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人从一所省属中等专业学校毕业。
毕业时，正值七月，酷热的天气，加上对未知去向的焦躁不安，让绝大多数同学，惶惶不可终日。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实习期间，就接到班主任老师给我偷偷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我已被当地一家省属事业单位人事相中，等到毕业，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去单位上班了。
离开学校的头一天晚上，在班级晚会上，老师破例允许同学们饮酒，我也喝了一点儿，只是那么一点点儿，交流，留言，成了晚会的主要内容。
那天晚上，我们宿舍睡得很晚，平时不爱说话的，也打开了话匣子。
两年的时光，六百多个日日夜夜，被浓缩在短暂的离校前夜，有的同学为学业和爱情双丰收而感到欢欣鼓舞，有的人在为档案中的一纸处罚单而发愁。
而我，一个中规中矩的人，能够得到一张“三好学生”证书和早早地有了工作单位，也感到心满意足。
离开学校的那天，我没有马上回农村老家，而是带着行李来到了我三哥正在为市仪器三厂职工建造家属楼的工地。
在工地上呆了一周左右，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由于当时通讯不畅，单位无法与我取得联系，遂通过学校向我所在大队打来电话，要求我马上到单位报到。
那时，我仍逗留在市里，家里一时找不到我。
在七月末，我终于回到家里。
母亲一见到我，等得心急火燎的母亲，急急忙忙地把这件事告诉我，让我马上返校。
第二天，我一大早乘坐公交车，经过中转后，来到了学校。
我刚进学校大门，正好碰见教我英语的段老师，他用羡慕的眼神，面带微笑地对我说，“你去的单位条件非常好，去了就给房子。”
给房子，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毕业生都住集体宿舍而言，无疑是个天上掉馅饼的意外之喜。
当时，我来不及去玩味，大步流星地来到班主任刘老师的办公室。
刘老师见到我时，话里话外地把我埋怨了几句，“我怎么打电话也找不到你。”
我当时只有自责，无话可话。
“你马上到单位报到，到单位后先找qingbao研究室找郭主任。”
一九八一年的八月八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骄阳似火，对于初来乍到的我，气喘吁吁地从一楼一口气地爬到四楼，敲开了QingBao室的门。
一进门，我就见到一位五十多岁，个头矮小，瘦小干枯的老头接待了我。
他，就是刘老师让我找的郭主任。
郭主任了解了我的来意后，这位曾经行武出身的他，没有废话，马上把我领到了楼下的办公室。
由于天气炎热，加之有些紧张，我到办公室时，我的上衣已被汗水打湿。马主任见我浑身汗水，立刻把“菊花牌”电风扇打开，并把风扇对着我，为我降温。
凉风阵阵向我吹来，我顿时感觉凉爽许多，汗水渐渐消退。
后来我才知道，马主任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她是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干炼的女干部。
马主任见到我，她只说了一句，“你明天就到单位上班，因为财务科Ji会计马上要休产假。”
我听到马主任的要求后，当时让我一愣。
因为我在报道之前没预料到会这么急，我没做好任何准备。
见於单位要求，我当面斗胆地向马主任提出了给我一个星期准备被褥的时间，马主任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家里，我马上把单位的要求如实地告诉了母亲，老人家高兴的劲就甭提了。
儿子就要到城里工作了，这对于母亲来讲，最先想到的就是为我重新做一套被褥。
母亲一惯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想做的事，从不拖泥带水。
就在当天，她老人家带着钱，喊上我，兴冲冲地来到河西的商店，买了二斤棉花，蓝白相间的方格布，还有一块花被面。
回到家里，母亲先把我从学校带回的被褥拆开，通通洗一遍，把原先的被褥正面当里子，把新买的面料当正面。棉花也是在原先的棉套基础上，再加上一层新棉花。缝合时，沿着打好的石膏线，行距均匀，针角匀称，如一条条平行线，她把普通的被褥，当作一件艺术品来精雕细琢。成品出来了，好奇的我，不管我怎么看，都找不出瑕疵。横看成一条线，竖看一条线，斜看也是呗直，如天安men检阅方队一般，这是老人家几十年如一日练就的本领啊！
一个星期以后，我正式上班。
从此，我就成为建国后堂兄弟中第一个吃上国家商品粮的人，同时也是我国恢复高考后，我们村通过读书走出大山的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