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艰难岁月

我记事的时间始于1976年,那一年我七岁,暑假过后我开始上学了,之前的历史一片空白。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育红班、幼儿园、学前班,我们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我直接入的小学——小学是五年制。那一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大事,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学校就设在村子东北边的大庙里。庙里的泥塑神像早已不知去向,不过,屋顶上墙壁上的彩绘还依稀可见。几间大殿做了我们的教室,窗户比门都高且阔。大殿由于屋顶特别高的缘故,阴森可怖,一个人待在那儿会感到害怕。大殿的柱子很粗,粗到我们两三个人抱不住。教室里没有课桌,老师就到大队部找了几块长三四米宽三十公分厚两公分的桐木板,在地上并排扎了三个三十公分高的土桩,把木板往上一放,就成了课桌。这样的课桌总共有三排,每排坐五六个人不等。没有凳子,老师让我们每个人每周一从家里带一个小板凳,这样教室里的凳子就高高低低、奇形怪状,周六下午放学再带回家。那时候没有双休日,每周上六天半的课。

教室的大窗户上没有玻璃,冬天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从家里找一些那个年头的稀罕物件——塑料纸蒙上,可是塑料纸不久就被大风刮扯烂了,再后来那大窗户就张着大嘴,把凛冽的寒风使劲儿往屋子里刮。因为庙宇比一般的屋子建得高,所以夏天时教室里凉爽极了,尤其是中午,我们吃过午饭,结伴来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凉爽的地上,或者坐在斜放倒在地上的光滑的石碑上玩。夏天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屋顶的大梁上常常爬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花蛇。老师说那是条菜蛇,没有毒,所以我们也不害怕,不担心它会掉下来,它爬它的,我们玩我们的。

教我们语文课的杜老师也教我们体育。学校的操场上没有沙坑,我们没法练习跳远。杜老师就在体育课上,带领我们十几个男生,先在校园的一角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那大坑足足有两三米宽四五米长十多公分深,我们楞是用了一个学期的体育课时间,用书包从距离村子两三里地的小河边挖沙、运沙,一点一点,终于把沙坑填满,后来我们就在那个沙坑训练跳远和跳高。

教室里的黑板,是请村子里的木匠做的,几块木板推平,粘在一起,上面刷上黑漆。黑板放在教室前面的木架子上,晃晃悠悠,老师在上面写字,黑板和架子能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那时候最金贵的是粉笔,那玩意儿得买,而且经常买不到。所以老师让我们到村边的小河滩去捡石灰石,放到教室的墙角,以防备粉笔断货以后能用这些石头顶一顶。黑板也因此被石头划得一道一道深痕。每年到了寒暑假,学校都要把村里的木匠请到学校,请他把黑板再修整一下,刷一下黑漆。

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上了三年级以后要用钢笔和墨水。这两样东西都不便宜。尤其是墨水,一瓶很快就用完了。学校有一个张老师会自己制作墨水。不知道他用什么东西制成的粉末,用水一搅拌,就可以当墨水用了。虽然质量不如买的,但架不住它便宜啊,小卖部卖的墨水得几毛钱,张老师制成的墨水只要几分钱,同学们都买张老师的墨水。张老师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在村子里上小学没有早晚自习,不过家家户户也没有用上电——家家户户用上照明电应该是在八一年八二年。在那之前村子里大概只有大队部和学校通了电。那时晚上回家也有homework,几个孩子常常是用放学后的时间疯玩,到了天黑才在父母的吆喝声里回家吃晚饭,然后集中到某一同学的家里,点起昏暗的煤油灯,熬战,半小时的作业我们能用一个半小时完成。那时候家长们在一起,经常抱怨自家的煤油用得快。

在学校里,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就是听广播。学校有一个高音喇叭,每天都定时听新闻。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三十六届世乒赛等等大事件,我都是通过学校的广播知道的,那时我大概八九岁到十一二岁。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每天到了下午放学后,杜老师把我们几个小孩带到他家听广播节目《小喇叭》——“哒嘀哒,哒嘀哒,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声音伴我走过了童年时光,杜老师家里有一台那个年代的稀罕物——收音机。

我的艰难岁月不算艰难。我知道长我十多岁的大姐二姐,小时候跟着父母吃食堂吃过玉米芯棉花壳芝麻壳磨成面做的馒头;我知道长我七岁的大哥上大学是八十年代初,他读了四年大学花掉了家里八百块钱,我上大学是在八十年代末,读了两年大学花掉了两千块钱。大哥有一件母亲做的粗棉布衬衣,他穿了四年,打了好几个补丁。而我要比姐姐哥哥幸运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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