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米市蕪湖

        四大米市蕪湖

      從晚清到民國，蕪湖憑藉周邊市縣稻米產區和青弋江、長江水運的優勢，成爲天下糧倉，被列爲長沙、九江、無錫、蕪湖四大米市之一。由此，蕪湖見證了農業經濟的繁榮，成爲享譽全國的四大米市。

    時代發展和變遷，一度輝煌的米市已經淡出歷史。當歷史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蕪湖市委、市政府把握機遇，當了一次時光的“擺渡人”，他們用創新的思維，把“米市”這個金字招牌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嫁接再一起，蕪湖米市又一次顯示了它關山飛渡的新氣象，浴火重生。

    1978年，鳳陽小崗村十八戶農民按下了農村土地大包乾的快車鍵，揭開了全國土地承包制的序幕。這年蕪湖縣（灣沚區）黃池公社西埂生產隊也率先試行小宗農作物包產到戶。到1983年，全市包產到戶已達百分之百。土地承包制，充分調動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隨後，一個農民“賣糧難”的問題日益突出，成爲決策者們亟需要解決的難題。

    1983年7月10日 ，蕪湖市人民政府爲了發揮蕪湖市交通和魚米之鄉的優勢，搞活糧油經營，決定成立“蕪湖米市”，省委、省政府及時作了肯定性的指示：“蕪湖米市要成爲安徽糧油議價貿易中心，對國內外糧油貿易的商品和洽談業務的基地”。1984年7月20日，蕪湖米市在江岸路（吉和廣場）舉行隆重的重新開業典禮。同年9月22日，在當時隸屬蕪湖管轄的九華山風景區東崖賓館召開了“蕪湖米市理論研討會”，會期四天，來自湖南、山東、山西、江蘇、上海、天津以及本省社科院、高校的61名代表。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糧油工作新形勢以及米市的性質、特點和作用進行了深入探討和研究。這次會議肯定了蕪湖米市的可行性，也爲米市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也詮釋了蕪湖市委、市政府迎難而上，敏銳地把握機遇的使命和擔當。

      米市新開業，生意十分興隆。僅兩個月，就吸引了大批中外來客，糧食總成交達兩億斤。這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國家尚未取消農業稅、農民們豐收之後，保證上交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才是自己的，能夠努力出售餘糧，可以說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1991年1月15日，由於市內的米市場地不能滿足發展的需求，蕪湖米市搬遷到當時北郊，成立了我國首家以大米批發交易爲主的省級市場——金灣米市大廈。國家商業部、省委有關領導參加了開業儀式。米市大廈佔地2.1公頃，總建築面積10萬平方米。米市上應有各種配套，如加工、交易、倉儲、運輸等功能，這是一處集大米、稻種、食用油等各類農副產品的交易中心。截止當年底，僅糧食成交量已達500萬噸。實現了蕪湖米市歷史性的超越，可謂盛況空前。

    歷史上的蕪湖米市處於農業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時期，晚清，它自鎮江七浩口遷至蕪湖，成爲封建社會官僚階級權與利的結合的產物。今日，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的蕪湖米市採用多渠道、少環節的經營，活躍穩定了市場，平抑了物價，又讓農民多得實惠，也滿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當下，蕪湖米市在時代的發展中經過多次整合，市區縣相繼成立糧油（大米）批發市場20個。在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下，發揮前所未有的作用。蕪湖米市已經不再是一個地域性的標誌和代名詞，而是一個涵蓋所有糧食產區的大概念。回顧三十多年前，蕪湖市委、市政府，爲民所想，權爲民用，用創新的思維擦亮了蕪湖米市這張歷史名片，實可稱之謂超越之舉。

    近代中國，蕪湖成爲商貿之都，不外乎與兩件大事相關聯。一是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簽訂，蕪湖被列強闢爲通商口岸，大批外國貨物由蕪湖進口，再輸往安徽各地，與此同時，周邊各縣的農副產品也經過蕪湖集中轉銷沿海、國外。二是1882年米市由鎮江七浩口遷往蕪湖，促使蕪湖米糧生產、銷售迅速增長，成爲中國四大米市之一。從1898年——1904年，平均一年出口米糧多達500餘萬石，1918年之後，又一度增至一年800餘萬石，與米市相關的一應行業應運而生，人口由原4～5萬人，增長至近10萬人。城市的骨架由東南向西北，沿着青弋江兩岸和長江岸線發展，在外國勢力和李鴻章家族勢力相互融合的情況下，逐漸形成了清末民初長江沿線一個的經濟重鎮。緣起由米市領跑，帶動了百業興旺。蕪湖米市史上有“堆則如山，出則如江”之譽，這種經濟現象的背後，對蕪湖經濟繁榮有着哪些借鑑和啓示。

    首先，是帶動了社會經濟結構上的巨大變化。米市興起促進了布業、銀錢業（金融）、菸草業、五金百貨業、飲食客棧等諸多行業的繁榮，爲清政府和地方政府開闢了稅源財源。1912年以後，官僚資本創設的銀行在蕪湖次第設立，逐步取代了票號、錢莊，到1929年，蕪湖有中華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安徽銀行、中央銀行、上海銀行等六家銀行。1946年起，以國民黨四大家族爲後臺的農業銀行和中央合作金庫在蕪湖設立分支機構，米市的金融資本由銀行業壟斷。

    米市進一步拓展了下層市民的就業渠道。據蕪湖關1901年資料統計；當時參與糧食運輸貿易的民船有58338艘；外國公司的輪船29艘（英國太古、怡和，日本日清等），有米行、礱坊、堆桟等300餘戶，加上爲廣州、潮州、煙臺、寧波四大米糧商幫服務的採運工人和斛工等已達萬餘人。

    其次，米市增強了城市的開放度，米市經濟催生了民族工業。據安徽20世紀初統計，全省13家民族資本經營的工礦企業中，蕪湖就有紡織、機械、電業、糧食加工、化工、礦業等工業門類，佔據了半壁江山。文化教育事業也隨之興起。1903年中長街徽州商人汪孟鄒開設“蕪湖科學圖書社”這是安徽第一家宣傳傳播新思想、啓迪民智的書店；陳獨秀創辦的“安徽俗話報”在此誕生；1911年4月，在蕪湖大馬路（中山路）的中江大戲院演出新劇《恨海》；創辦了安徽第一個新興話劇進化團。1934年，安徽最早的廣播電臺在蕪湖成立。蕪湖的戲院、茶樓酒肆等遍佈市中心繁華地段，喧囂着豐富多彩的市井生活。

  再次，米市的繁榮，擴大了城市生活空間。米市給李鴻章家族佔得商機。長子李經方在蕪湖買下大批土地成片開發，同時興辦企業，開闢道路，興建公館和住宅區、花園等，如中山路、北平路（今北京西路）、吉和街、二馬路（新蕪路）等，築造園林就有大花園、景春花園、長春花園、柳春園等諸多樓臺亭閣。據1929年的《市區圖說》，佔了市區面積的18.2平方千米，如果算上李鴻章整個家族房地產的面積，幾乎侵佔了半個蕪湖城。

    米市，改變了城市走向。由原來沿着青弋江呈“一”字型佈局，逐漸沿長江延伸呈“L”型發展。米糧靠水運，江上桅檣雲集，青弋江、長江一座座碼頭上晝夜人聲鼎沸聲息不斷。寺碼頭、管驛巷、寧淵觀、、徽州會館、湖南會館等處石臺階的碼頭人來車往；接官廳、龍船巷、吉和街、陶溝等地的洋碼頭上停泊着一艘艘輪船和躉船，外國商船麋集於此，天然的良港，形成一個商路通達，物流順暢的外部環境，顯現了蕪湖米市昔日的輝煌。

    商海滄桑，鑑往知來，蕪湖米市畢竟它是封建社會集權的產物，但是它充分體現了蕪湖人善抓機遇，順應昇華，銳意進取的風貌，這是一個城市發展的不竭動力。它也是米市內在精神傳承和歷史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