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首發，文責自負】
她以一種斯德哥爾摩症患者的精神熱愛着奧爾罕·帕穆克，熱愛着他的《神祕的臉》和《寂靜的房子》，但我更相信她是在熱愛着那種奧斯曼帝國式的文化背景，更甚至她可能是在打着留學深造的旗號或是以文化交流使者的名義冥冥之中向社會主義國家灌輸穆罕默德二世的理念，如果是是這樣那麼她純屬是癡心妄想。可是真相可能是我在犯臆想症，奧爾罕·帕穆克也許對君士坦丁堡的輝煌象徵根本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可能只有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及馬拉馬拉海溫柔靜謐的日落景象。
她還熱愛着（或者說是依戀着）弗朗索瓦·維庸以及他的《大遺言集》、賈科莫·萊奧帕爾迪和他的《致席爾維婭》、拉法埃爾·阿爾維蒂和他的《埃斯特雷馬杜拉的農民》，她說他們的作品以最淳樸的、最抽象的方式幫助她理解到了女權主義的精髓（雖然他們與此本無關聯）。雖然她深知自己無法像瑪麗·烏斯頓卡和格洛麗亞·斯坦因那樣，但是她說她只要鄙視或者辱罵男性，她就能以最快的方式獲得龐大的支持者。
這的確是事實，現在的人類缺少一種最基本的辨識力，隨波逐流已經成爲一種流行趨勢，他們只支持他們想支持的而不是最正確的，他們相信正義屬於多數者。因此她跟我痛斥過減肥廣告，痛斥過各類化妝品護膚品，還有恐怖電影和婚姻。她說鋪天蓋地的減肥廣告把女性們當成是傻子，而離奇的是那些始作俑者們成功了，她們的確變成了傻子，那一羣心思單純的甕中之鱉開始狂熱地、歇斯底里地追求瘦腰細腿和豐滿的乳房，開始貸款去美容醫院裏抽脂、整容，她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資本家的賺錢陷阱之內。
她說她從心底裏就看不起她們，因爲她沒花一分錢就得到了她們絕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樣貌和形體，而她們不僅要動用自己那數額渺小的存款還要總是活在嫉妒情緒的陰翳之下，並且她們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社會大衆的評判與鄙夷。她看不起她們並不是因爲她看不起她們的身材，而是看不起她們的自卑，她認爲她們不該爲了滿足男人瞳孔的殘疾而去改變自身的形象，這是極其封建傳統的做法。
她說如果社會的運轉被徹頭徹尾地顛覆過來，我們的社會轉變成一個女權社會，又如果女人們對男人們醜陋的陰莖感到噁心，那麼他們是否會爲了她們而去給陰莖整個容或是直接把它們給切除呢。有時候我覺得她的想法過於激進，但是又難以反駁，畢竟她的言論是存在着邏輯意義上的道理的。
她還批判過恐怖電影，她說上世紀的恐怖電影是爲了滿足人們的戰勝恐懼的快感，而現在的恐怖電影則是爲了情侶們特地設計的熒屏把戲。女人們爲了示弱或者是男人們爲了逞能而約好去看一部恐怖電影，而在電影的高潮部分，那個男人會佯裝自然地佔到女方的便宜，或者強吻或者是襲胸。
所以說，現如今恐怖電影的本質已經是男子氣概與流氓氣質的結合體，剝離恐怖的外殼，裏面皆是赤身裸體、袒胸露乳的男男女女。儘管她看起來對所有的雄性都嗤之以鼻，但是我知道她還是愛我的，這種愛與生理構造無關，而且一定超越了她對男性的理解。一直以來我都是這樣以爲的，至少認爲我們的愛情能持續到她畢業拿到碩士學位然後返回俄羅斯的那一天。
可是事情的發展總是不盡如人意的，那該死的事態的發展就跟他媽的庫茲涅茨曲線似的，我們能從非柏拉圖式愛情中攫取到的只有短暫的精神快感，相比之下，生理快感就像是在用指甲撓蚊子在你的腳踝上叮起的、腫大的疙瘩，總像是缺少了某些排除了非條件性反射的內核。
我知道我每天都在被迫經歷某些讓我感到難堪的事情，就比如當我站在地鐵上低頭看到一雙印着小熊維尼的圖案的牛津鞋子時，我的心臟也不由自主地、幾乎是帶着一種心肌梗塞的嫌疑地抽搐了一下，那一瞬間我設想（我感覺）自己已經死了千萬遍，這種被認爲是矯情過度的自我審視並非源自我的小心眼（或者是叫世界觀的排他性），而更可能是由於那種可愛至極的顏色組合促使那種保守的童真混入我的大腦，我已經太久沒讓我的身體浸泡在那種純粹的東西里了，以至於當它們出現的時候，我下意識地認爲那是危險的且不可接近的。
其實這未免太滑稽了，小熊維尼怎麼能與阿斯蒙蒂斯聯繫到一起呢，這就像是把一個還止不住嚎啕大哭的新生兒跟一個夜店的妓女聯繫到一起，雖然後者的性質沒有惡劣到讓我們不忍卒視的地步，但是那本就是兩個世界的產物。喔！我把話題扯遠了。
加莉娜啊加莉娜，我們的愛情，我們的愛情終結在一個大學教室裏，那裏面滿是臭烘烘的氟利昂的氣味。也許事實上並沒有這種氣味，只是我的鼻子強行賦予了這個空間這樣的氣味，以使它符合我當時的情緒感知。
說實話，我去她們學校也並非找她，並非是要以我沒有提前告知的突然出現來給她製造驚喜，我相信她本人也厭倦了這種消費主義時代的浪漫方式。我去她們學校的目的只有我自己的潛意識清楚，那就是去她們那遍地都是僞文青和公知分子的校園裏瞻仰美女，我想我一定得坐在隱祕角落裏的、表面冰涼的大理石材質的休息椅上，坐在法國梧桐、刺槐樹或是香樟樹的斑駁的樹蔭之下，以一種巧妙的、順理成章的而又難以避免裸露出猥瑣氣質的方式盯着她們的大腿觀看。可是當我那天中午從報社下班後，我意識到我想得太簡單了，我忘記了我這該死的皮膚無法忍受陽光的蹂躪，一旦我暴露在光線晴朗的環境之下，那些陽光就如同長滿倒刺的貓舌頭似的舔舐着我虛弱不堪的皮膚，我的大腦能替我的皮膚感受到那種在我神經網中四處逃竄的痛感。
所以我用防曬衣把自己包裹成了一顆肉糉子，鬼鬼祟祟地（至少我認爲別人看見我時是這麼想的）上了公交車，下車後又鬼鬼祟祟地朝她們學校跑去。我還是無法忍受空氣的炙熱和劇毒的太陽光，於是我打算把陣地轉移到陰涼的地方，以我大學四年的經驗來判斷，教室裏永遠都是最涼爽的地方。
我又鬼鬼祟祟地（同時又緊張兮兮的，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爲對於這種齷齪行徑的本能的心虛）在她們校園裏跑來跑去，途中看到了一些躲在遮陽傘下的大學生們，還有些精力旺盛的、嘰嘰喳喳的情侶。男的臉上露出稍顯稚嫩的淫笑，女的臉上同樣看起來有些春心蕩漾，滿臉紅暈（但也有可能是被空氣給蒸熟了）。
就算是空氣已經熱的以至於缺乏了一種渾然天成的可辨識性（它就像是在給我接種一種防止體寒的疫苗，導致我已經被迫產生了對抗低溫的抗體），他們仍然互相摟摟抱抱，必須有器官或者是衣服接觸到一起，不能露出任何會被像我這樣的“閒雜人等”所詬病的縫隙。我看到有幾個男的會把整個手掌貼在他們女友的屁股上，彷彿不這樣做她們的臀部就會因爲地心引力而下垂似的，我相信她們肯定感覺自己的臀部就如同坐在被烤焦的瀝青路面上似的，可是她們也並沒有顯出拒絕的意思。
這種在公開場合的調戲行爲只屬於不知廉恥的情人們，他們每天就像是吃了安非他命似的對彼此的肉身自發釀造着不可磨損的臆想。我看到他們也突然在路上擁吻起來，女孩的胸部貼在男孩的膈肌位置，男孩的陰莖貼在女孩的小腹位置，嘴脣對着嘴脣，互相輸送着滿是病菌和酶類、代表性欲的唾液。我該遠離這些人，我的目的地是北緯30度的某棟教學樓。所以我停止了對這些生物的觀察，我健步如飛，我相信我滑稽卑劣的樣子在外人看來就像是被太陽追殺。
那棟帶有輕微的巴洛克建築風格的教學樓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正大汗淋漓地跑過一顆法國梧桐樹的樹蔭。這棟教學樓被分成兩座對稱的凹槽形建築，通過架在四樓正中間的天橋相連接，橋的頂端設有鋁塑板的拱形遮雨棚，於是那些從橋上走過的生物就避免了太陽直射的傷害。僅僅是看到那種沒有直射光的陰影，我甚至都能體會到一種透徹心扉的、得意洋洋的清涼的感覺。
我藉着牆根的陰涼處，朝着教學樓入口跑去。我跑進教學樓時，由於我把自己包裹得實在是密不透風，以至於那個值班的老頭子以及一個正站在大門外抽菸的保安一直盯着我看，而且是用那種專門用來恐嚇或者是威脅身份可疑的傢伙的眼神盯着我，但我絲毫不在意，我所在意的只有讓皮膚接受空調冷風與女性大腿所帶給我的視覺衝擊力的澆淋。一進到建築物內部，我就開始拆解自己，我把那被汗水和汗臭味浸透的防曬外套幾乎是從皮膚上扯了下來，頓時，我由來已久的、毫不衰退的憋屈和產生於燠熱天氣的憤怒瞬間開始蒸發，我的感官系統進而逐漸被奧伊米亞康式的低溫所佔據。
當我完全（除了那遮蔽我胴體的短袖短褲以及內褲之外）把自己暴露在由氟利昂轉化而成的冷空氣中，我感覺自己本已經融化了的肌肉組織正在重新凝結起來並變得更加堅固，對生命的熟稔、對萬物的敬畏、自我尊重以及沉穩、熱情、英雄主義氣概等美好品質也重新從中央空調流進我的血液。整個偌大的門廳以及兩側綿延不絕的走廊充斥着一股剛剛粉刷過的甲醛的氣味，我們走在其中就彷彿是肉身淨化器似的在幫助過濾這裏的空氣。
兩側走廊上分別安置有形體笨重、外表印有花裏胡哨的凱斯·哈林式的超現實主義塗鴉的自動販賣機，當我從其中一臺前面經過時，我看到裏面賣的盡是些市面上熱賣的碳酸飲料、沖泡咖啡和所謂的無糖飲料，遺憾的是裏面沒有蘇打餅乾和即食堅果之類的小零食，因爲我現在有點餓了。
當我走過自動販賣機時，突然從一扇厚重的琥珀色木門裏走出一個穿着運動背心的、身材魁梧壯碩的男人（或者說是男生，因爲這傢伙的臉蛋實在還沒有跳脫出那種保守的、化膿般的青春氣息），他手上端着一個看着像是搪瓷材質的、菖蒲色的馬克杯，朝設立在遠處走廊盡頭的飲水機走去，當他走遠後，我才聞到從他身上留下來的、經久不衰的檀木香的香水味。他以一種像是被俘虜的國王的姿態那樣走着路，依次經過安裝在走廊牆邊的消防水閥和電錶箱，經過一個身後放着錫水桶、正在拖地的清潔人員，她沒多久就會將錫水桶提到另一個地方，把拖把在裏面浸泡後拿出來繼續拖地。
我帶着一種謹小慎微的、觀察的心態彳亍着往他們的位置走過去，因地面剛被拖過，在一些過於溼滑的地方我險些摔倒。當我走到走廊盡頭時，那個男生已經給馬克杯結滿了水，他原路返回並從我左臂胖經過時瞥了我一眼，那樣子簡直就像是一個拯救蒼生的蓋世英雄在瞥一個尋釁滋事的、直接導致了災難的罪魁禍首。我極其討厭迎面走來的人們用那種打量怪胎的眼神打量着我，那讓我感覺我好像是滿臉都是些該死的口紅印或者是我的褲襠上沾滿了屎，這種討厭的情緒從與他們對視開始就肆無忌憚地強暴着我的內臟，我甚至會頓時產生一種衝上去掌摑他們的衝動，但是我是個羅曼蒂克式的小慫包，我根本無法做到朝這些傢伙的方向邁上一步。所以我任由他帶着一種不能再純粹的鄙夷不屑的心情瞥了我一眼，然後我們便心懷鬼胎地分道揚鑣。
走廊的盡頭是那臺高科技飲水機，上面的電子顯示屏讓我感受到了人類接近飽和的智慧，同時也讓我體會到了傳統意義上的懵懂無知，它就像瑞士軍刀似的在我的想象力和接受能力上劃上一道兩公分長的口子。飲水機側面所對着的是呈螺旋形的樓梯，那就像是被人擰起來的麻花然後被生硬地插到這棟建築物裏，我走上樓梯，感覺自己正行進在一條具體的、水泥製成的莫比烏斯環上。等我站在二樓被擦得鋥亮的大理石瓷磚鋪就的地板上時，我所面對着的是和一樓一模一樣的場景。
我站在一扇窗戶前，透過窗戶我隱約地能看到玻璃中我那模糊不清的影像，同時我也看到正有一輛酒紅色的雪佛蘭轎車經過樓前。我發現，二樓的走廊上有更多的學生，他們的衣着花枝招展，工裝短褲、喇叭牛仔褲、水洗棉的T恤衫以及太陽裙和雪紡紗裙等，甚至有幾個男生穿着正經的西裝在一個教室門口進進出出。
不知道爲什麼，我突然想喝點蘇打水，於是我又順其自然地開始感嘆碳酸氫鈉在人類社會進步與文明演化歷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但是我最終並沒有朝那有着嬉皮士風格的外表的自動販賣機走過去，我堅信那種機器對於我這樣專門來內部閒逛（帶着一個不可告人的、齷齪的目的）的校外人員來說是一種難以避免的威脅，就在這時我的手機在我褲子口袋裏震動了一下，這種突如其來的震動瞬間喚醒了我髖部的神經系統，我甚至有些懷疑是不是手機裏的鋰電池漏電了，直到我把它拿在手上時這種只屬於慫包羣體的顧慮才被徹底打消。
結果那只是一個新聞軟件的通知，上面的消息說伊朗內政部發布公告稱易卜拉欣·萊希成功贏得第13屆總統選舉。可是這他媽的關我什麼事呢，我又不是個既關心政治又同時具備圓滑世故性格的油膩青年，所以我突然就意識到，我應該把這種軟件卸載掉，至少我應該把通知屏蔽掉，這樣我還有渠道有機會去獲取某些我感興趣的新聞（多多少少也會有些花邊新聞和娛樂八卦的內容，雖然這種新聞從始至終就沒有被賦予任何營養價值，但至少能在我們即將迂腐潰爛的生活裏起到一種防腐劑的作用，並且至少能讓我性高潮之外體驗到另外的、瀕臨滅絕的、屬於旁觀者視角的快感）。
我最終還是選擇了一個看起來比較順眼的教室，說它順眼也可能也只是因爲我懶得做出選擇，因爲它畢竟是離我最近的。我已經忘記了我起初是帶着什麼樣的心情走進那間教室的，我能記得的只有當我踏入門內時，當我駐足凝視那兩個同性別的人時，我是逐漸崩潰的（這的確是一個能被稱作是“過程”的過程，我能感覺到當時我的理智正在由一個整體性的東西變得逐漸碎片化，有股暴戾恣睢的力量堵住了我的喉嚨，我像是被噎住似的既咽不下口水也吐不出任何字眼來）。
我看到加莉娜正在和一箇中國女生接吻，那個女生留着有些捲曲的、呈小波浪形的齊肩短髮，我不太確定那是在美髮店裏燙過的還是繼承下來的自然捲，額頭前有一綹稀薄的、像是玉米穗似的劉海，在那劉海下面裸露出來的是一張正在貪婪而享受地吮吸着加莉娜嘴脣的、帶有摩拉維亞地區特色的娃娃臉，搭配上那件薑黃色的、燈籠袖式樣的、印有密密麻麻的白色風鈴花圖案的法式連衣裙，相信你們都會和我一樣認爲那是現實裏的桃樂莉·海茲，但是我會由衷地爲她感到難堪。而當我在短暫的幾秒內分析並揣摩這種帶有亞文化性質的、僞禁忌場景的來龍去脈之後，我便開始將憤怒的情緒轉移到加莉娜身上。
當時我心裏是這樣想的：“她是個同性戀嗎，她真的是個同性戀嗎，他媽的，怪不得這賤女人整天在變着花樣地侮辱男性呢，看來她並不是個遵循正統的辯證邏輯體系的正面人物，而是個誘騙感情的江湖騙子。她可以是同性戀者，但是她不該把我拖拽進她生活裏之後又把我碾碎，她不該歧視男性，不該暴露出自己那種受到工具主義理念影響的性別歧視者的本性，對此，我們能反擊的唯一方法就是對這種性別歧視者進行歧視。他媽的，我想現在就從二樓跳下去，但是這也只是他媽的二樓啊，我不但摔不死還要承受身體殘廢的痛苦，除此之外還要遭受那些看熱鬧的賤人們的嘲諷。媽的，我爲什麼要來這個教室，不，我他媽的爲什麼要來學校裏。可能這就是神明對於人類齷齪行徑的即時懲罰吧。”
當我以最快的速度把這些想法從大腦皮層輸入到我的血液裏之後，加莉娜已經在像是隻嗷嗷待哺的鵜鶘幼鳥似的盯着我了，我的各種莫名其妙的想法顯然是在沿着那嚴謹的多普勒效應的核心理念在滑行，從波動頻率較高的嗔怒和精神瘋癲逐漸轉變爲波動頻率較小的鎮靜與從容，我就像是構成以太這種物質的某個微不足道但又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也像是赫爾曼·閔可夫斯基時空裏的第四抽象維度，漂浮在人類歷史中的種種刻板印象裏。
她沒有表示驚訝，但我相信我只是錯過了她露出驚訝表情的瞬間，總之她表現得就像是已經性高潮之後的狀態，渾身散發出一種法蘭克福學派和羅曼諾夫王朝後裔的氣質，鎮定自若，彷彿我他媽纔是那個背叛愛情教條的傢伙。然而那個女生可沒像她那樣，她嚇得從座位上站立起來，手足無措地看看我然後又看看加莉娜，那種模樣和瞠目結舌的狀態最爲接近，因爲她的嘴從始至終都半張着，我甚至能遠遠望見她那顫抖的、像是被夾住的眼鏡蛇似的舌頭。
“你怎麼在這裏？”加莉娜反而在質問我，看樣子我纔是那個該有歉意的人。
“應該是你爲什麼在這裏？”我問她，“你是個雙性戀嗎？”
“我可能就單純是個同性戀。”
我開始朝她們走過去，這時那個女生往後踉蹌了一下，坐在了距離加莉娜較遠的一個座位上。
“那我算什麼呢，一個提供雞巴的工具？”
“我對你的雞巴也不是太感興趣，可能我只是借你過渡一下自己的性生活？”她用俏皮的、刻薄的、無懈可擊的口吻說道，“或許也只是想認識幾個有點文化的人，你的父母的能帶給我超級的精神快感。我要跟你說聲對不起。”
“婊子。”
她聳了聳肩膀，表現出極其無所謂的樣子，我那時真的憤怒到了極點。我心想，此刻我肚子裏那些分泌過多的胃酸必定已經稀釋成了專門用來對付她這種江湖騙子的毒藥，這個該死的摩爾曼斯克婊子，從來就沒有收斂過她那一套的資本主義的花招，從她在做愛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暴力的、帶有侵略性的動作就能判斷得出她的本性。可是之前我基本不曾懷疑過她，畢竟我既不是個懷疑主義者也不是個（純粹的）陰謀論者，我相信還是有某些善良的因素是他們這些丹尼索瓦人和直立人所共同具備的，我相信文明不可能使人類和其他哺乳動物毫無區別，我也相信我們自我創造的道德理念不可能使人類犯賤到仍然追隨多配偶制，可事實證明人類的確有這樣下賤。
這個聲稱沒有宗教信仰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信徒，深受那種掉書袋式的華麗辭藻的毒害，她怎麼不去追捧柏林學派和維也納學派呢，我相信和弗羅貝尼烏斯和魯道夫·卡爾納普也不會有國籍歧視的習慣，不允許帶着蘇聯血統的同性戀者加入他們的組織。
並且，她真得應該拉攏那個娃娃臉跟她一同加入以上某個流派，我覺得這將會對她們那種必須藉助假陰莖的性生活有所幫助，但具體是延長她們的做愛時間還是增加她們的心理快感，這我就說不準了。我決定不再愛她，既不是因爲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它的確已經被割得傷痕累累）也不是因爲她突然暴露的真實性取向，而是因爲我用光了所有愛她的力氣了，我現在只想扯掉所有衣服包括我的內褲，然後在太陽底下狂奔，讓我的皮膚因爲紫外線的灼傷而佈滿紅疹，那樣我的疼痛就有專門的處方藥可以治療了。
女人們喜歡（本能地熱衷於，或是已經達到了即使是處女也已經將這種熱衷做到了熟能生巧的地步）在與男人的做愛過程中捕風捉影，試圖捕獲他們不愛她們的證據，而且她們每每都能成功地藉助那些無理取鬧式的細節證據把他們給制服，制服的最終結果就是讓他們在性高潮之前把陰莖收進內褲裏去。
她們的本質是一羣活在大數據時代的、被賦予奧古斯特·杜賓式人格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她們的唾液實質上是從女權精神中萃取出來的甜蜜素，有時候我真得對女人感到害怕，我覺得她們簡直就是專門對付男人生殖器的檢察官，一旦男人出現勃起的傾向（細微舉動）或者是產生了與無論性別的赤身裸體相關的任意想法，她們就會把你歸類爲噁心的、齷齪的、猥瑣的流氓，而不管你這種無人察覺到的細微舉動和想法究竟是不是在公共場所發生的。
所以有時候我也對分類學的出現恨之入骨，這種學科的發展與傳播充滿了那種性染色體任意組合式的隨意性。人類雖然發明了分類學，但是具體的運用過程卻充滿了兩面性，比如除了錢，任何被放進垃圾桶的東西都可以被稱作垃圾。所以，只要是被那種活躍在祕密角落、宿舍一隅、街頭巷尾以及各種大型商場裏的八卦小羣體給盯上的男性，將永遠撇不開附着在自己身上的那種被人惡語相向的特殊性質。
我爲什麼突然說這麼一大段呢，是因爲我想，加莉娜·波戈洛夫斯基和那個發育滯後的娃娃臉一定沒少在背地裏對我的行爲舉止大加鞭撻，對我符合平均水平的性能力嗤之以鼻。可是這樣有的放矢但卻不能直接代表真相的嘲弄歸根結底就是一場誤會，對我而言也是無所謂的，我並不是在佯裝大度，佯裝是個以慈悲爲懷的、熟讀《大般涅槃經》的釋迦牟尼的信徒，而是的的確確保持着自認知革命開始以來的人類特有的、帶有主觀能動性的鎮定，畢竟即便她們把我批判得一無是處，她們的性生活也是沒有男性參與的，所以我就成了那唯一的現實標準。無論事態如何發展，我都是對她們不構成任何威脅的客觀存在，我終究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體。
我急速逃離那個讓我受到侮辱的教室，但是我沒有跑起來，我仍然是在走路，雖然步伐的速率已經接近是在競走。我一邊走動一邊重新穿上防曬衣，我終究是缺乏與太陽光正面抗衡的勇氣的。當我走出這棟該死的教學樓，重新暴露在新鮮的陽光之中時，我感覺自己的身體就像是在發酵着的麪糰似的逐漸蓬鬆起來，而我的意識我的窘迫我的歇斯底里就是那幫我發酵的酵母菌。
我按來時的路疾步走出學校，朝最近的一個地鐵站走去。混跡在空氣裏的陽光就像是一羣惡魔數以萬計的大手似的蹂躪着我的腦袋，撕扯着、掌摑着我那或因爲炙熱的高溫或因爲遭遇加莉娜的背叛而變得綿軟無力的靈魂，我能從生理上和心理上同時感受到那鋪天蓋地而來的、讓我猝不及防的暴力。暴力，遍地都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暴力，遍地都是歧視、仁至義盡的感情以及潘可夫斯基的臉。
彷彿這些還不夠讓我崩潰，彷彿爲了讓我徹底崩潰，上帝或神仙在地鐵口安置了摩肩接踵的人羣，在那摩天大樓的巨型電子屏幕上連續播放着有明星代言的、傳銷性質的（因爲有了代言人才出現了這種性質）電視廣告，在人行道上擲滿了易拉罐之類的垃圾。天哪，最讓人感到精神失常並瀕臨崩潰的就是那些印刷在那些噴繪布上的商品廣告，我知道商品經濟需要邊際效益遞增的營銷手段，我也知道我們的情緒波動是由商品經濟來引導的（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商品經濟就是人物質需要與精神昇華之間的潤滑劑），但是他們的營銷手段是不是必須就要這樣無限地接近傳銷的方式。
我不知道那些營銷人員或是從事電視廣告的從業者們是如何思考這一問題的，他們請一個或多個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粉絲羣體有多龐大的公衆人物（或是演員或是歌手或是世俗化的知識分子）到他們的地盤上去，讓他們站在晃瞎他們的近視眼的聚光燈底下，手上捧着他們受託進行虛假宣傳的、在某些細節處藏有一觸即發的瑕疵的劣質產品，念着那些像是受過傳銷組織培訓的文案人員給他們寫就的帶有傳銷氣味的廣告詞，然後把鉅額薪酬轉到他們的銀行卡上。
這一系列的運作過程與傳銷別無二致。不要以爲只要進了地鐵站就能躲過那些廣告，可以這麼說，地鐵站就是商品廣告的地下殖民地，沒有誰的眼睛能躲過廣告的強烈刺激，即便上了地鐵，所有人也都是被四面八方的廣告圖畫包裹着，包括車廂頂部、他們的鞋底以及他們所依靠的車廂門上。所以當我沿着樓梯往地鐵站內部走下去時，我那種憤怒的情緒愈演愈烈，幾乎就要像一個氣球似的要從我的身體內部把我給撐爆了。下樓梯時，我看到樓梯的臺階上寫着：請勿坐臥停留。於是我又在想，不擋住別人赴死的路，是不是也是這些高級動物們所崇尚的道德。他們急於去工作，在某種意義上是在急着把自己丟進社會的攪拌機裏，是在急着去赴死。而這一切全都源於競爭，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出現導致了精英飽和，導致了多種多樣的精神病，導致了人類變得越來越弱智。
當我站在印滿旅遊類和意外保險類廣告的地鐵地板上時，我正式地將自己融進由從資本主義競爭文化中蒸餾出來的汗臭味和彷彿患有帕金森症的各種眼神所組成的魔法世界裏，得益於我遠高於平均水平的個頭，我能夠詳細地觀察到這些患有潛在頸椎病的小侏儒們的一舉一動。我看到有個留着絡腮鬍子、皮膚黝黑的魁梧大漢手上拿着一盒像是新買的布洛芬膠囊，站在他身後的是個穿着薄荷綠色露肩連衣裙、匡威牌的藤紫色高幫帆布鞋以及梳着高馬尾的小姑娘，她十有八九是附近某個大學的大學生。
視線再往遠處延伸，無非就是些低着裝滿乳酸菌的腦袋看手機的傢伙們，從我尚且薄弱的、缺乏實踐基礎的社會經驗判斷來看，有不得不穿西裝打領帶的保險推銷員或房地產推銷員，有胳膊被曬脫皮的送外賣者，有整日裏一副渾渾噩噩模樣的政府公務人員，有像加莉娜那樣蠻橫不講理的、排斥傳統宗教信仰的自然神論者，有按捺不住寂寞、趕着去約會的年輕情侶們，有剛從醫院做完孕檢出來的孕婦，有退休的大學教師。我想，當這些不同職業的人類被關在同一個密閉空間裏，只有他們身上的細菌和病毒是公共存在的，是不帶有個人主義因素和利益趨向性的，而我也恰到好處地成爲其中的一位細菌攜帶者和提供者。
我用一隻從防曬服長袖裏伸出來的手緊緊地攥住扶手，不鏽鋼材質的冰冷就像是那種顯而易見的外來物種入侵似的侵蝕着我的右臂，但不久後這種僵硬感和麻痹感就在空氣裏有序地彌散開去。這時地鐵開始剎車，有幾個失去平衡的人在背後推搡了我一下，我的身體順着那股子慣性撞到了車廂門上，我沒有反抗，是因爲我沒有反抗的空間。等到了下一站後，藉着出入的人流，我又得以重新站直身子。
我（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如此）能在車廂的門玻璃上看到我自己渾濁的樣貌。不知是因爲被脊背上茂密的汗水浸透的原因還是本就有太長時間沒有洗滌過，那已經變得皺皺巴巴的防曬衣就像是從我胸口位置擴散出去的漣漪，帶着某種超越空間概念的、甚至有些超現實主義風格的難言之隱。
我能看到我的喉結在我脖子的中間位置毫無底線地蠕動着，我能看到那活躍在下巴上面的是一張有着勇敢的珀爾修斯特徵的、在某個角度看去又智商匱乏的臉，我一直覺得我的身體特徵尤其是涉及到相貌的五官特徵無限地接近神話故事裏的某些形象（這並非是自吹自擂，因爲有些獨具慧眼的傢伙們有這樣告訴過我，你們得相信，能講出這種摻雜了西方神話知識的言辭來的人，想必他們的美學標準也一定是經過系統化訓練的非文盲標準）。
我還能看到，那緊緊攥住不鏽鋼扶手的手背和對其提供力量的手腕上皆是青筋暴露，彷彿有一羣成年或未成年的蝰蛇就寄生在我的供血系統之內。這時候，就像是命中註定似的，我隱祕的胃部開始出現了原因不明的劇烈痛感，時不時地還帶有我難以控制的、就像是腹部正在經歷厄爾尼諾來襲的痙攣。痛苦的是，我必須還要直挺挺地站立在車廂裏，而這種愚蠢做法的目的僅僅是爲了保持我那對於車廂裏的所有人而言都不屑一顧的“完美形象”。
好在我還有兩站就可以下車，我還能堅持住，但是看樣子我也並不是即將腹瀉，我只是想活動一下麻木的腿腳，然後能坐下來或是躺下來，那一定會有所幫助甚至會好轉。當時已經面容憔悴、隨時準備枯萎的我就是這樣天真地認爲的，直到我成功地將這種稚嫩的想法付諸實踐，我才意識到自己真他媽是個徹頭徹尾的倒黴的渾球，躺臥根本就沒有任何幫助！
於是我幾乎是憑藉着人類在龐貝末日式的艱難處境中摸爬滾打的本能步履維艱地走出臥室，而當時家裏沒有任何人。母親那時候一定正在她的課堂上向那些信仰魔法的麻瓜們大肆宣講着格式塔心理學派的直接經驗理論，時不時還要提及與之相對的構造主義心理學和行爲主義心理學，同時也要將馬克斯·韋特海默等人作爲她某些觀點的直接論據。
或許她也曾經研究過日內瓦心理學派的理論（我是這麼認爲的，因爲她的某些作風與該學派甚是相符），但是後來可能因爲她的某些瘋瘋癲癲的氣質，就被該學派的學術圈給踢出來也是說不準的。而父親那時一定在他擺放着血紅色天竺葵、矮牽牛、芹葉牡丹以及某些鳶尾科植物的辦公室裏內心痛苦甚至是瀕臨崩潰地面對着幾位認爲自己的面貌慘不忍睹慘絕人寰的女人（這種職業使他完全脫離了道德的限制，使他完全沒有必要或者說出於最基本的、最貼合實際的同理心的考慮而去反駁他們，說他們其實不能用寒磣這種貶義詞來侮辱自己的生理構造，即便是對待自己這也帶着太多的泯滅人性的意味。
他大可放心地順着他們的意思來繼續這場層頗受爭議的交易，他大可毫無避諱地去給接下來的手術提出專業性的建議，同時他也可以就當今社會的審美問題、整容問題、減肥問題和男權社會的輿論指向高談闊論），或者他已經在手術室裏拿着紅筆在那些人的臉上圈圈畫畫，然後又拿起裝有玻尿酸的注射器朝他們的臉上扎去。總而言之，他們一定沒有想到我已經回到了他們用來製造我、哺育我的巢穴。
我進入這個家的時候，倍感空虛寂寞，像是被丟進咆哮着的海嘯正中心的一個冰雕。我本想去找點布洛芬膠囊或者是腸炎寧片，但我那不受控制的潛意識最終還是引導我打開了冰箱門，我看到冷藏櫃裏有些酸奶、可沖泡的卡布奇諾咖啡以及兩瓶酒（分別是一瓶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生產的梅斯卡爾龍舌蘭酒和一瓶海地生產的慕蘭潭朗姆酒），而那兩瓶酒正合我意。我拿出那瓶朗姆酒，擰開酒瓶上的鋁製瓶蓋，一邊捂住自己的腹部一邊把酒水倒進一個海波杯裏。這種場景在上帝視角的人看來是相當滑稽的，這裏面不包含着也不傳遞着任何浪漫情懷，有的只是一個面目猙獰的病人妄想着用酒精來緩解腸胃的疼痛，這確實避免不了癡人說夢的嫌疑。
我強忍疼痛，開始啜第一口酒，我現在還能記起那一口酒帶給我的不切實際的刺激感，那就像是有一羣伊魯坎吉水母緊貼在我的口腔內壁上游動，但說句實在話，我腹部的疼痛的確緩和了不少，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想要腹瀉的那種頓挫感。隨着一次持續了幾秒鐘的痙攣，我放下水杯直奔洗手間。
說實在的，那瓶朗姆酒的口感確實是非常不錯。我甚至能看到那些蒸餾過後的甘蔗糖蜜沿着我佈滿食物殘渣的食道內壁往胃液裏滑落的整個過程，它帶給我的已不僅僅是一種具有強烈麻痹感的、流動式的外在刺激，更成爲了一劑專門抵消我腹部疼痛的良藥，其性質本身並沒有因爲被吞嚥以及與唾液酶和胃酸的交融而受到影響，其仍然是瑪雅文明在殖民地時代的特殊表現形式之一。
當我突然發覺自己正坐在馬桶上思考這些帶着解構主義嫌疑的問題的時候，我同時也意識到我並沒有跟單位請假。但我沒有絲毫慌張，好像我已認定（這種自信已經接近到了化膿的程度，這種自信本質上是一種有的放矢的寄生行爲，無辜中又夾雜着些許無意識的殘暴）患上腹瀉將是一個不容被拒絕的、命令式的理由，我相信當我告訴那個傻乎乎的領導的時候他一定只是會忍氣吞聲地答應我，而不會有其他反駁的言辭。他能說什麼呢，他總不能告訴我說“腹瀉在我們單位是不被允許的”。
如果他這樣說了，那我就已經做好罵他的準備了，我還怕什麼呢，我甚至還巴不得他拒絕我呢，這樣我體內那剛被戴綠帽子的怨恨就能有地方發泄出來了。這是事實：我真他媽得想把那個小婊子給揍一頓，把她給脫光了然後踹到街去遊街示衆，那個俄羅斯的小賤貨，把我完全給搞垮了。當我坐在馬桶上重新開始思考這件事時，我突然自發地把被戴綠帽子和腹瀉這兩件事情聯繫起來了。被一個同性戀戴綠帽子，如果這件事不能被抹殺掉，是也將會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具有侮辱性的一件事。
被戴綠帽子本身就是一件存在爭議的、缺乏有機性的社會事件，它以摧枯拉朽之勢喫掉了我在臃腫而嗆鼻的紫外線中僅存的一點視野，同時也以一個即使受到法律制裁也從不知悔改的強姦犯的姿態強姦了我在相對意義上已經毫無價值可言的自尊心，而我認爲自尊心受到毀壞是導致腹瀉的直接原因，自尊心是生在在消化系統裏的一種多米諾骨牌似的機關，在被觸發（被損害、被毀滅）的瞬間即會導致諸如腹瀉的連鎖反應。
可惜她並不是約翰娜·西於爾扎多蒂也不是什麼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她的同性戀情不能給政治領域、科技領域或是文藝領域創造任何價值，她只會向我們這些專業的門外漢們吹噓她從伯特蘭·羅素的《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批評性解釋》和《數理哲學引論》、巴爾加斯·略薩的《塔克納小姐》和《頂風破浪》以及諸如若澤·薩拉馬戈和費爾南多·佩索阿等人的作品中看到的東西（那尚且不能稱之爲“學到的東西”，畢竟這些傢伙的想法和觀念不一定就是對的，不一定就是符合我們目前的社會情形的），以一個不太恰當甚至有些粗俗的比喻來說，她這種行爲就相當於朝着屎殼郎（並非說我們這些門外漢的內在就是屎殼郎，而只是用這種蟲子來形容這種行爲的本質以及作用對象）放屁，那些屎殼郎哪懂得人類的屁裏究竟含有那些消化不良的營養成分啊，哪懂得那些屁裏是包含着些什麼食物的氣味啊，可是她卻徜徉在這種對牛彈琴的虛無狀態之中，就像是個對性愛或自慰上癮的性癮者似的無法自拔。
也許早在她給我戴上這頂充滿了環保主義氣味的綠帽子的時候我就已經存在着顯而易見的自殺傾向了，我不說她不說人們都不說不代表着我沒有且他們都不懷疑，當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真的具備自殺勇氣的時候我自己甚至都是震驚的，我猜想這或許是我基因的一部分，只是現在它開始顯著地影響我的思維觀念了。不
知道從何時起，我就開始認爲遊樂場其實是地球開滿鮮花的屍體，那裏面的遊樂設施其實就是地球長滿苔蘚、荷蘭菊和三色堇的即將腐爛的骨骼。人們心甘情願花大價錢買張實際上沒有任何收藏價值的門票，走進那像是放大款的堆砌起來的積木世界似的遊樂場的動機，據我觀察大多是爲了慶祝某些意外降臨的節假日，因爲一般意義上的節假日的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們需要把這種節假日花費在熬夜看電視劇、做愛、睡懶覺等利於儲蓄脂肪的生命活動上），而意外降臨的節假日也僅僅對有孩子的家庭來說是有意義的。
天哪，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就非要帶着那種奴婢心理去聽命於社會規範或者是自然規律的慣性，我不懂他們既要對外聲稱丁克又要私下裏做好生育的準備，他們自私地把那些沒有自主選擇權利的傢伙們拖拽到這個物競天擇的世界，他們生育的所有理由沒有一個是從被生育者角度出發的。我也不懂他們每次都要慶祝節日或紀念日的意義何在，這難道是爲了貫徹某種他們在潛意識裏約定俗成的契約精神嗎？世界真的還存在契約精神這種東西嗎？你要想到，但凡在最後加了“精神“這個詞綴的詞語，其本質上就沒有強制性可言，其本質上就是一種不成文的、靠自覺力來維護的抽象概念。
所以當社會對”契約精神“的強調達到了讓其成爲主流文化的地步的時候，往往也是社會強制力、社會制度最脆弱的時候。我終究還是不懂《純粹理性批判》裏伊曼努爾·康德所說的那些“實證主義”、“先驗自我意識”等虛頭巴腦的東西，也不是太懂托馬斯·阿奎那爲什麼要將這種抽象概念再加以細分，以至於我們把它背得滾瓜爛熟也還是模棱兩可，覺得那只是兩坨拼湊起來的文字。
可能，認知革命的出現永遠是這些學科門類加以發展的基礎和根本原因，如果自然規律可以朝相反的方向運行，我倒希望人類首先進行了科技革命，剔除了他們過度依賴、已經內化爲他們生理構造的一部分的科學發明，然後再進行農業革命，通過與惡劣氣候以及優美的自然環境的對弈成功地讓他們的糧食減產，讓他們逐漸放棄了在安第斯山脈及拉丁美洲其他地區、黃河與長江流域以及黎巴嫩和約旦地區的農業種植基地，這樣以來他們成功地把自己的同胞們都變成了活活餓死的乾癟的屍體。
最終他們再經歷認知革命，大腦開始萎縮退化，最終他們手舞足蹈的樣子徹底跟猿猴一模一樣。我想，通過這種倒序的演化方式，地球上將不會再存在精神分裂症和精神錯亂這種只有在腦容量和額葉發達的大腦內部纔會產生的疾病。如果是這樣，我也不會產生自殺的想法。
啊，我能感到所有的有機物和無機物都在嗔怒地瞪視着我，所有的生命體和非生命體都在暗自思忖着我究竟是個有多少缺陷的、糟糕透頂的自然神論者。是啊，我的確是個糟糕透頂的混賬，我甚至沒有任何被人在私下裏議論紛紛的特質，哪怕是那些像是殖民者似的從我泡在羊水裏時就侵略了我的最外層皮膚的生理特徵呢，我想他們甚至都不屑於把我像是最渺小、最沒有存在感的灰塵似的放進他們生活的垃圾場裏。
衆所周知，只有那些可望不可即的、存在於商業廣告上的東西能讓人魂牽夢縈。所以，我也能理解我的微弱存在感並不是什麼值得特殊對待的事情。我沒有伯恩·安德森在《魂斷威尼斯》裏的那種令女性甚至是存在細微同性戀傾向的男性朝思夜想的、荷爾蒙旺盛的英俊臉蛋，也沒有舒格·雷·羅賓遜的那種肌肉線條輪廓分明的魁梧身材，沒有克拉克·麥克斯韋的那種能用數字表達出來的智慧，沒有德摩斯梯尼的那種邏輯縝密的雄辯口才，要說我有什麼，可能我就只是有人類的大腦和身體罷了，而且是那種滿是生理缺陷的、對天氣變化沒什麼免疫力的身體，所以這種身體怎麼能產生經久不衰的吸引力呢？
吸引力是一種帶有哄騙誘導因素的力量，我覺得它更貼近於一種自然意義（本能意義）上的欺詐手段，相貌出衆的人在最基礎的方面就比那些相貌遜色的人具有無可比擬的、不言而喻的先天性優勢，這種看起來分配不均的優勢同樣看起來缺少一些公平性。那些相貌稍微遜色的人往往爲了彌補先天優勢的匱乏而開始藉助外力捯飭臉蛋和身材，或是護膚、化妝、整容或是健身和抽脂，所以你能說這不算是一種欺詐嗎？如果你的確沒有意識到吸引力本身與欺詐之間存在的關係，那麼只能說這種本能的力量（吸引力）已經蛻化爲了文明的一部分了。
我常常感到失望，彷彿失望就是每天三次的飢餓，我必須用依賴某些實實在在的手段才能將它消除。當我對自己或是對社會感到失望的時候，我最喜歡也是最常去的地方是菜市場。可是當我走在其中的時候我又在想，我們在逛菜市場的時候，究竟是在逛什麼。
不設立目的是一種奢侈的、違抗生理慣性的革命行爲。所以當我們帶着一種相對疑惑的心態在菜市場漫無目的的閒逛時，是否也是帶着一種與瓜果蔬菜爲敵、誓與注水豬肉抗爭到底的英雄主義精神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從石炭二疊紀以來的地球上就沒有英雄主義精神的存在了，有的只是僞裝成或打扮成英雄的、尚且相信英雄夢的兒童們，比如說他們會穿上動漫人物的服裝出現在公共場所裏，但那也並不是爲了伸張正義、服務社會，他們只是因爲那套服裝完美地符合了他們的審美點，並能夠成功地在贏得其他小朋友羨慕之情這種事情上助他們一臂之力。
雖然這或許從始至終都是他們自己做出的決定，但是這的確也反映出來英雄主義已退化爲一種專門用來譁衆取寵的、虛頭巴腦的、缺乏可持續性的輿論噱頭。爲了避免人心險惡成爲形容社會本質的唯一形容詞，爲了避免極端個人主義先於共產主義盛行起來，我們的社會努力地以各種方式推行這種瀕危的意識形態，這是有目共睹的，雖然收效甚微，但好在“英雄主義”還能作爲一個正常詞彙印在人民的神經中樞上，好在他們還沒有忘記這幾個字怎麼發音（儘管他們完全不懂其內核究竟是什麼）。
當我們在逛菜市場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尋求一種更貼合實際的死亡動機（應該僅僅對我來說是這樣）。每當我經過那些散發着血腥味的肉販子的小攤，我除了會感受到一種瞬間的、襲遍全身的、像是被咬了一口的戰慄感之外，還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那種不同於那些牲畜的、對於死亡的親切感，但我最終也不會駐足停下來，除非我要買點肉回家去，否則那些拿着刀的肉販子只會用那種專門看神經病和窮鬼的眼神看我，甚至還會把我給罵跑。
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是霍亨索倫家族的遺落在北緯三十度的後裔，這種想法在我躺在牀上被黑暗緊緊勒住同時面對着天花板的時候最爲強烈，可是當我又發現自己只是坐在報社裏的一個無足輕重的職員的時候，這種想法就從表層意義上被抵消掉了。
即便與瓦本公國與霍亨斯道芬王朝與奧斯曼帝國沒有任何血緣關係上的瓜葛，我的行事風格中總會不知不覺地透露出一種被稀釋過的皇家騎士精神，但我也清楚這種帶有諷刺意圖的飛揚跋扈只是爲了配合我體內的自我保護機制，我知道如果不這樣做，那種具有深遠意義的悲觀、齜牙咧嘴的黑夜以及帶有殖民者性質的挫敗感將會把我以最慘絕人寰的方式給生吞活剝。我之所以意識到這點並付諸該死的實踐，根本上都是因爲，欺軟怕硬是包括人在內的所有動物的天賦，而正因爲我是個持有自我偏見的、新世紀的懦夫，所以我必須藉助某種具象或抽象的方式防止自己被社會給咬死。
“欺軟怕硬”爲什麼要被我稱作是天賦呢，這不見得是一種被值得稱讚和推崇的東西，甚至是極度卑劣的、貶義的、違背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但是人類最擅長的不正是把各種卑劣的東西理解成與生俱來的美好品德嗎，所以當我聲稱“欺軟怕硬”是一種天賦的時候，將總有那麼一部分人是極其贊同我的，他們不會感到任何異常。我還發現，人類的傲慢完全來源於人類的語言系統，人類會說話這件事賦予了人類過量的、不必要的自信心。如果剔除了這一關鍵要素，所有人將是如出一轍的懦夫。
啊，我不是那個在癲癇發作之後因精神錯亂不受控制而開槍誤殺自己的文森特·梵高， 也不是傑西·利弗莫爾，我沒有他們那種促使他們扣動扳機的荒誕哲學家的詭異氣質，我甚至都沒有一把可以供我扣動扳機的格洛克手槍。每當想到這裏，你纔會最終發現這個世界的殘忍之處甚至在於它把你自我毀滅的方式都限制在了幾種合法的途徑之內，這時被逼急的人類往往會不由自主地開始嫉妒甚至辱罵晴天，會朝着兩條正在衆目睽睽之下貪婪享受着交媾快感的野狗怒目而視，會瞬間認識到死亡（最起碼是帶有主觀能動性的死亡）應該是符合普遍主義原則的一種權利，應該是建立在全人類悲苦命運基礎之上的一種逃脫的自由選擇，而不應該受到諸如所謂人權社會、民主社會等虛無概念的外在約束。
我發現，隨着整個社會經濟體量的飛速發展，死亡竟然越來越帶有象徵主義藝術的色彩，於是我就開始大膽地、毫無根據地瞎想，是不是那些涉及到意外死亡、非自然死亡以及財產分割的法律條款的起草者和制定者們受到了皮埃爾·波德萊爾的潛在影響，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他們應該趁早清醒一點，他們既不能在這種關乎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帶有藝術家思維，也不能像是荷馬似的企圖代表貴族階級的未來，他們並非由荷馬創造的庇勒普斯家族的人物，務實與現實主義纔是他們應該具有的品格和死心塌地信奉的信仰。總而言之，我好像只有跳樓、投水、自縊、自刎和服毒等幾種毫不瀟灑也毫無張力的自殺方式，要說我最終爲什麼選擇跳樓，那也只是我抓鬮決定的結果。
藉着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及其廣義相對論尚不完整、缺乏力學知識基礎的瞭解，我又去嘗試着理解速度時間膨脹實驗的研究結論與我即將實現的跳樓行動之間的關聯性，可是我最終發現他們之間所謂的關聯性全都是我主觀臆想的假聯繫（我愚蠢地認爲我也會是像那種宇宙射線又或是其製造出的渺子似的，能在由於地心引力而徒勞下墜的過程中經歷幾個在不同觀測地點看來沒有多大差異的半衰期，但我終究是一個智力低下的蠢貨，我並不是赫爾曼·閔可夫斯基，我只是個其研究理論中所涉及的時空概念裏的一個具有低級趣味的碳基生物而已）。
也許最終人類要從純粹科學理性的世界觀轉向純粹迷信神性的世界觀，即從科學的神性轉向宗教的神性。人類目前厭惡或排斥宗教信仰的唯一理由，是因爲科學（就目前而言、尚且）能爲他們解答絕大多數常見問題。信奉科學真理與信奉宗教信仰在本質上別無二致，二者都是渺小人類在自然的絕對力量面前的情感寄託方式，本就不存在任何低級與高級、先進與落後、鄙視與被鄙視之分。
人類不該在選擇陣營之前進行過嚴格縝密的分析比較判斷而後在選擇某一陣營之後又帶着得逞的奸佞小人式的僥倖心理對另一陣營大加鞭撻，人類不該這樣，我這樣說是因爲我觀察到人類確實是這樣。人類是對同胞最殘忍的生物，人類力求以各種方式把不給予其發展資源的同胞趕盡殺絕，將具有不同信仰的同胞逼進地獄，對具有不同膚色、說着不同語言的同胞進行精神暴力。
人人往往深知自己的噁心之處，但只是知道並不足以阻止他們在這種種族問題上犯賤，他們必須經歷同樣的創傷纔會幡然醒悟。歸根結底，我的意思是說我的自殺註定是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不同於地表上那些還在膀胱裏憋尿的行屍走肉們的反叛行動，我將像是一顆脫膛的狙擊槍子彈似的以肉眼可見的自由落體的速度撞向地表上的人類科學，撞向他們那些無憑無據的、總在避免趨於一致性的意識形態。
他們的意識形態有着五花八門的表現形式，比如說他們總是由衷地相信便祕症本身是由於精神壓迫引起的，他們很少會因爲遭受苦難而遵從醫囑（人類只有在以旁觀者身份出現的時候纔會相信科學真理，而作爲當事人的時候往往傾向於用宗教信仰來武裝自身）；他們同時對被宣稱爲實驗性墜毀事故的羅斯威爾事件抱有畸變的厄勒克特拉情結，他們之中往往就有那麼一羣喪失理智、喫過太多激素食物的激進分子將《第三類接觸》和《外星也難民》中的外星生物的形象推崇爲新的上帝。
我不理解他們，不理解這羣擅長藉助社會制度的漏洞互相庇護、在不易被察覺的角落裏祕密監視對方、做事喜歡偷工減料而表面上又總是以出現概率極低的（僅有的幾個）社會美德故事來稱讚全體人類的動物，他們喜歡在生活細節方面運用誇張手法，比如在向某些傻里傻氣的傢伙闡述他們所經歷的災難時，比如當他們向同胞們解釋他們所痛恨的某個人或物品時，或者是（如上所述）當他們在一個臭氣熏天的露天垃圾場裏發現一塊熠熠生輝的金子時。他們不喜歡用除誇張之外的任何其他修辭手法，歸根結底是因爲他們不擅長，因爲他們既有觀念裏認爲不擅長某些事情就是缺點，而他們的虛榮心又必須讓他們學會掩蓋這些總在膨脹着的缺點，而要是他們擅長，他們會讓全世界都知道的。
喔，我不能帶有私心地從一個公共事業單位的、沒有暴富命運的自然神論者的角度就認爲已經概括了人類的所有缺陷，要知道總有某些思想沒有經過淬鍊的、被客觀認爲是心地善良的人熱愛着那些直立行走的動物。可是我也沒有跟他們爭辯過誰對誰錯，畢竟絕望與疲勞這兩種挑釁我身體承受能力的東西只在我體內發生了，這並不是什麼能夠共通的感覺。所以當我決定去死的時候，我就沒有想過我會被那些俯瞰我屍體的人們理解。他們的實際做法與我在剛開始所講的必定一致。
我相信還是有所謂的絕對不腌臢的地方的，只是我竟倒黴到即便花費整個生命歷程也無法目睹其真容。要說對母親、父親以及加莉娜等人毫無留念之情是不可能的，但反過來說對他們仍懷有難以拆卸的懷念未免又顯得有些刻薄和虛僞。總而言之，我相信那種脫離社會規制舒服的重力加速度能帶我重獲與文明無關的自由，我相信最樸實無華的地心引力能把我拽進更深層意義上的溫柔裏去，我同時也狂妄地、不聽勸告地相信着粉身碎骨將是比被裝進骨灰盒裏更體面的歸宿。我不相信的是雍容華貴和消費主義，靠物質獲取來填補物質匱乏的空虛，遠不如溘然長逝來的實在。
半個小時後，我的母親正在用格式塔流派的理念控制自己的情緒，她和我那痛哭流涕的父親一起坐在一輛出租車上前往那棟教學樓。警察們用粉筆把我屍體碎片的波及範圍給完整地圈起來，有記者已經火速地趕往現場，還有幾個正在拍攝屍體的攝像師。絕大多數的人們在他們望不見命案現場的地方議論紛紛，或是看看手機或是等待新聞的刊登，這其中就包括一個叫加莉娜·波戈洛夫斯基的人，以及她的那位娃娃臉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