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起源——大政之源(三)

十、何为“文明”?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经》“天下文明”,孔颖达注解说“有文章而光明也。”现代用来翻译英语的“civilization”,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与“野蛮”相对。

文明的定义历来存在争议。西方学术界最先提出文明的三要素,是“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建筑”,三者有其二可称文明。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一书中加以推广普及,在考古学界得到很高的认可。

但这样的标准并不适合中国。1983年,考古学家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提出“文字、城市、金属冶炼技术”是文明的标志,而文明是“指一个社会已经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

2001年我国启动“文明探源工程”,根据最新的考古学资料,兼顾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提出了新的文明社会判断标准:

一、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

二、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

三、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可以看到,文明的标准是在不断更新的,但关键的因素是进入国家形态。(当然这也会带来新的讨论,什么样的考古学面貌才算是国家?)

文明的发展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并不能机械地在河流中划开一道,把河流截断,说此后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不论文明的标准为何,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是客观存在的。

十一、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个复杂问题,多位学者做过精彩的论述,以下几篇文章最为重要:

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严文明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张光直的《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刚起步,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从西方传来,从而提出“中国文明西来说”,后被证明是错误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原中心说”盛行,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河洛地区是中国文明的中心,领先进入文明社会并辐射周边地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发掘获得的各种资料越来越不支持“中原中心说”,学者纷纷提出新的学说。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划分为六大区,各有源流,后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严文明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是“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费孝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影响巨大;张光直提出公元前4000年后中国各地的文化互相交流,形成了一个“中国相互作用圈”。

这些学说虽然名称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但总体的方向一致,即中国文明是“多元一体”的。

史前不同地域的多个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最终中原文化区融合四方的文化因素,汇聚一体,脱颖而出,中国文明就此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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