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是營口市商業學校， 前身是1906年成立的（光緒三十二年）營口商業學校，（又名營口商業實習所），距今已有117年的光榮歷史。
母校成立之初，座落在被人稱爲“東北小上海”的營口二門町附近，離大遼河不足百米，是當時營口地區頗具影響力的一所國際性學府，與當時的營口水產學校（大伯畢業於此校）比翼齊飛。
解放後，學校由政府接管。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停辦，直到1980年才得以恢復辦學。
此時的母校隸屬於營口市商業局，由於師資和場地所限，每屆只招收四個班。其中兩個財會班，一個統計班和一個紡織品班，學制兩年。財會班生員全部來自當時的營口市區，以及所轄的營口縣、蓋縣、大窪縣和盤山縣。與財會專業所不同的是，統計和紡織品專業的學生屬於全省招生（抱括當時仍未劃歸內蒙內自治區轄屬的赤峯市）。
1983年高考發榜後，我以334.5分，超出市內學生60分，位列兩個財會班第三名的成績，被母校校錄取。
按照常理，對於一個正處於貧困地區，靠喫高粱米苞米麪長大的農村孩子來講，能考上一所中等專業學校的我應該感到高興纔對，然而，我卻高興不起來。
就在高考前四五個月的關鍵時刻，一場突如其來的病魔把我擊倒。由於不想爲家裏增添更多的經濟負擔，我只好帶着醫生開出的藥品，從學校回到了家裏。在離開醫院前，醫生告訴我，要徹底治好這個病，最快也得需要四五個月的時間，並建議我，爲了不影響治療，最好是放棄當年高考，等把病治好了，明年再考。當時我在想，醫生的建議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是，進城心切的我，不容得我把這個病情往壞裏想，只要有一線希望，我還是要趕上這班車。就這樣，我帶着藥品返回了學校，同學們知道情況後，主動幫我打好行禮，並把我送到了公共汽車站，當天下午我就回到了家裏。媽媽見我帶着好幾盒藥，一堆書本和複習資料，有氣無力的樣子，老人家也是一臉的無奈。在家治療期間，我本想看看書，鞏固鞏固，怎奈一拿起書本，還沒等翻幾頁，頭就痛得就像炸裂一般，我只好放下，複習資料和書本雖然都放到了我的枕頭邊，由於我的身體不允許，它們只好靜靜地呆在那裏，時刻等待我的招喚。隨着病情逐漸轉輕，也可以拿起書本了，可是，不管看什麼內容就是記不住，什麼也回憶不起來，後來，我乾脆就不碰書本了。經過四個多月的治療和休養，我的身體基本得到了恢復，多多少少允許我做些數學題，做些英語題，至於全靠背的政治、歷史和地理科目，在這幾個月時間裏不但沒有進步，把原來的成果也丟得所剩無幾。距離7月7日高考只剩一週的時間，發病以來的呼吸困難症狀已經消失。經過醫院檢查，代夫告訴我，再用一週的口服藥，我就可以完全恢復健康了。當我聽到這個結果後，我當時真想在沒有人的地方仰望着天空，對天高喊：我終於可以參加今年的高考了！我終於可以參加今年的高考了！
烏雲散盡，就不怕見不到陽光。
爲了保證我能正常走進考場，在考試前的頭一天下午，在我離開家之前，村醫，也是我三姨家的婊哥，特地爲我靜脈注射一針葡萄糖，那天晚上，我和另外一名同學寄宿在縣城的同學家裏。第二天八點，我終於走進了考場。考試結束後，我由於沒有達到大學的錄取分數線，只好填報中專志願。
經過兩個多月的苦苦等待，終於盼到了能走出農村的這一天。這一天的到來，要比我預感的晚了一些。我知道，通知書來的這麼晚，肯定與我報考的國內和省內重點中專失之交臂有關。當我打開郵件時，正如我預料的那樣，果不其然，我是被“服從分配”這個志願中的本市所屬的一所中專所錄取。此時，一種無奈的情緒又一次地在我心中泛起。
殘酷的現實就擺在你的面前，如果你無法改變它，又不想另作其它選擇，那麼，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勇敢地去面對，去適應。
經過一段短暫的思想鬥爭，我還是認了。雖然這個結果不令人滿意，但是，最終走出農村的目標還是實現了。
根據通知要求，10月5日是正式報道的日子。在不到二十天的開學時間裏，母親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專門爲我做一套被褥，以備開學之用。
母親一直是一個會精打細算的人，爲了給我準備新的被褥，是以我在高中唸書時的被褥爲基礎，以舊翻新。
爲了不浪費原有的材料，在舊被套的基礎上，再添加一層新棉花，把原來的被面和褲面作內部面料使用，這樣即可以節省一部分開支，又能不失體面。就在我接到通知書的第二天，我同母親一起來到我們村裏的商店，在買完兩斤棉花，選好兩塊布料，回到家裏後，就開始忙活起來。不到兩天時間，就爲我準備好了新的被褥。
在我的記憶裏，母親一直是個意志堅強，做事公道，心靈手巧，能言善辯的人。不論在家做任何事情，總是有板有眼，從不糊弄。在爲鄰居進行技術指導時，或者是爲大隊偶爾做些義工時，更是精益求精，我母親的每一件作品，不敢在村子裏說是最好的，起碼也沒有人敢與我母親的手藝比試比試。
按照常理，我應該在10月4日，或者5日到學校報到，但由於當時的心情較爲低落，又不想在未來的學校謀個一官半職，所以，我是10月6日才報道的，這也是我從上學以來第一次以這樣的消積態度對待我的學校，對待我自己。
報道那天，我從村頭上車，到縣城倒車，到營口市少年宮下車，又往南步行約500米，再左轉彎幾十米，兩座分別坐南朝北、坐西朝東的四層樓房就展現在我的面前。學校大門的右邊牆垛上掛着一個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用楷書工工整整寫着“營口市商業學校”這七個大字。哦！這就是我即將用兩年時間來完成我學業，從此將改變我人生軌跡的學校嗎？
當我剛剛走到學校門口，正當一腳門裏一腳門外時，迎面向我走來兩個同學，當我說明是哪個專業，叫什麼名字時，原來他們兩個與我同班，後來，一個成爲我們班的班長，叫李永春，他也是學校覆校以來第一個入黨的優秀學生，另一個正好與我是同宿舍，一個愛唱東北二人轉的張永亮。
入校後我才發現，操場還沒有徹底平整。座南朝北成“工”字型的樓房是教學樓，此樓的西側是階梯教室，東側是圖書室；座西朝東的樓房，一樓南側是教研室，北側是傳達室和教師單身宿舍，二樓的南側是學校領導的辦公室，北側是女生宿舍，三、四樓全部是學生宿舍；座東朝西的平房是學校食堂。
學校佔地40多畝。那時的營口市商業學校，與當時的錦州市商業學校、朝陽市商業學校商校、阜新市財經學校和丹東市財經學校是遼寧省僅有的五所中等財經專業學校。
在安頓下來後，我在同學的引導下，第一時間就到後勤科領飯票，飯票是用黃、藍兩種紙印製的，主食是紅色，副食是藍色，後來又改成塑料材質，各分早午晚，主食論斤兩，副食論角分。剛開始大家都不熟悉，就餐時分男女桌。過了兩三個月以後，男女可混桌用餐，有的女生把用不完的飯票和菜票也會主動勻給飯量較大的男生。在我們入校以後，在我的記憶裏，我們只吃過一頓紅薯，沒喫過高粱米和玉米麪，青一色喫的是當地產的大米，還有少量的白麪。這樣的主食在當時我們遼寧的大中專學校中也是不多見的，這同在農村每年才能喫上一兩頓被稱之爲“細糧”的日子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從第二個學期開始，食堂飯票由紙製油印，改爲薄薄的富有彈性的塑料，形狀爲長方形，也分紅藍兩種。每個月由班級的生活委員到後勤科統一領取，按照助學金和獎學金的多少分別發放到每個同學手裏。
我們班共有34名同學。男生11名，女生23名。其中，有三名朝鮮族，一名蒙古族。另外還有7名營口縣商業系統的代培生。
開學伊始，學校對教學和紀律抓的非常緊。早晚自習，下午自習，上課期間，經常有值班老師巡視，也派值日學生每週進行臨時檢查，每學期都要進行評比，扣分最少的班級，學校給發三角型的流動紅旗。
我們班的班主任是劉偉老師。他是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後就進入學校，一直在學生處工作。雖然他在我們班擔任班主任只有一年半，但他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好印象。他爲人謙和直率，從不跟我們發脾氣；他做事認真，用人得當，管理得法，在擔任我們班班主任期間，班級無論是在組織能力，勞動紀律、學習成績、遵守校規等方面，都走在其他三個班的前面，因此，我們班自始至終都得到學校老師和領導們的好評，班長雖然不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會主席，但他卻是我們學校上下兩屆中唯一一位預備黨員。這讓四班的學生會主席感到非常尷尬，也讓其班主任非常丟面子。
我在報道之前我就沒有想當幹部的想法，可是到了學校後，經過老師的一段時間考察，劉老師還是把班級的生活委員的任務硬塞給了我，我在不好拒絕的情況下，接受了這個職務。
在當時，班級的生活委員主要負責班級同學每個月的飯票發放，日常的室內外衛生、宿舍衛生監督和檢查，每週六下午的大掃除以及新年聯歡晚會用品的採購等事務。兩年間，我經手的財物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差錯，同學們對我的工作那是相當地認可，我幹得也是得心應手，爲此，在第二批發展預備黨員人選中，我被學校排在了第一位。
在我們那個年代，學校設有助學金和獎學金。助學金分兩等，獎學金分三等。一等助學金每月爲13元，二等助學金爲8元，一等獎學金爲11元，二等獎學金爲7元。
由於我是從農村貧困地區考入的，我的助學金被老師認定爲是一等，各科總體成績雖然不能排在前三，但至少也能排到前十名，因此，我的獎學金被認定爲二等。兩項加起來，學校每個月能給我20元的消費額度，這相當於當時本地區一般普通工人的月收入額。有了這兩項保證，基本就不用家裏再額外補貼。
兩年的學習生活很快就結束了。
畢業那年，我被學校評爲三好學生，又被學校推薦給在本地的一家省屬事業單位，不到半個月，也就是在八月初，我就到工作單位報到，從此，我又開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