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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继昌，中国家庭的文化与功能，1998：中国家庭的文化很强调孝顺，它的理想是彼此不分家，五世同堂同居，子孙繁衍，不可断了香火。但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功能，需要考虑是不是有那样的空间大家住在一起、工作在附近、祖辈高寿和和睦的氛围，所以现实上有其他变化来使文化理想适应现实，如，轮流接父母到自己的小家吃饭等。笔者最后强调了他对中国家庭文化理想的认同，认为当今世界变化之快，还是需要家庭团结才能让人有安生立命的空间，高度肯定传统家庭文化的价值。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中国能成为人口大国，与上述家庭观念应该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人巧妙地发明孝的观念，确保父母的传承能有经济收益，再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之命不可违”的文化观念，确保子嗣会根据命令和社会习俗去结婚、繁衍和照料后代。如此，基因传递自身的要求，就巧妙的被绑进整个文化观念中，个人不需考虑自己的爱好或自由，就会被赶著繁衍基因了。相对之下，西方社会的传统中，有教士贞洁的文化等，是不利于繁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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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泽涵与陈宽政 (1980), 〈我国家庭形式的历史与人口探讨〉, 《中国社会学刊》：本文的问题意识是：是否西方经济制度冲击下，确实导致家庭形式（人数）变迁，从传统的20人大家庭变成平均5人的小家庭？作者答案是否定的。其引用详实数据，证明历史上家庭人数一直平均在5人左右，并详论虽然大家庭一直是文化理想，但实际上维持大家庭只有少数家族做的到，来说明史上小家庭普遍存在的原因。作者结论到，虽然西方制度影响台湾社会深远，但暂时不足以影响家庭形式，至少从人口和组成方式来看是这样的。（作者自言，文章为讨论权力结构、父子土地相承问题等，是否收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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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er, Gary S. (1988), ``Family Economics and Macro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读起来很爽的一篇文章，逻辑严密，重点突出，真知灼见俯拾皆是。文章发表在AER，当时作者是协会主席。文章能被收录的原因，如果我能试著另作分析的话，是他清楚的梳理了脉络，并点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和可以发展的方向。
首先，作者指出家庭的决策（生育、投资、教育）会影响宏观经济数据，这一系列的研究最早发端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来是新古典经济成长理论，再来是他提出来的修正模型。在马尔萨斯的模型（内生变数是生育率）中，假设黑死病发生夺取许多人口的性命，则人均可使用的土地增加，人均产值增加，生育率上升，人口会再度回到原始水平，人均产值（工资）也会再回到原始水平。这个模型很早被捐弃，因为理论预测与实证数据不吻合，工业革命以来，人均产值上升，但人口数并没有增长。新古典经济成长理论（Robert Solow, David Cass, 1950s-1960s) （内生变数是利率），这个模型增加微观的函数设置，包含个体极大化两期消费和资本累积受利率左右，但它却仍考虑的太少。因为只考虑了资本累积的调整，因此得出人均产值会持久停留在同一水平的结论，与过去经济持续成长的事实违背，因此也很快被放弃了。它应该多考虑的是：家庭一重要的决策——生育决策，应该要纳入模型作为内生变数。好比大萧条时代，人们生育率骤减，生育决策肯定是跟经济好坏相关，不会是独立于外的固定数据。一个比较理想的修正模型是综合上述，将生育、投资决策、教育投资都作为内生变数处理。作者指出宏观经济成长可能五成以上都是人力资本累积的贡献，忽略教育因素，将导致实证数据中储蓄倾向等数字的解读困难。
第二，他指出代际传承模型（overlapping model）会影响宏观经济数据，但该模型有不足之处。代际传承模型发轫于Paul Samuelson (1958)，是研究家庭单位如何影响经济的绝佳工具。实证数据表明，父母对子女的投入会影响子女未来的所得，尤其是贫穷很容易代代相传。然而代际传承涉及父母对子女无私的投入和子女奉养的行为，难以量化，许多学者遂逃入技术的误区，写出的模型远离社会事实，不能讨论真正的重要问题。
最后作者升华的文章，他指出“Family welfare is the principle goal of a well-run economic system. ”，经济学界亟待更多重视家庭研究。
我：通过读这篇文章，我学习了家庭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一是模型改写，二是实证，包含经济周期、生育率、经济成长等方面数据的研究。
我反思了自己做学问的态度，文章中很多模型都是本科阶段算过的，很可惜我是去拿学分的，不是去做学问的。我既然那么喜欢算那些模型，我应该追求精熟，然后进一步问，这个模型跟实证数据吻合吗？为什么不吻合？可以怎样修订？等等问题。要进一步思考和动手，才是在做学问，才是在培养自己解决问题。
我建议我自己未来如果要走模型方向，可以先自己先猜猜结论吗，看看理论预测会是什么，来加深我对模型的解释能力和不足之处的认识，例如，如果我已经猜测一个模型会做出薪资零成长的结论，我应该就要警觉可能模型出了问题。
此外我未来很有兴趣的研究方向是“稳固的婚姻关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史蒂芬科维说过“好莱坞电影使我们相信爱是一种感觉，关系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婚姻和家庭只是协议和权宜，而不是责任和诚意。但是，这些信息严重扭曲了现实。”现实的扭曲，后果不堪设想，离婚虽然暂时看起来是好的，但长期来看，子女养育等问题，确实局内人很少对外坦白的痛苦过程。青少年问题日益严重，自杀、强奸、怀孕等问题高踞榜单，这造成的社会问题、财政负担、虚耗的人力资本应该足以撼动宏观经济数据，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另一个我有兴趣的问题是：婚姻可能是为了生孩子才有的一种长期经济契约，但如今的契约很容易被毁约，为什么呢？对没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只是这个契约没有必要，女方可以去赚更多钱，男方可能是变心了。但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为什么毁约率可能还是上升了呢？是因为养育成本太高，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导致违约吗（最后落得一方，常是女性，强迫承担高额育儿成本而在贫穷线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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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s, Robert J. (1987),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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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bre, Nancy (1994), ``Children as Public Go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人均收入上升、女性薪资上升、人口和财产流动性增强，都造成育儿成本上升，而且上升得成本主要加在妈妈身上，导致单亲妈妈往往在贫困线徘徊。然而，儿童带来的福利是全社会享受的，公共政策往往债留子孙，仰赖后代偿还，同时老年人的退休金都是靠年轻人纳税支付的；享受这些优惠的单身贵族和老年人却没有支付代价来减轻上升的育儿成本。因此，倚靠额外的政策来支持养育儿童的家庭是必要的。
我：家庭政策值得研究，如何更好的支持家庭养育孩子，就是在研究如何的更好支持社会的宏观经济发展，甚至是就是在研究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簇拥传统价值观，对于支持家庭养育孩子无济于事，因为这只是强将成本加在女性身上；终止债留子孙和老年保险，可能产生其他社会问题；移转支付给育儿家庭，则需要小心设计诱因机制，以免造成儿童剥削、非自愿生育等问题。非常有趣，我应该认真考虑。
参考文献
陈其南 (1985), 〈房与传统中国家庭制度〉, 《汉学研究》, 3:1, 127-83。
黄俊杰 (1977), 〈台湾十年来家庭变迁的研究〉, 《辅仁学志》, 9, 1-51。
赖泽涵与 陈宽政 (1980), 〈我国家庭形式的历史与人口探讨〉, 《中国社会学刊》, 5, 25-40。
Becker, Gary S. (1988), ``Family Economics and Macro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1, March, 1-13.
Becker, Gary S. (1989), ``Family," in Social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edited by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N.Y.: Norton, 64-76.
Ermisch, John (1993), ``A Survey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0:4, November, 353-74.
Folbre, Nancy (1994), ``Children as Public Go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 May, 86-90.
Willis, Robert J. (1987),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2, May, 6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