金玉，非爲所便”之可悲。
皈依自然，目的是在爭取精神生活的自由；要過自由的精神生活，必須徹底放棄物質慾望，才能不爲外物所役，就不爲別人做奴隸。雖然陶淵明一生，從來沒有脫離過飢寒貧乏的日子，但他“憂道不憂貧”，活得很快樂。因此蘇軾晚年以陶淵明爲師。
四、蘇軾的人生哲學
（一）蘇軾與莊子
蘇軾偶得《莊子》，看得廢寢忘食，喟然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1.蘇軾在密州時期（39-41歲）的莊子思想：齊物論、遊於物外
蘇軾不善積累財富，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而新法實行後，公使庫錢減少了很多。蘇軾知密州後，與通判劉廷式日常尋覓野生的枸杞和菊花來喫。蘇軾作《後杞菊賦》曰：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蘇軾葺治園北一個廢舊城臺，作爲登臨眺望的休閒之地。蘇軾要老弟給它取個臺名，蘇轍建議叫它爲“超然臺”，理由是：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耶！
熙寧八年（1075）十一月，臺成，蘇轍作《超然臺賦》，蘇軾作記曰：……雨雪之朝，風月之夕，餘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餘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蘇軾“遊於物之外也”的智慧，在《寶繪堂記》（熙寧十年作）中發揮得更透徹。文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則人爲主體，人居“物外”，來欣賞物，則天下沒有不可欣賞之物；“留意於物”，則物爲主體，人陷“物內”，而隨物之得失而流轉。所以“遊於物外”，乃是“無往而不樂”的條件。
東坡少時讀《莊子》有“深得我心”之嘆，這種喟嘆在後來現實政治的詭譎詐變之中，在爭權奪利之中，在自己橫遭誣陷之中，轉化成透徹的智慧。這種智慧使他痛切地感到只有莊子的超越現象世界，“審乎無假，不與物遷”的哲學，才能打開一條精神上的出路，以齊得失、忘禍福、混貴賤，而與萬物齊一。蘇軾從莊子哲學中體會出生命之最高價值，在於精神之獨立與自由。一個人要達到這種境界，則必先排除無窮的物慾及放縱的激情，這兩者都是使人不能超然物外的最大桎梏。
酒友趙杲卿（明叔）家貧好飲，不論酒好酒壞，只要能醉的都好。他嘴裏常常掛着一句膠東俗諺：“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蘇軾認爲這句俗語“其言雖俚而近乎達”，就擴充其意，作《薄薄酒二首》，茲錄其一：
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
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
珠襦玉柙萬人相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
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
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
2.蘇軾被貶黃州時期（45-49歲）的莊子思想：遊於萬化
臨皋亭外呼嘯不停的濤聲，赤鼻磯畔鬱郁蒼蒼的山容林相，原來看似沒有生命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只因有時間與他接近，日夕相見，不覺產生了意想不及的感情。有了感情才驀然發現宇宙所孕育的萬物，適其自適，各得其所，不但都具有內在的生命，而且蘊藏着無限的生機。一個在人生旅途中漂泊的靈魂，被大自然慈祥的母性容納了，則與朝陽夜雨，春花秋月，同爲有情天地裏的一分子，就如莊子《齊物論》所說的“三籟相應”。天籟與地籟相應，地籟與人籟相應，如此就可以達到“喪我”（去除偏執的我）的境界，則人與自然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世界，即與天地精神合一，使本是侷促的生命，即能無限擴大，無限超升，脫出現實世界時空的限制，獲得“遊於萬化”的自由。
在海闊天空的環境裏，大自然無窮的生意，與自己的靈感互相呼應時，這世界竟是那麼多姿多彩，美不勝收，《赤壁賦》說：“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蘇軾不禁歡喜讚歎道：“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大江滔滔東流，然而千年不竭；明月缺而復圓，萬古不改。天地間一切現象，看似都在不斷變化，但如以永恆的觀點來看這宇宙間的萬物萬化，則此江水何嘗流去，月圓月缺，到底也無所謂消長。所以蘇軾與客夜遊赤壁時，指着這片江水，這輪明月，慨然道：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生若不被某些短淺的人，強將表裏貫通的一個整體，分割成過去、現在與將來等若干片段，造成狹義的時間觀念，就不至於被侷限在這個特定的時間框框裏，輾轉沉吟，無力抗拒。
蘇軾在黃州住了三年後，思想境界，便是不同。從痛苦中體驗出生命之實相與妙諦，在對大自然的觀照中，悟出萬物運行變化的奧祕，從而肯定“天人相類，天人相通”的道理。倘若宇宙間的江水無盡，明月無盡，草木之春榮秋落無盡，則我們的生命亦豈有盡時？巨眼的蘇軾於是下了莊嚴的結論：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莊子《大宗師》篇論宇宙與人生的關係，正可作蘇軾“自其不變者而觀之”這句話的最佳批註。莊子說，把船藏在山壑裏，將山藏在大水裏，自以爲總已非常牢固了，如果半夜裏來個大力士將它背起來跑掉，愚昧的人還不曾知道哩！物，按其大小作適當的儲藏，仍然不免失落，要是“將天下藏於天下”，就根本無從發生“失落”這麼回事了。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超越了主體與客體的分別，物我兩忘地融合在道的境界，這便是“化”。人到了“化”境，便如郭象注言：“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遁之哉！”如此，將自己藏於天下，參與大化之流行，則我與天地爲一，遊心自然，無得無喪，物與我都一樣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中的一分子。
爲物所不及的人的生存，應該有其尊嚴的存在。大千世界、宇宙人生間，不能單看一剎那中的形象變化，而要以巨眼觀徹物我心靈交輝中所妙悟的大道，即是“永恆”。
3.蘇軾被貶惠州時期（59-62歲）的莊子思想：身如虛空
虛浮的人世，不過是華麗變幻的萬花筒，而生命本身，亦是有限度的存在。活到六十歲，回首前塵，仍然今是昨非，而所剩的時間，卻已非常有限了。只要認得“是身如虛空”，譭譽就都無從沾染。最理想的境界是莊子所說的：嬰兒從大車上掉下來，不會受傷，因爲他不知自有此身，沒有恐懼，也就沒有傷害。蘇軾認爲醉中求樂，不免還有酒醒的時候，正如生命之有生必有滅；人的智、愚、賢、不肖，一樣無助於生命的存續。所以，他拈出“不醉亦不醒，無癡亦無黠”的境界，才能返璞歸真，完全自我。蘇軾于思想哲學，不宗一說，以實用爲主。一方面本於莊子的齊物思想，從永恆的角度來看人的處境，便會發覺一切塵俗價值的虛無，而忘情榮辱；另一方面略參禪意，爲人不論智、愚、賢、不肖，都逃不過有生必滅的命運，所以不必妄弄心機。
4.蘇軾臨死之時（66歲）的莊子思想：齊生死
1101年7月25日疾革，蘇軾手書與維琳道別：
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裏，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蘇軾作此書時，雖已自知不起，但他心裏非常平靜，覺得一個人，怎麼樣個死法都無所謂，重要者是活着的時候，究竟是怎麼個活法，此即莊子所說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蘇軾一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且已竭盡一切，善事其生，所以今日，他能坦然寫道：“死生亦細故爾！”
（二）蘇軾與陶淵明
蘇軾一生與謗毀、誣陷和迫害相糾結，在被侮辱與被壓迫的苦難中，自尋種種紓解的方法，像搜尋治病的藥方一樣勤勉。莊子的齊物哲學給他的影響很大；佛學，特別是禪門的了悟，自喻爲得常啖食的豬肉，對他也很受用；不論如何困苦，他都熱愛生命，所以對於服食求神仙的玄說，也常寄以幻想；最後發現自己總是一個生於大地上的凡人，所以於歌詠愛情、友誼、佳餚、美酒，欣賞書畫藝術之餘，更以最大的熱忱，尚友陶潛，要以迴歸自然，做他最後的歸宿。
陶淵明並不是饒有深度的哲學家，他只是用樸素的文字歌詠人、自然和人生，描畫淳樸的鄉村生活，寫出了自己強硬的性格。他的詩，皆以經驗和感情做基礎，而非基於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學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語，卻是平民的言語。所以他儘管作田家語，而處處有高遠的意境；儘管作哲理詩，而不失爲平民的詩人”。
陶淵明構思出一個現實世界裏的理想國，即桃花源。陶淵明認爲人與萬物，同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夠用一片平等心來領悟自然的本態，享受自然的和諧，使人、我、物三者混成一體，遂能徜徉自得，上觀四時的運行，俯覽花木的榮落，以迴歸自然的精神打破時間的界限；現象雖然因時而有不同，但生命的本質卻並無差異，人與萬物同是天地間的無限生機，人與自然合一，精神裏便再也沒有任何衝突。
蘇軾自己說，南來以後，只有《抱朴子》的神仙思想和陶淵明迴歸自然的精神，支持他在苦難中兀立不倒。陶淵明並不生來就是一個脫離現實的隱士，少壯時代，曾經崇拜田疇、荊軻那類人物，是個“撫劍行遊”的遊俠兒，即因志不得伸，非常果斷地立即歸去。他之迴歸自然，一半出於性情，一半也是人生挫折所產生的反射。陶淵明晚年，氣概不衰，仍然是個不爲時移、不爲勢屈的倔強老人。蘇軾認爲淵明這種性情，頗有與自己近似之處。
自到海南後，蘇軾對於道家神仙之說，已經遠無初到惠州那時的狂熱；而這晉代田園詩人，卻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臥，似同一室，他和我們一樣，兩隻腳踏在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們共同享有從這大地上生出來的悲歡和苦樂。
不過，陶蘇二人經驗不同，天分有別。淵明意主澹逸，詩語“微至”已足；東坡豪邁，故多豁達之辭。所以軾雖和陶，而意境不同；蘇軾學不到淵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詭陸奇的達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正如我們眼前有這樣兩個人：一個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閒氣靜，眉目清澄，語言全從平凡的情理出發，令人覺得可親；一是做過大事、經歷風濤的豪士，眉宇軒昂，英氣內斂，辭鋒犀利而坦率，令人覺得豁達。前者是陶潛，後者便是蘇軾。
陶淵明的人生哲學，寓於“形、影、神”三詩之內，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恬淡主義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適。他認爲人有生死，與草木之有榮枯一樣，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則有生之日，便該從容享受酒與感官的快樂。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離，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運，形影皆空，所以人生應該聽任“神”之自然，“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於無助的痛苦之中。
蘇軾則好以浪漫的神祕知覺來體驗人生。他認爲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變化，彈指頃事，微不足道。唯有物我心靈間的妙悟，超脫形象之外，始入永恆。他認爲形與影相因而成，隨物而化。形如火上之煙，火盡，煙即消失。人之形體，不但要因時間的摧殘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後，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託。影如鏡中之像，鏡子壞了，而影仍不滅，因它“無心但因物”，萬變而不竭。道家的仙境，釋氏的佛國，都很渺茫。本想跟從陶翁，避到酒鄉去住，無奈醉有醒時，依然難逃人生劫數。回顧平生，真同兒戲，被人指目譭譽，了無意義，不如弄起一把火來（弄火，佛語），好的壞的一起燒了，從此肩上沒有負擔，“神”就自然超脫。陶、蘇二人，對人生的基本觀念，歧異在此。
五、蘇軾的樂觀和豁達
蘇軾一生經歷過數次險境，烏臺詩案，差點就殺頭了；62歲被貶渡海，這相當於是讓他客死海外，但他始終是那麼樂觀和豁達，最終都挺了過來，等到了大赦北歸。
試舉三件小事，可見蘇軾的樂觀和豁達：
蘇軾被貶惠州時，蘇轍也遭到了打擊，兄弟同處嚴重的患難中，他寄給蘇轍的萬里家書，卻只傳授在惠州啃羊脊骨的美味，還爲自己能喫到這種美味而沾沾自喜。書言：
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熱煮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幹），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抉剔，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書，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
蘇軾被貶海南，蘇轍被貶雷州，去貶謫之地之前，兄弟兩於滕州（廣西梧州）相會，在道旁買餅共食。這種攤子上做的餅，粗惡得簡直不能進口，蘇轍置箸而嘆，蘇軾卻已把他那一份大口喫完了，慢慢地問弟弟道：“九三郎，你還要咀嚼嗎？”大笑而起。這是蘇軾喫粗糲食物的法門。蘇軾從前用這不辨滋味的方法來對付黃州的劣酒。
初到海南昌化，蘇軾沒有一個熟識的人，只好租借數椽官屋，聊蔽風雨。後來蘇軾再遭迫害，被逐出官屋，蘇軾父子二人無地可居，偃息於城南的污池側桄榔林下。東坡偃息桄榔林中，則曰：“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其超然自得，了無慍色如此。
蘇軾在一次比一次更殘酷的打擊之下，爲何還能如此樂觀和豁達，這是我閱讀《蘇東坡新傳》最想搞明白的事情。試分析如下：
（一）知足常樂
蘇軾深受莊子齊物論和陶淵明自由恬淡的思想影響，不執着於物質和權利，能做到隨遇而安，榮華富貴的生活能過，窮困潦倒的日子也能過。懂得知足，自然常樂。
比如，蘇軾被貶海南島時期。海南的氣候，夏季酷熱，而且溼度很高，最能隨遇而安的蘇軾也感到度日如年。60多歲的蘇軾用精神抗暑，樂觀地相信自己可以長壽。其在《書海南風土》雲：
嶺南天氣卑溼，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當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
（二）隨和
蘇軾曾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無賢不肖，都能歡然相處。在黃州時期，他結識了三個本地朋友，對江樊口賣酒的潘丙，西市賣藥的郭遘，熱衷地方公益的古耕道，雖說是市井中人，但比一般士大夫更講義氣，肯爲朋友賣力，蘇軾在黃州五年，得到他們的照顧不少，有詩記之（《東坡八首之一》）曰：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將種，賣藥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
家有十畝竹，無時容叩門。
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
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餐。
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
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在儋州時期，蘇軾居昌化，雖甚孤寂，幸在生性隨和，和土著中幾個讀書的老者交上了朋友，如黎子云兄弟、符林、吳翁等均是。他們也常聚飲，詩言：“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客逢佳節，也還有人來邀他出門去散散步，如元符二年的正月十五之夜，月色澄明，有幾個老書生就來邀他一起出去步月，一直玩到三更天才回來。有“上元夜遊”一則記事，比諸黃州所作《承天寺夜遊》那篇小品，毫無遜色。記曰：
己卯上元，餘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蘇軾真誠隨和的個性，無論走到哪裏，無論是得意還是落魄，蘇軾都能得到朋友的喜歡和支持，這是蘇軾的人格魅力，也是蘇軾樂觀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善於發現美好
蘇軾是一個善於發現生活中的美好的人，他好文章、字畫、筆墨紙硯、美酒、美食、丹藥、廟宇道觀、山川河流、花草樹木、明月清風。世間有如此多的美好，他又怎麼捨得離去。就算生活不盡如意，知足常樂的蘇軾也能用他的妙筆，把它化爲高懸於苦難生活之上的詩情畫意和樂觀豁達。
比如，蘇軾和兒子蘇過在海南島喫芋頭度日。菜羹喫厭了，蘇過想出新辦法來，用山芋做羹，冠以美名曰“玉糝羹”。蘇軾吃了，拍案叫絕道：“色香味皆絕，天上酥酏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曰：
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將北海金齏鱠，輕比東坡玉糝羹。
從以上詩句來看，玉糝羹好像特別美味，但其實還是芋頭，不過被詩人美化了。真正讓此羹美味的是兒子的孝心和蘇軾的樂觀。
綜上，蘇軾深受莊子和陶淵明思想影響，而且個性隨和，知足常樂，並善於發現生活中的美好，所以雖歷經磨難，始終樂觀和豁達。
天才並非一帆風順，蘇軾跌宕起伏的一生和他歷經磨難而始終樂觀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們品味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