澡花一朵朵，想法一堆堆。
今天，小澡哥讀書，整理讀書筆記如下：
秦暉和金雁認爲，中國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中國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文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歸根結底是農民社會的改造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要變農業人口爲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農民文化、農民心態與農民人格。
農民與地主同處於宗法（或稱家族）共同體之中。宗法族長既是領袖，又是家長，他對家族管理是對宗法共同體的維護，有對族衆的盤剝，更有對宗族成員的愛護。當地主豪強對家族的控制沒有影響到朝廷根本利益之時，歷代統治者也用法律和道德輿論支持這種控制。因此，農民對於本族地主豪強的依附性也在日益加深。他們的是非觀念往往來自鄉居的退休的官僚地主，鄉紳的影響力甚至超出了本姓本族，擴展到整個他們所居住的地區。
長時期的人身依附，讓他們失去了自我意識，喪失了判斷能力，他們對宗族和土地的依賴是他們思想意識的主流。秦暉在《田園詩與狂想曲》中講到，在農民的“獨立人格、自由個性、主體意識沉睡狀態下，即使取消‘強制’，造成的也不會是自由，而是宗法式的散漫。”“散漫”本身是人身依附反面的表現，因爲人身依附的問題絕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秦暉又說，封建社會的人身與人格依附關係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封建主義對農民的‘超經濟強制’，第二層次是自然經濟條件下所有人都是宗法共同體的依附者。”農民意識與農民的羣體性格，首先是建立在這一宗法社會特徵之上的，在這一點上有產有業的地主階級與農民沒有多大區別。
過去，我們理解的革命總與造反流血聯繫起來；實際上，革命的精義在於進步。因此，經濟是否發展和社會是否進步纔是衡量革命的尺度，並非只有暴力流血纔是檢驗是否革命的試金石我們這裏說的農民的“革命性”，不是指他們所表現出的通過暴力形式改變財產所屬權的激烈要求，雖然這種要求在當時的條件下有其合理性。然而，單純的農民暴動是不能改變其所處的經濟制度和生產關係的。他們改變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屬權，也不過是姓張的不當地主改爲姓李的當而已。從社會發展的宏觀角度來看，並沒有發生什麼根本的變化。他們從來也沒有提出過改變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要求，那些爲歷史研究者所樂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義要求和“摧富益貧”的口號等等，都沒有超出皇權社會和宗法制度的範疇。而且，這些思想觀念最初也是儒家的創始人，如孔子、孟子等首先提出來的，而不是造反的農民發明的。
農民的保守性主要體現在：留戀自然經濟下田園詩式的宗法生活，留戀“道德經濟”的和諧與安定，希望有一個庇護所保護他們逃離商品經濟所必然帶來的競爭、分化、風險、動盪和破產的威脅。因此他們又有因循守舊、安土重遷、輕商抑商的一面。
由於長期生活在宗法共同體之下，形成了對家長、族長的崇拜，從而發展到對官府、皇帝、鬼神以及一切權威，乃至一切有勢力者的崇拜，甚至崇拜給他們帶來明顯危害的惡勢力，爲的是下次的禍害輕一些。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兇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因爲不奉承則作惡更甚。
專制統治者強調“以孝治天下”，除了它能夠爲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各個階層的人們所認同之外，也因爲“孝”的精義是“無違”（俗話說“孝就是順”），用現代語言說就是“聽話”，家族的所謂“孝子”是完全徹底地“承認長老的權力”（費孝通語）的。只有在家族之中做個百依百順的“孝子”，到了社會上才能做一個合格的逆來順受的良民。在統治階級不斷地思想灌輸下，民衆把皇權專制國家的專政機器視爲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家庭，把壓迫剝削他們的官僚、皇帝看作保護他們的父母。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宗法農民的羣體性格只能是日益萎縮保守，他們缺少進取精神，特別是在政治上，甚至可以說是沒有進取精神的，很少主動地去要求。平時，他們也認爲不應該抗上，視造反爲大逆不道。
從整體上來說，農民對皇權專制社會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是認同的。因爲儒家思想就其本質來說，是宗法制度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表現，世代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農民對於儒家思想有一種天然的認同感。所以不必專制統治者灌輸，農民對於儒家的政治思想、倫理觀念都是能理解和遵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