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從景泰到天順，文官集團逐漸上位，武將集團最終淡出
@舊時漢月[原文]
@鐵山青士（笑獨行）[摘編]
其實，變亂並不是一無可取的，有時候大變亂之後往往能有大變局。而大變局又往往能生髮出大時代、大人物。這樣的變端有時甚至會改變一個王朝的命運。回望正統十四年的那個血色秋天，也許，這正是那石火光中孕育的剎那。
張居正和嘉隆萬大改革於嚴嵩專權、嘉靖佞道之後，在南倭北虜、財政空乏之際殺出一條血路，造就了萬曆四十八年這最燦爛的迴光返照。然而，我們只要把目光放得再長遠一些，我們便能看見，正統十四年後的那一段波詭雲譎的歲月，乃是歷史上更早的一個關竅。
張居正的變革是將已至斷頭的道路重行接續；而正統之後則是憑空扭轉歧路，將歷史帶上另一處軌道：朝堂上，文官集團的重心由皇帝移向內閣，武將（勳貴）集團被徹底排除在決策圈外。社會上，銀本位最終確立，商業經濟復甦，奢靡享樂之風開始興起，文人也開始重新拾回唐宋以來抒寫個人意志的習慣。思想上，士大夫開始走出明初恐怖壓抑的陰影，不再甘心做依附帝王的奴才，而是敢於以一身相抗君權，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從景泰到天順，萬事孔棘，百廢待興，景帝面臨的是土木之變後的爛攤子，英宗面臨的則是奪門之變後的爛攤子。兩次重大的政治變局之後，正需要一個“有爲”的帝王來平復政局。然而，不論是景帝還是復辟後的英宗，他們都沒有父祖的雄才大略，無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扭轉政局，因此他們要的不是一個俯仰忠順的祕書班子，而是一個能爲自己出謀劃策、擺平朝局的內閣。
所以，正是在這段時期中，內閣漸漸開始真正履行在政治上的使命，文官集團的權力得到進一步加強。景泰內閣中，實際的帶頭人陳循敢作敢當，頗有幾分鐵腕作風，在主戰、迎駕、易儲等事件上都能起到帶頭和拍板作用，不少明代後世內閣的儀制，亦都是在陳循手中奠定。
明末黃景昉《國史唯疑·卷三》言：閣中規制至陳芳洲始備，如奏定常朝與錦衣衛官對立御座旁，經筵立尚書都御史之上，午朝翰林院官先奏事，皆創自陳。使陳無易儲、訟試二事，居然傑品。
只是因陳循自身操守不佳，且所爲之事亦多是爲皇帝的私心打算，因此相權對於皇權的獨立性仍然不明顯，更沒有統帥百僚的威信。但比起正統年間暮氣沉沉的三楊內閣，陳循亦已算是大有進益了。
而到了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在幫助英宗清除了曹石逆黨之後，閣權比起景泰年間，更有了進一步的加強。向上，李賢享有和英宗“造膝獨對”的權力……他潛移默化地幫助英宗剪除權貴，成爲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往往能對皇帝的決策作出重大影響。向下，他在內閣和各部院中亦能如魚得水。當時的閣臣，彭時、呂原、陳文等人，都是謙恭謹訓的博學鴻儒，雖然之間不免小有摩擦，但整體已算是相當和睦了。而對於六部大臣，如吏部尚書王翱、兵部尚書馬昂等，也都能示以結好。這樣上下一心的決策班子在整個明朝都不多見。但李賢此人亦頗多心術手段，幾次排擠掉可能入閣的名臣嶽正、葉盛、錢溥等人。他如此外示修好，內行陰謀，手段何亞於後來的李東陽、楊廷和、夏言？推尊閣權，領袖羣僚，他的所爲甚至也爲徐高張們的專權開了一個“好頭”。
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武將（勳貴）集團的徹底終結。在天順以前，我們可以在很多行政事務中看見這類人的身影：公侯伯和駙馬們不但可以鎮守邊疆，領軍出征，還可以參與某些專業事務，比如永樂年間泰寧侯陳珪曾督建北京宮殿、平江伯陳瑄曾總督漕運。而在天順之後，明確說是“曹石之變”後，除了成國公、英國公等幾家老牌勳貴外，已很難在朝廷大事的決策中看到他們的身影。偶有一兩人藉着特殊的大事件上位，比如那位在大禮儀中活蹦亂跳的武定侯郭勳，但這些人一旦個人價值消失後，就會被帝王無情拋棄。
在正統年號的14年裏，三楊內閣暮氣沉沉，武將卻帶兵殺伐，轉戰南北。然而一旦英宗北狩，景帝登基，在陳循內閣和兵部尚書于謙的帶領下，雖然邊境、內地各種征討不斷，武將的權力卻被牢牢限制住，即便是在土木之變後保家衛國立下大功的一些武將，如石亨、楊洪、郭登等，也未能在進入政治決策圈。如石亨這般堪稱是景泰朝第一功臣的，居然連謀求外鎮都做不到，武將在景泰朝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應該說，景泰朝是一個君臣共同努力將國家決策權由文武同重向重文抑武方向扭轉的朝代，內閣勃興，武將失權，連一貫由勳貴掌握的京營都到了文官手中併成爲慣例，武將們的不滿顯而易見。奪門之變由武將們首先暗中串聯，這不是偶然。
奪門之變後，英宗藉着武將上位，即便其中有文臣如徐、楊輩，也努力讓自己的形象向武將靠攏，於是天順前期又將重文抑武轉爲了重武抑文……
後來英宗又下令，軍人犯罪，俱可從輕處理。甚至在本年年底，他甚至還想過由勳臣代他祭天，還是在李賢的勸止下才作罷。在曹石之變前，幾家新興勳貴更是能左右內閣的人選、部院卿貳的任免和封疆大吏的裁撤，這便是在太祖、成祖年間，也是不多見的。而曹石一旦伏誅，久歷政治考驗的英宗，最終還是選擇了向文官集團靠攏，重用李賢內閣，再不提軍人蔘政的事了。
然而，英宗喜好武功的政治風尚還未能完全消退。在這種慣性作用下，成化朝仍然在北部邊疆屢屢用兵。但等到了弘治之後，連這一點風尚也看不見了，大明王朝成了一個徹底的文官國家，內閣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卻有了宰相之實。而武將們在時代的承平和文官的雙雙抑制下，漸漸消磨去了“個人的意志”，成爲了國家政策的附屬品。他們之中誠然有作戰勇武的名將如戚繼光、李成梁等，但是在政治上的影響則完全不能和早期的勳貴們相提並論。若想要有所展布，便不得不依附朝中權臣，一旦他們在朝中的靠山倒臺，便也只有死路一條。若是有勳貴膽敢露出一點點危及皇權和文臣的苗頭，立刻便會被無情絞殺，比如嘉靖年間的“勳二代”咸寧侯仇鸞，即便一度手握京畿兵馬，也不過落了個瘐死獄中。
鐵山青士附註：該文帖系摘編自新浪博客網友舊時漢月的《序：從正統到天順（一）》和《序：從正統到天順（二）》二帖，2018年1月摘編，原題《從景泰到天順的明代政治格局：文官集團逐漸上位，武將（勳戚）集團最終淡出（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