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時的生活老師姓陳，五十歲上下，戴着方框金屬邊眼鏡，愛穿旗袍，性格溫和。
走路時的步伐不疾不徐，舉手投足都是歲月沉澱的優雅知性。
跟其他凶神惡煞拿着竹棍敲門叫起牀的生活老師有着天壤之別。
她總是溫和的敲敲門，微微提高音量說着同學們該起牀了。
我們學校是每層樓配一個生活老師，負責監督學生就寢和起牀，檢查宿舍內衛生，以及週末留校學生的出入登記。
高三之前，我都是這層樓裏唯一一個週末留校的學生，家在外地沒有辦法。
入學後的第一個週末，陳老師拿着留校登記冊來讓我簽字，反覆問我一個人會不會害怕，如果害怕可以去她的宿舍裏睡。
晚上熄燈前還來看了我一次，就擔心我一個人會出事。
其實我一點都不怕，可我很感動，十五六歲時一個人獨自離家千里求學，能得到一位師長的關心，足以驅散內心所有的憤懣和委屈。
跟陳老師熟悉起來是一次週末我在水房裏洗衣服，我洗衣服基本可以說是不求乾淨，只求全溼。
陳老師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到了我身邊，看着我苦大仇深的樣子笑出了身後。
笑完後溫柔地伸手指點我，內衣要單獨洗，外衣褲子要按顏色深淺分開，洗衣粉放多少合適，難洗的污漬可以先泡一會兒再搓洗。
我有些不好意思，陳老師只是拍拍我的肩，說我獨立自強是好事。
週末在校沒有什麼娛樂，那時候還沒有智能手機，我唯一的消遣就是看小說。
我當時正沉迷東野圭吾，幾乎把書店能買到的東野圭吾的作品都買了回來。陳老師查寢的時候看到我書架上的一排小說後，問我借走了《白夜行》
《白夜行》是唯一一本我看完後心裏堵了好久，並且再也不敢看第二次的書。十多歲的時候還想不清楚其中的道理，只覺得憤憤難安，意難平，恨不能衝進書裏將女主角掐死。
陳老師借走後我常看到她在自己的宿舍裏捧着茶杯，一頁一頁細細地翻閱着。
幾天她將書還給我，又借走了另外一本《惡意》
我拿着書忍不住問她看完後有什麼感受。
陳老師細琢磨了一會兒，回答我：“年少遭受的迫害與折磨，不是拿無辜之人的幸福和生命當自己墊腳石的理由。”
“無辜之人不應該爲你的苦痛買單。”
這番話我仔細琢磨了很久，只覺得恍然大悟，內心的那股不平漸漸淡去。
陳老師將《惡意》還給我時我又問她的感受，她說她很喜歡加賀恭一郎這個警察角色，因爲有他的堅持不懈，被害者纔沒有在無辜慘死後還揹負滔天罵名，殘忍的兇手也沒有變成“情有可原”。
“這個故事講人性之惡，但結局還是歸於正道。”
後來陳老師常借書去看，看完後都會跟我聊一聊各自的感想，她的話讓我受益匪淺，甚至比我的任課老師們教會我的更多。
以至於後來大學時的專業選擇，也是受了陳老師當年教會我的那些道理的間接影響。
很多個週末，我帶着小說泡在陳老師的宿舍裏，蹭上一杯茶，安安靜靜各自看自己手裏的書，在一天結束的時候合上書，聊聊書中的情節，抒發自己的感想。
我會跟陳老師說說自己生活上和學習上遇上的煩惱與困難，她總能以從奇特的角度出發，引導我自己找出解決的方法。
她就像是一位智者，一位我生活中的貴人，讓在我最叛逆的年齡裏，安穩地走在了正途上。
可陳老師從未講過她自己的事，除了知道她家在本市外，她的家庭，過往我一概不知。
我一直覺得陳老師跟生活老師這個職業格格不入，可她從來沒說過來這裏的原因，我也就從來沒刻意問過。
不去驚擾他人的私密，也是陳老師教過我的道理。
她是生活老師，教會了我生活。
最後一次見陳老師是高考那天，她穿了紅色旗袍，跟其他生活老師一起送我們上學校統一送學生去考點的車。
“同學們，旗開得勝啊！”
她在車下笑着向我們揮手，目送着車子駛上街道。
大學時需要回高中調一些材料，我回去時特意去了宿舍樓想見陳老師，卻得知她已經辭職離開了。
我想此生或許再也見不到她，可她仍舊是我關於年少時候的回憶裏不會磨滅的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