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丁玲，我們遠沒有蕭紅、林徽因、張愛玲那麼熟悉。她，不及蕭紅透徹感悟，不及林徽因美貌可愛，不及張愛玲清冽孤傲。但，她始終昂揚地走着，決不回頭。
她從湖南出發，來到上海，來到北平，最後落腳延安。她一個人艱難的走着一條女性主義的道路，但她從不放棄，像一個女戰士一樣。 丁玲和當時所有追求新思想的女性一樣，渴望自由，希望女性可以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她渴望邁出自己的第一步，像娜拉出走一樣，贏回一個屬於自己的結局。
事實上，她做到了。她成爲了第一個到延安的文人，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革命作家。但成爲革命作家的道路，並沒有想象中的一帆風順。女作家丁玲的一生：有出走、有被囚禁、也有重獲新生、更有生命最後的反思！
母親大力支持丁玲“出走” 。丁玲的母親有着獨立的意識，想要活出自己的人生，只是沒有生在一個好時代。只能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丁玲的父親——一個地主家的少爺，多病，沒有半分志氣。在丁玲的父親撒手人寰，原本一個寡婦帶着一兒一女會活不下去的時候，丁玲的母親彷彿重生了。她賣掉家產，償還了丈夫欠下的債款，帶着兒女前往縣城生活。 丁玲上小學，母親自己上師範學校。不在意他人的閒言碎語，丁玲的母親從學生成爲學監，最後成爲老師，在青春已逝年華未老的時刻，她活出了自己的人生，也爲後來的丁玲做了榜樣。
丁玲在不斷地學習中，懂得自己想要什麼。她不斷地跨越步子，想要到更大的天地去。在桃源縣第二女子師範學校，丁玲憑藉着小時候閱讀積累的底子輕輕鬆鬆的考取了第一名。同時，在這裏也爲她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
她不喜歡像其他同學一樣摘抄句子，使文章條理好、字句通順。她喜歡寫自己的話，想得多，聯想豐富，文章就寫得自然有趣。老師們常常在她的作文後面寫長長的批語，鼓勵她寫作，要多用點心。更甚者，有代課老師誇丁玲是學校的一顆珍珠，有閃光之才。
這個時候，五四運動爆發，丁玲立刻投入到這場戰鬥中，剪掉了自己的頭髮，參與革命中去。她也不甘心只待在小小的縣城，她想要真正的瞭解外面的世界。她主動向母親提出想要去長沙上中學，在這裏她發現自己對文學真正的產生了興趣。 “五四”之後有一股復舊的逆流，原本丁玲上的周南中學曾經是五四運動的倡導地，向着新的方向前進。但現在卻走着舊的道路，丁玲毅然到岳雲中學——一個有着前進思想的學校求學。丁玲的每一次選擇，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轉學，卻難掩她對於新的道路的選擇。
遠去上海，是丁玲中學時期選擇中最重要的一次。這不僅意味着她要放棄在岳雲中學的文憑，還要一個人離家千里。並且當時的丁玲還有婚約在身，在她小時候，她的外祖母將她訂給了舅舅家的表哥。 這個時候丁玲的舅舅極力阻止她的遠行，丁玲的母親拿出她的魄力，堅決支持丁玲遠去上海，追求新的天空。丁玲也就這樣甩掉了婚約，開始了她的自由行。
來到自由的天空，丁玲保持着那麼面對世界的好奇。她也開始了她的創作道路，從開始的《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到《一個人的誕生》、《水》，丁玲開始了文學創作道路方向的改變，這一切也離不開她衆多好友的支持與協助。
丁玲的處女作《夢珂》發表，帶着五四運動時期的思想革命和個性解放的命題，丁玲發出了她對時代的探求與尋找。她曾經這樣說起自己寫小說的原因：“我那時爲什麼要去寫小說，是要代替自己來給這個社會一個分析。” 那段時間，丁玲的生活十分艱難，生活無法得到保障。多虧了翟秋白、沈從文等一些好朋友的幫助讓她免於生活困境的打擊，可以從事她所追求的寫作事業。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在大革命失敗的低氣壓下，在看不到前途與出路的情況下，丁玲不願意放棄反抗，帶着痛苦的掙扎執着的追求女性的自由。這部成名作也帶着自己的愛情縮影，與胡也頻的戀愛經歷。 在這段感情中，丁玲是幸福的，她也有着小女人對平淡生活的憧憬。在胡也頻被國民黨抓捕、槍決，丁玲遭受的打擊可想而知是極大的，卻只能獨自堅強。欺騙母親胡也頻去蘇聯了，將他們唯一的孩子交付給母親，讓母親幫他們照顧孩子。實際上那個時候的丁玲已經窮困到了極致，她沒有能力照顧孩子，只能將孩子送到生活水平較低的鄉下，讓孩子能夠長大成人。只剩下她獨自面對這個冰冷殘酷的世界，她不敢懈怠，唯有迎難而上。
在大時代的發展下，丁玲發現自己的女性訴求，只能是一種訴求，她想要改變自己的創作方向和創作道路。可是，這條道路該怎麼走，她遲疑了，她不知道自己可以走一條怎樣的道路？ 魯迅爲她指明瞭方向。在丁玲的《魯迅先生於我》一文中，丁玲這樣談到魯迅先生對她的影響： “魯迅，他怎能這麼體貼人情，細緻、尖銳、深刻地把中國社會，把中國人解剖得這麼清楚，令人淒涼，卻又使人罷手不得。魯迅真是一個非凡的人，他也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 於是當丁玲瞭解到魯迅參加並領導了左翼作家聯盟時，她決然地改變了她的寫作航向，加入左翼作家聯盟。
在這個時期，丁玲在《北斗》期刊上發表了她的《水》，被視爲左翼所倡導的“新小說”的萌芽與重要收穫，丁玲真正的成爲了革命文人。 女性的革命文人，是少有的，自然也是矚目的。丁玲自然而然的就被國民黨盯上，成爲綁架的對象，隨之產生了很多關於丁玲變節、自首的謠言。對於這些謠言，魯迅先生始終沒有理會，而是聯合各方羣衆力量去解救她，讓丁玲重獲自由，並且可以順利的去往陝北，爲丁玲以後的文學發展開闢道路。
丁玲被囚禁。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家中被特務祕密綁架。此事在當時影響很大，上海《大美晚報》等報刊都刊登了丁玲被特務綁架的信息，之後文化界爲了營救丁玲，還專門成立了丁玲營救會。文化界的名人紛紛出面呼籲，比如魯迅先生以爲丁玲遇害，還專門寫了一篇《悼丁君》的文章。 不過因丁玲之名聲，以及社會各界的呼籲，丁玲並未遇害，此次經歷猶如從虎口脫險。不過丁玲沒有被嚇倒，反而愈加勇敢堅強。
丁玲在延安重獲新生。 丁玲逃脫了被囚禁和追捕，千辛萬苦到達了陝北。但命運待她是公正的，在這裏，她汲取了不一樣的養料，重新煥發了生機，她在她所熱愛的革命事業上重獲新生。
丁玲一生經歷了太多的曲折與傳奇，她就像一本史詩書，每一階段都有每一階段的故事。
在延安的這個階段，應該是她最安心的時候。不用擔心在上海時期的無端迫害和囚獄之災，在這裏她可以安心的做自己，埋頭搞創作。也是這樣，她開始改變自己的創作文風，沒有再採用以前的自傳體形式，但她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個性意識——強烈的叛逆意識，她始終將自己的個性色彩與社會批判結合在一起，她始終是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
在延安這片土地的影響下，在與革命羣衆的接觸下，丁玲開始慢慢地成長。她開始關注革命羣衆的生活，同時也關注着農村女性的命運發展，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下，丁玲寫成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這是丁玲第一次以農民、農村鬥爭爲主體創作的長篇小說，她走到人民羣衆中去了，人民羣衆也走到了她心中去了。丁玲抒寫着他們的故事，也是抒寫着大部分中國人的故事。她從社會革命的角度關注時代的變遷，又從思想革命的角度關注着反封建意義，丁玲與他們一起生活，汲取了他們身上的一切故事，他們或許不是走在革命最前面的人，但他們始終是往革命道路上走的人，就像丁玲自己一樣，始終爲革命戰鬥着。
在這個期間，唯一讓丁玲備受爭議的就是她與陳明的姐弟戀。嚴肅的環境下，周圍人議論紛紛，沒有人看好他們之間的感情。流言沒有擊碎丁玲，她始終堅持做着自己，沒有在意他人的看法。她也這樣鼓勵着陳明，正視自己的感情，“自我”是最重要的。她與陳明的相互鼓勵和激勵，伴他們走過了丁玲最後一段感情道路，也是丁玲所有感情中最長久的一段。
丁玲生命最後的反思。 經歷了漫長的特殊歷史時期之後，75歲的丁玲恢復身份，重新出現在了文藝界。她仍然像以前一樣關心政治、關注文壇，強烈的憂國憂民，抑制不住地要歌唱，要懷念，要指點批評。她筆下的文學依舊是色彩濃烈、激情似火。 在經歷了那麼多痛苦的遭遇，丁玲的身上沒有痛苦籠罩的影子。當所有人以爲她要繼續揭露社會的黑暗面時，她卻把自己的文學創作思想定位在怎樣使我們的國家走上富強之路，使我們的社會進步繁榮。她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問題，寫作的《韋護精神》就是倡導大家要效仿韋陀菩薩，不要只是發泄個人鬱積的怨恨，圖一時之快，而是要有更多的韋陀菩薩，人人關心國家大事，大膽的干預生活，幫助他人。這便是丁玲的獨特魅力，她不埋怨過去，她總是站在人民的角度思考問題，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丁玲就這樣活出了個性、活出了精彩、活出了不一樣的女性人生。總有一種精神值得你去堅持，對於丁玲來說想必就是那種革命的精神，永不放棄。 “冰之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這是翟秋白曾經對丁玲的評價，也概括了丁玲飛蛾撲火的一生。即使自己燒傷殆盡，也不改其心。向着革命而生，向着革命而死。1986年3月4日，82歲的女作家丁玲，走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