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年譜（306）】1944年，毛澤東51歲。
1944年4月11日，譚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
這個報告，是在毛澤東的授意與主持下由譚政起草的。當時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正在徹底檢查部隊的政治工作，從整個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風進行全面檢討。
起草前，毛澤東曾召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領導人賀龍、徐向前、蕭勁光、譚政等討論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初稿寫出後，毛澤東作了修改，加寫了三千字左右，並要譚政將修改稿送周恩來審閱，以及向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各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徵求意見。
毛澤東加寫的文字中，有：
“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爲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並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種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羣衆，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使革命軍隊內部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完全服從革命政黨的政治領導，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並進行瓦解敵軍、協和友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的軍隊和其他軍隊的原則區別。我們說，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就是指的這個意思。”
“如果我們的軍隊沒有共產黨領導，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軍事工作與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設想的。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而如果沒有這種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軍隊，就不可能是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之所以能夠如此英勇堅持，艱苦奮鬥，再接再厲，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4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聯合發出關於學習譚政《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報告的通知，指出：
這個報告“是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問題的全面總結，其中關於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部分及組織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全體適用的；關於邊區經驗部分，亦值得全軍重視”。這個報告“不但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而且也一般地解決了我黨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許多問題，爲全黨幹部所應注意。”
譚政(1906—1988) 原名譚世名，號舉安。1906年6月14日生於湖南省湘鄉縣楠竹山村。曾任小學教員。1927年2月到國民革命軍第4方面軍總指揮部特務營，任文書、書記。1927年9月，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譚政被授予大將軍銜。與他同列上將的，還有他的領路人、大舅哥陳賡。
陳賡帶動譚政走上革命道路
原來譚政與陳賡是三代世交。陳譚兩家都是湘鄉人士，離得不遠。陳家是武將出身，陳賡的祖父曾是曾國藩湘軍的猛將；譚家是書香門第，譚政的祖父是方圓數十里有名的紳士。兩家都是當地有名的大戶，門當戶對，過往甚密。譚政的父親譚潤區與陳賡的父親陳紹純同是教書爲業，互爲密友。
有趣的是，譚政的父親譚潤區是新式學堂東山高小的教員，卻傾慕舊學；而陳賡的父親陳紹純是當地有名的私塾教師，卻心儀新學。
陳紹純讓陳賡去譚潤區的東山高小讀書，譚政的父親卻讓譚政去跟陳紹純讀私塾。就在陳家的私塾，譚政和陳賡的妹妹陳秋葵青梅竹馬，兩家定下了親事。
後來，在陳賡父子的支持鼓動下，譚政也到了東山高小讀書（這裏也是毛澤東曾經讀書的地方）。
1924年，譚政從東山高小畢業，陳譚兩家爲他與秋葵完了婚。此時譚政18歲，陳秋葵15歲。
婚後，譚政準備走陳賡的路，去報考黃埔軍校。此時陳賡被派去蘇聯學習，沒有聯繫上，譚政只好暫從父命在鄉教書。
1927年，陳賡回國，被派往唐生智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特務營爲營長。當他寫信回家時，譚政當即給陳賡回信，要求去當兵，參加革命。陳賡接到信後，特地派了兩名軍官接譚政去從軍。
陳賡父親不同意，但譚政的態度很堅決。在妻子和岳父陳紹純的支持下，1927年3月，譚政投筆從戎，離開家鄉，來到陳賡所在的漢口，到陳賡所在的特務營2連擔任上士文書。在入伍時，他特地改名“譚政”。
遺憾的是，譚政離開家鄉不久，陳秋葵就由於雙方家庭遭受打擊鬱鬱而終了。
譚政擔任毛澤東的首任祕書
譚政參加革命不久，革命形勢就急劇變化。陳賡被撤營長之職，譚政也因共產黨嫌疑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陳賡和譚政逃離隊伍去武昌，尋找地下黨。不久，陳賡去了南昌，譚政留在共產黨員盧德銘的武昌警衛團任9連文書。
隨後，警衛團進駐修水縣城。在這裏，譚政遇到專門來修水與警衛團聯絡的通城、崇陽農民自衛軍的黨代表——羅榮桓，兩人一見如故。在盧德銘、羅榮桓的率領下，警衛團參加毛澤東發動的湘鄂贛秋收起義。之後，譚政隨羅榮桓等人奔向井岡山，匯聚到了毛澤東的麾下。
譚政與羅榮桓等人：
1928年夏的一天，譚政從遂川草林圩回到寧岡，組織上通知他去當工農革命軍前委祕書，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從此與毛澤東共事15年有餘。
譚政跟隨在毛澤東身邊，給毛澤東謄抄文件，跟他一起出席會議，做會議記錄，進行調查研究，寫調查報告等。在與毛澤東朝夕相處的日子，他充分見識了毛澤東的指揮才能和領導才能，自己也受益匪淺，這爲他以後做軍隊政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29年1月，在第三次反“圍剿”鬥爭期間，毛澤東派譚政去三十一團擔任團黨委祕書。
以筆戰鬥，軍隊政治工作的先鋒
1929年，古田會議以後，譚政爲落實大會精神，改進紅軍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紀律建設，在當時物質生活極端困苦，戰鬥極爲頻繁的情況下，堅持每月寫一篇政治工作報告，他所寫的《月終政治工作報告》《新田夜間戰鬥政治工作報告》《高興圩以北戰鬥政治工作》等情況報告，詳細論述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建軍原則和政治工作方針，爲紅軍早期政治工作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1936年，譚政向黨中央上報《關於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見》，作出“黨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礎，政治工作應該通過黨的組織進行，使政治工作指導系統和黨的工作指導系統融爲一體”等重要論述。中共中央加上按語並予以轉發，充分肯定“譚政的這篇文章，對我軍政治工作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變，發揮着重要的指導作用”。
1937年，參加秋收起義部分人員在延安合影。後排左三爲毛澤東，左八爲譚政
全面抗戰期間，譚政撰寫了不少關於軍隊政治工作方面的論文，主要有：《論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八路軍、新四軍的幹部政策》、《敵人在華北的現行政策》、《華北已進入艱苦鬥爭的階段》、《論敵軍工作的目的與方針》、《敵軍工作的當前任務》、《關於八路軍的幹部問題》，等等。這些論著不僅有力地指導了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的開展，豐富和發展了我軍的政治工作，而且在理論和思想上進一步號召和團結了廣大軍民，激發了更大的戰鬥力。
這篇《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最爲重要，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後政治理論建設上又一個光輝的歷史文獻，是我軍政治工作理論進入到成熟時期的標誌。1944年4月20日，中央宣傳部和總政治部聯合向全黨和全軍發出通知，要求全黨幹部和全軍連級以上幹部都應認真研讀這個文件。同年10月1日，總政治部再次發出《對研究譚政同志政工報告的意見》的指示。
毛澤東對譚政所寫的系列文章給予了高度評價，說：“譚政，談政也。”譚政則謙虛地說：“如果說，我在抗日戰爭期間爲總政治部、留守兵團起草文稿、撰寫的文章對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有些指導作用的話，應該是有毛澤東等人的指導，有總政治部等機關各級幹部幫助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自己只是動手執筆寫出來而己。”
1955年，譚政和陳賡一起被授予大將軍銜。兩個人一文一武，同授大將，成爲一段佳話。
1956年9月，譚政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爲《建軍新階段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發言。這是我軍建軍新階段的政治工作文獻。譚政在會上當選爲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書記處書記。
1956年12月，譚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軍政治工作期間，把全部精力傾注於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