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事的時間始於1976年，那一年我七歲，暑假過後我開始上學了，之前的歷史一片空白。那時候我不知道什麼是育紅班、幼兒園、學前班，我們村子裏的人都不知道，我直接入的小學——小學是五年制。那一年發生了太多太多的大事，這是後來才知道的。
學校就設在村子東北邊的大廟裏。廟裏的泥塑神像早已不知去向，不過，屋頂上牆壁上的彩繪還依稀可見。幾間大殿做了我們的教室，窗戶比門都高且闊。大殿由於屋頂特別高的緣故，陰森可怖，一個人待在那兒會感到害怕。大殿的柱子很粗，粗到我們兩三個人抱不住。教室裏沒有課桌，老師就到大隊部找了幾塊長三四米寬三十公分厚兩公分的桐木板，在地上並排紮了三個三十公分高的土樁，把木板往上一放，就成了課桌。這樣的課桌總共有三排，每排坐五六個人不等。沒有凳子，老師讓我們每個人每週一從家裏帶一個小板凳，這樣教室裏的凳子就高高低低、奇形怪狀，週六下午放學再帶回家。那時候沒有雙休日，每週上六天半的課。
教室的大窗戶上沒有玻璃，冬天的時候，老師讓我們從家裏找一些那個年頭的稀罕物件——塑料紙蒙上，可是塑料紙不久就被大風颳扯爛了，再後來那大窗戶就張着大嘴，把凜冽的寒風使勁兒往屋子裏刮。因爲廟宇比一般的屋子建得高，所以夏天時教室裏涼爽極了，尤其是中午，我們喫過午飯，結伴來到學校，坐在教室裏涼爽的地上，或者坐在斜放倒在地上的光滑的石碑上玩。夏天的時候，我們能看到屋頂的大梁上常常爬着一條又粗又長的花蛇。老師說那是條菜蛇，沒有毒，所以我們也不害怕，不擔心它會掉下來，它爬它的，我們玩我們的。
教我們語文課的杜老師也教我們體育。學校的操場上沒有沙坑，我們沒法練習跳遠。杜老師就在體育課上，帶領我們十幾個男生，先在校園的一角挖了一個長方形的大坑，那大坑足足有兩三米寬四五米長十多公分深，我們楞是用了一個學期的體育課時間，用書包從距離村子兩三裏地的小河邊挖沙、運沙，一點一點，終於把沙坑填滿，後來我們就在那個沙坑訓練跳遠和跳高。
教室裏的黑板，是請村子裏的木匠做的，幾塊木板推平，粘在一起，上面刷上黑漆。黑板放在教室前面的木架子上，晃晃悠悠，老師在上面寫字，黑板和架子能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那時候最金貴的是粉筆，那玩意兒得買，而且經常買不到。所以老師讓我們到村邊的小河灘去撿石灰石，放到教室的牆角，以防備粉筆斷貨以後能用這些石頭頂一頂。黑板也因此被石頭劃得一道一道深痕。每年到了寒暑假，學校都要把村裏的木匠請到學校，請他把黑板再修整一下，刷一下黑漆。
那個年代物質匱乏。上了三年級以後要用鋼筆和墨水。這兩樣東西都不便宜。尤其是墨水，一瓶很快就用完了。學校有一個張老師會自己製作墨水。不知道他用什麼東西製成的粉末，用水一攪拌，就可以當墨水用了。雖然質量不如買的，但架不住它便宜啊，小賣部賣的墨水得幾毛錢，張老師製成的墨水只要幾分錢，同學們都買張老師的墨水。張老師的行爲在當時引起了轟動。
在村子裏上小學沒有早晚自習，不過家家戶戶也沒有用上電——家家戶戶用上照明電應該是在八一年八二年。在那之前村子裏大概只有大隊部和學校通了電。那時晚上回家也有homework，幾個孩子常常是用放學後的時間瘋玩，到了天黑纔在父母的吆喝聲裏回家喫晚飯，然後集中到某一同學的家裏，點起昏暗的煤油燈，熬戰，半小時的作業我們能用一個半小時完成。那時候家長們在一起，經常抱怨自家的煤油用得快。
在學校裏，瞭解外部世界的渠道就是聽廣播。學校有一個高音喇叭，每天都定時聽新聞。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斯德哥爾摩舉辦的第三十六屆世乒賽等等大事件，我都是通過學校的廣播知道的，那時我大概八九歲到十一二歲。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每天到了下午放學後，杜老師把我們幾個小孩帶到他家聽廣播節目《小喇叭》——“噠嘀噠，噠嘀噠，小朋友們，小喇叭開始廣播啦！”的聲音伴我走過了童年時光，杜老師家裏有一臺那個年代的稀罕物——收音機。
我的艱難歲月不算艱難。我知道長我十多歲的大姐二姐，小時候跟着父母喫食堂喫過玉米芯棉花殼芝麻殼磨成面做的饅頭；我知道長我七歲的大哥上大學是八十年代初，他讀了四年大學花掉了家裏八百塊錢，我上大學是在八十年代末，讀了兩年大學花掉了兩千塊錢。大哥有一件母親做的粗棉布襯衣，他穿了四年，打了好幾個補丁。而我要比姐姐哥哥幸運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