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本人從一所省屬中等專業學校畢業。
畢業時，正值七月，酷熱的天氣，加上對未知去向的焦躁不安，讓絕大多數同學，惶惶不可終日。
值得慶幸的是，我在實習期間，就接到班主任老師給我偷偷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我已被當地一家省屬事業單位人事相中，等到畢業，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去單位上班了。
離開學校的頭一天晚上，在班級晚會上，老師破例允許同學們飲酒，我也喝了一點兒，只是那麼一點點兒，交流，留言，成了晚會的主要內容。
那天晚上，我們宿舍睡得很晚，平時不愛說話的，也打開了話匣子。
兩年的時光，六百多個日日夜夜，被濃縮在短暫的離校前夜，有的同學爲學業和愛情雙豐收而感到歡欣鼓舞，有的人在爲檔案中的一紙處罰單而發愁。
而我，一箇中規中矩的人，能夠得到一張“三好學生”證書和早早地有了工作單位，也感到心滿意足。
離開學校的那天，我沒有馬上回農村老家，而是帶着行李來到了我三哥正在爲市儀器三廠職工建造家屬樓的工地。
在工地上呆了一週左右，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由於當時通訊不暢，單位無法與我取得聯繫，遂通過學校向我所在大隊打來電話，要求我馬上到單位報到。
那時，我仍逗留在市裏，家裏一時找不到我。
在七月末，我終於回到家裏。
母親一見到我，等得心急火燎的母親，急急忙忙地把這件事告訴我，讓我馬上返校。
第二天，我一大早乘坐公交車，經過中轉後，來到了學校。
我剛進學校大門，正好碰見教我英語的段老師，他用羨慕的眼神，面帶微笑地對我說，“你去的單位條件非常好，去了就給房子。”
給房子，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畢業生都住集體宿舍而言，無疑是個天上掉餡餅的意外之喜。
當時，我來不及去玩味，大步流星地來到班主任劉老師的辦公室。
劉老師見到我時，話裏話外地把我埋怨了幾句，“我怎麼打電話也找不到你。”
我當時只有自責，無話可話。
“你馬上到單位報到，到單位後先找qingbao研究室找郭主任。”
一九八一年的八月八日，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
這一天，驕陽似火，對於初來乍到的我，氣喘吁吁地從一樓一口氣地爬到四樓，敲開了QingBao室的門。
一進門，我就見到一位五十多歲，個頭矮小，瘦小乾枯的老頭接待了我。
他，就是劉老師讓我找的郭主任。
郭主任瞭解了我的來意後，這位曾經行武出身的他，沒有廢話，馬上把我領到了樓下的辦公室。
由於天氣炎熱，加之有些緊張，我到辦公室時，我的上衣已被汗水打溼。馬主任見我渾身汗水，立刻把“菊花牌”電風扇打開，並把風扇對着我，爲我降溫。
涼風陣陣向我吹來，我頓時感覺涼爽許多，汗水漸漸消退。
後來我才知道，馬主任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她是從槍林彈雨中成長起來的一位幹煉的女幹部。
馬主任見到我，她只說了一句，“你明天就到單位上班，因爲財務科Ji會計馬上要休產假。”
我聽到馬主任的要求後，當時讓我一愣。
因爲我在報道之前沒預料到會這麼急，我沒做好任何準備。
見於單位要求，我當面斗膽地向馬主任提出了給我一個星期準備被褥的時間，馬主任二話沒說，爽快地答應了。
回到家裏，我馬上把單位的要求如實地告訴了母親，老人家高興的勁就甭提了。
兒子就要到城裏工作了，這對於母親來講，最先想到的就是爲我重新做一套被褥。
母親一慣是個雷厲風行的人，想做的事，從不拖泥帶水。
就在當天，她老人家帶着錢，喊上我，興沖沖地來到河西的商店，買了二斤棉花，藍白相間的方格布，還有一塊花被面。
回到家裏，母親先把我從學校帶回的被褥拆開，通通洗一遍，把原先的被褥正面當裏子，把新買的面料當正面。棉花也是在原先的棉套基礎上，再加上一層新棉花。縫合時，沿着打好的石膏線，行距均勻，針角勻稱，如一條條平行線，她把普通的被褥，當作一件藝術品來精雕細琢。成品出來了，好奇的我，不管我怎麼看，都找不出瑕疵。橫看成一條線，豎看一條線，斜看也是唄直，如天安men檢閱方隊一般，這是老人家幾十年如一日練就的本領啊！
一個星期以後，我正式上班。
從此，我就成爲建國後堂兄弟中第一個喫上國家商品糧的人，同時也是我國恢復高考後，我們村通過讀書走出大山的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