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陽光下《感受陽光》（草稿④）
1952年4月23日清晨，隨着一串清亮的啼哭聲，小楠誕生於鄭天壽和常青在江城市的家中。小楠還沒有出生時，已有兩個兒子的爸爸和媽媽，就取名彤珊，叫彤珊的寓意既有他們急切地希望小楠是一個女兒，又是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媽媽懷小楠時的反應比兩個哥哥都要強烈，加上媽媽1948年到江城給爸爸送情報返回金陵時，趕着上輪船的瞬間摔倒在甲板上流產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他們認定了就是女兒。小楠出生之際，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利於恢復生產的政策，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羣衆建設新中國的積極性，即使調集並消耗巨大資源用於支援志願軍的抗美援朝作戰，國內的勞動生產率和國民經濟總量仍迅速地達到了歷史的高點。媽媽後來告訴小楠：“懷你期間，爸爸每次從郊區土改法庭回家，都要買上一籃子雞蛋以保證我有充足的營養。雖然媽媽工作任務重，人也很辛苦，當時政治環境和諧，媽媽心情舒暢，加上營養良好，你出生的體重創造了江城市黨政幹部家庭的奇蹟一一你是九斤半的大胖小子！”雖然不是爸爸媽媽想要的女兒，胖小子的小楠還是受到全家人歡迎。那時，大哥三歲、二哥才一歲多，他們對小楠還是歡喜得不得了，有事沒事要來摸摸他的小臉，看他是否睡醒了；或是動動他的小手指，或是掀起他的尿布，看看是否尿尿了。在和諧的家庭中，時間過得飛快，小楠幸福地成長着。當時，國家對公職人員實行供給制。母親在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工作，每個孩子都由公家請奶媽或保姆。爸爸是縣團級幹部，媽媽是科營級幹部，公家爲他們三個孩子請了兩個保姆、一個奶媽。大哥和二哥的保姆，小楠的奶媽，都享受到排職幹部的待遇。她們每月的薪酬，隨爸爸媽媽的薪酬發放，由爸爸媽媽向她們轉交。她們的薪酬雖然不高，比起普通民衆優厚了不少。供給制保證了幹部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這是幹部和奶媽、保姆都歡迎的好制度。可沒過多久少數幹部對奶媽和保姆的微薄薪酬動起了歪點子：有的推遲向奶媽和保姆轉交薪酬，有的乾脆就剋扣薪酬。這麼弄了幾次，受委屈的奶媽和保姆不願意了，紛紛向領導和機關反映問題，少數人甚至因此對人民政府產生了怨氣。江城市委覺得這不是小事：進城這才幾年功夫，幹部中就開始滋長侵佔身邊羣衆利益的歪風邪氣。毛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務必保持不驕不躁的作風”的號召言猶在耳，少數幹部就忘乎所以了。此風不煞，今後必定會蔓延！市委派專人暗訪，調查瞭解此種行爲到底有多大面？到了什麼程度？究竟有多大的危害？暗訪人員法秀芝阿姨在我家發現了有趣的現象：奶媽和保姆拿到手的薪酬不但足額及時，還比她們應享受的標準多出一大截。法阿姨詢問小楠的奶媽和大哥二哥的保姆：“這是怎麼回事？”奶媽和保姆回答：“我家鄭同志和常同志，真是規矩死人！他們知道我們農村老家雖然土改了，經濟還不寬裕。每月領到薪水，立即交給我們，讓我們寄回老家。他們給我們的薪水，比我們應得的要多。遇到這種好乾部，真是我們的福氣！”法秀芝阿姨專門請教媽媽：“常青同志，你們家與其他人不一樣？你們是怎麼想的？”媽媽說：“這個不用想，我和老鄭認爲，我們在機關忙，是幹革命工作；奶媽和保姆爲我們帶孩子，也是幹革命工作。工作沒有貴賤之分，薪酬是組織上根據崗位定的。由我們向奶媽和保姆轉交薪酬，是組織對我們的信任。屬於奶媽和保姆的薪酬，我們只是代表組織履行轉交手續。該給奶媽和保姆的薪酬，我們理應足額及時轉交她們。”法秀芝阿姨問：“你家的奶媽和保姆到手薪水，怎麼會高於公家的標準？”媽媽說：“我和老鄭沒有其他開支，喫飽飯就很好。我們把自己的薪酬分給奶媽和保姆，使她們集中精力照顧好孩子，我們能更專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這不是兩全其美的好事嗎！再說，人家也是做母親的，誰不愛自己的孩子？能放下家裏小孩，來照顧我們的孩子，這有多麼不容易！如果不是家裏困難，誰捨得這麼幹！將心比心，我也是當母親的，我體諒她們的難處和心態。再有，我們與奶媽、保姆是平等的人，與她們的差別只是工作上的分工不同而已。”法秀芝阿姨聽了大爲感慨！這個小事，在有文化有理想，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幹部身上體現了共產黨人的風範；而個別拖延或剋扣奶媽保姆薪水的人，或多或少是由於剝削階級思想在作怪。幹部素質的高低立判高下，差距馬上就顯現出來了。看來對黨政幹部的評價，不能看是不是工農出身，更要看他們的文化素養、思想覺悟和道德情操。用共產主義理想和黨的紀律加強對黨員幹部的教育與管理，已經刻不容緩了！
在緊接着的中共江城市委擴大會上，講評幹部作風時，市委家琦書記和市委副書記、海正舒市長專門表揚了爸爸媽媽的廉潔奉公，批評了少數黨員幹部剋扣奶媽保姆的不良行爲。1952年上半年，黨中央、政務院決定合併江南行署與淮北行署，組成江淮省人民政府；與此相適應，江南區人民法院北遷廬州與淮北區人民法院合併，組成江淮省高級人民法院。媽媽沒有隨江南區人民法院去廬州，而是選擇留在江城市，調入爸爸所在的江城市人民法院。當時，舊政權留用人員佔據了江城市人民法院許多崗位。抗戰時期參加革命併入黨的媽媽是法律專業的高才生、江南區人民法院正科級幹部，根據資歷、水平和能力平調江城市人民法院理應擔任法庭庭長，可是舊政權留用人員郗天錫仍在庭長崗位上。退其次媽媽應擔任審判員職務，審判員崗位也被舊政權留用人員佔滿。因此，媽媽只能屈就江城市人民法院辦事員崗位，擔任書記員。許多老同志認爲這樣太委屈媽媽了，有初中甚至高小文化的人就能擔任書記員，他們多數是參加工作不久的新人。領導徵求媽媽的意見，媽媽說：“我從參加革命時起，就沒有考慮過職務和級別！現在更不會爲這個費心。能爲黨和人民工作，一家人在一起，我就心滿意足了，具體是什麼崗位不重要。確實是這樣，爸爸媽媽這些職業革命者當初參加黨領導的革命就是爲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國家富強。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個人的利益，更沒想過革命勝利後擔任什麼職務，有爲人民服務的崗位，一家人能幸福、祥和地生活，就很滿意了。媽媽愉快地幹着書記員工作。很快，黨中央佈置對黨政幹部評定職級，爲實行薪金制打基礎。爸爸受命草擬江城市人民法院幹部的職級評定。海正舒市長根據法院幹部的崗位資歷、承擔責任、能力貢獻和文化程度等因素，明確指示爸爸評爲正縣級，其他同志評爲副縣或以下級別。這時，少數資歷與爸爸相當的幹部，吵吵嚷嚷着要看爸爸根據上級指示草擬的評級方案。看到爸爸職級比他們高半格，他們就到江城市委、市政府提“意見”。提“意見”的實質是鬧級別和待遇，他們想通過提“意見”把自己的級別鬧上去。黨組織不可能滿足他們違反組織原則的個人目標。爲了平息他們的“意見”，爸爸主動向市委、市政府領導表示，把自己的級別降下來，與他們一樣評定爲副縣級。這樣，提“意見”鬧級別的人無話可說，只能偃旗息鼓。與爸爸媽媽相比，爭級別、鬧待遇的幹部是不是很不高尚？爲什麼我的爸爸媽媽不計較級別和待遇？這與他們所受教育和參加革命的動機有關，在日僞統治中心主動投身革命的大學生爸爸媽媽與爲了活命而跟共產黨走的人，差別竟然這麼明顯。這就是我的爸爸媽媽，我爲他們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