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是营口市商业学校， 前身是1906年成立的（光绪三十二年）营口商业学校，（又名营口商业实习所），距今已有117年的光荣历史。
母校成立之初，座落在被人称为“东北小上海”的营口二门町附近，离大辽河不足百米，是当时营口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一所国际性学府，与当时的营口水产学校（大伯毕业于此校）比翼齐飞。
解放后，学校由政府接管。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直到1980年才得以恢复办学。
此时的母校隶属于营口市商业局，由于师资和场地所限，每届只招收四个班。其中两个财会班，一个统计班和一个纺织品班，学制两年。财会班生员全部来自当时的营口市区，以及所辖的营口县、盖县、大洼县和盘山县。与财会专业所不同的是，统计和纺织品专业的学生属于全省招生（抱括当时仍未划归内蒙内自治区辖属的赤峰市）。
1983年高考发榜后，我以334.5分，超出市内学生60分，位列两个财会班第三名的成绩，被母校校录取。
按照常理，对于一个正处于贫困地区，靠吃高粱米苞米面长大的农村孩子来讲，能考上一所中等专业学校的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
就在高考前四五个月的关键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把我击倒。由于不想为家里增添更多的经济负担，我只好带着医生开出的药品，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在离开医院前，医生告诉我，要彻底治好这个病，最快也得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并建议我，为了不影响治疗，最好是放弃当年高考，等把病治好了，明年再考。当时我在想，医生的建议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是，进城心切的我，不容得我把这个病情往坏里想，只要有一线希望，我还是要赶上这班车。就这样，我带着药品返回了学校，同学们知道情况后，主动帮我打好行礼，并把我送到了公共汽车站，当天下午我就回到了家里。妈妈见我带着好几盒药，一堆书本和复习资料，有气无力的样子，老人家也是一脸的无奈。在家治疗期间，我本想看看书，巩固巩固，怎奈一拿起书本，还没等翻几页，头就痛得就像炸裂一般，我只好放下，复习资料和书本虽然都放到了我的枕头边，由于我的身体不允许，它们只好静静地呆在那里，时刻等待我的招唤。随着病情逐渐转轻，也可以拿起书本了，可是，不管看什么内容就是记不住，什么也回忆不起来，后来，我干脆就不碰书本了。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我的身体基本得到了恢复，多多少少允许我做些数学题，做些英语题，至于全靠背的政治、历史和地理科目，在这几个月时间里不但没有进步，把原来的成果也丢得所剩无几。距离7月7日高考只剩一周的时间，发病以来的呼吸困难症状已经消失。经过医院检查，代夫告诉我，再用一周的口服药，我就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了。当我听到这个结果后，我当时真想在没有人的地方仰望着天空，对天高喊：我终于可以参加今年的高考了！我终于可以参加今年的高考了！
乌云散尽，就不怕见不到阳光。
为了保证我能正常走进考场，在考试前的头一天下午，在我离开家之前，村医，也是我三姨家的婊哥，特地为我静脉注射一针葡萄糖，那天晚上，我和另外一名同学寄宿在县城的同学家里。第二天八点，我终于走进了考场。考试结束后，我由于没有达到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好填报中专志愿。
经过两个多月的苦苦等待，终于盼到了能走出农村的这一天。这一天的到来，要比我预感的晚了一些。我知道，通知书来的这么晚，肯定与我报考的国内和省内重点中专失之交臂有关。当我打开邮件时，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果不其然，我是被“服从分配”这个志愿中的本市所属的一所中专所录取。此时，一种无奈的情绪又一次地在我心中泛起。
残酷的现实就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你无法改变它，又不想另作其它选择，那么，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勇敢地去面对，去适应。
经过一段短暂的思想斗争，我还是认了。虽然这个结果不令人满意，但是，最终走出农村的目标还是实现了。
根据通知要求，10月5日是正式报道的日子。在不到二十天的开学时间里，母亲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专门为我做一套被褥，以备开学之用。
母亲一直是一个会精打细算的人，为了给我准备新的被褥，是以我在高中念书时的被褥为基础，以旧翻新。
为了不浪费原有的材料，在旧被套的基础上，再添加一层新棉花，把原来的被面和裤面作内部面料使用，这样即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又能不失体面。就在我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同母亲一起来到我们村里的商店，在买完两斤棉花，选好两块布料，回到家里后，就开始忙活起来。不到两天时间，就为我准备好了新的被褥。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是个意志坚强，做事公道，心灵手巧，能言善辩的人。不论在家做任何事情，总是有板有眼，从不糊弄。在为邻居进行技术指导时，或者是为大队偶尔做些义工时，更是精益求精，我母亲的每一件作品，不敢在村子里说是最好的，起码也没有人敢与我母亲的手艺比试比试。
按照常理，我应该在10月4日，或者5日到学校报到，但由于当时的心情较为低落，又不想在未来的学校谋个一官半职，所以，我是10月6日才报道的，这也是我从上学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消积态度对待我的学校，对待我自己。
报道那天，我从村头上车，到县城倒车，到营口市少年宫下车，又往南步行约500米，再左转弯几十米，两座分别坐南朝北、坐西朝东的四层楼房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学校大门的右边墙垛上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用楷书工工整整写着“营口市商业学校”这七个大字。哦！这就是我即将用两年时间来完成我学业，从此将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学校吗？
当我刚刚走到学校门口，正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迎面向我走来两个同学，当我说明是哪个专业，叫什么名字时，原来他们两个与我同班，后来，一个成为我们班的班长，叫李永春，他也是学校复校以来第一个入党的优秀学生，另一个正好与我是同宿舍，一个爱唱东北二人转的张永亮。
入校后我才发现，操场还没有彻底平整。座南朝北成“工”字型的楼房是教学楼，此楼的西侧是阶梯教室，东侧是图书室；座西朝东的楼房，一楼南侧是教研室，北侧是传达室和教师单身宿舍，二楼的南侧是学校领导的办公室，北侧是女生宿舍，三、四楼全部是学生宿舍；座东朝西的平房是学校食堂。
学校占地40多亩。那时的营口市商业学校，与当时的锦州市商业学校、朝阳市商业学校商校、阜新市财经学校和丹东市财经学校是辽宁省仅有的五所中等财经专业学校。
在安顿下来后，我在同学的引导下，第一时间就到后勤科领饭票，饭票是用黄、蓝两种纸印制的，主食是红色，副食是蓝色，后来又改成塑料材质，各分早午晚，主食论斤两，副食论角分。刚开始大家都不熟悉，就餐时分男女桌。过了两三个月以后，男女可混桌用餐，有的女生把用不完的饭票和菜票也会主动匀给饭量较大的男生。在我们入校以后，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只吃过一顿红薯，没吃过高粱米和玉米面，青一色吃的是当地产的大米，还有少量的白面。这样的主食在当时我们辽宁的大中专学校中也是不多见的，这同在农村每年才能吃上一两顿被称之为“细粮”的日子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从第二个学期开始，食堂饭票由纸制油印，改为薄薄的富有弹性的塑料，形状为长方形，也分红蓝两种。每个月由班级的生活委员到后勤科统一领取，按照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多少分别发放到每个同学手里。
我们班共有34名同学。男生11名，女生23名。其中，有三名朝鲜族，一名蒙古族。另外还有7名营口县商业系统的代培生。
开学伊始，学校对教学和纪律抓的非常紧。早晚自习，下午自习，上课期间，经常有值班老师巡视，也派值日学生每周进行临时检查，每学期都要进行评比，扣分最少的班级，学校给发三角型的流动红旗。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刘伟老师。他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就进入学校，一直在学生处工作。虽然他在我们班担任班主任只有一年半，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印象。他为人谦和直率，从不跟我们发脾气；他做事认真，用人得当，管理得法，在担任我们班班主任期间，班级无论是在组织能力，劳动纪律、学习成绩、遵守校规等方面，都走在其他三个班的前面，因此，我们班自始至终都得到学校老师和领导们的好评，班长虽然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但他却是我们学校上下两届中唯一一位预备党员。这让四班的学生会主席感到非常尴尬，也让其班主任非常丢面子。
我在报道之前我就没有想当干部的想法，可是到了学校后，经过老师的一段时间考察，刘老师还是把班级的生活委员的任务硬塞给了我，我在不好拒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职务。
在当时，班级的生活委员主要负责班级同学每个月的饭票发放，日常的室内外卫生、宿舍卫生监督和检查，每周六下午的大扫除以及新年联欢晚会用品的采购等事务。两年间，我经手的财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同学们对我的工作那是相当地认可，我干得也是得心应手，为此，在第二批发展预备党员人选中，我被学校排在了第一位。
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校设有助学金和奖学金。助学金分两等，奖学金分三等。一等助学金每月为13元，二等助学金为8元，一等奖学金为11元，二等奖学金为7元。
由于我是从农村贫困地区考入的，我的助学金被老师认定为是一等，各科总体成绩虽然不能排在前三，但至少也能排到前十名，因此，我的奖学金被认定为二等。两项加起来，学校每个月能给我20元的消费额度，这相当于当时本地区一般普通工人的月收入额。有了这两项保证，基本就不用家里再额外补贴。
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毕业那年，我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又被学校推荐给在本地的一家省属事业单位，不到半个月，也就是在八月初，我就到工作单位报到，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