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前，我的夢想是做一個哈佛人。我有這樣一個夢想，一是因爲那個籠罩着哈佛大學的光環，也因爲我一直把學習法律當做我的目標，並把學習數學當做我的“後備”，而哈佛的這兩個專業都是全美最好的。1979年的四月，一封拒信打破我的這個夢想。至於原因，我估計是因爲我的SAT英語成績太差了，只有550分（如果當時有新東方，可能就不是這個結局了）。
在申請大學的時候，我清楚地知道自身條件有不足，不能保證一定能上哪所大學，所以我一共申請了12所學校，這樣，我覺得才能把主動掌握在自己手裏。回想當時，我的老師們可能都快恨死我了，因爲申請大學的材料中需要老師給學生寫的推薦信，而對我，他們要一下子寫那麼多份（當時沒有電腦，每封推薦信都需要老師親手寫成）。
最後，我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這是一所很好的學校，法律系和數學系也很有名。哥大給學生很大的發展空間，允許學生學習的課程範圍很廣。我在大一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美術、歷史、音樂、哲學等專業的課程，接觸了很多東西，我覺得這是找到自己興趣的機會。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哲學系的一個老教授說的話：“知道什麼是make a difference嗎？想象有兩個世界，一個世界中有你，一個世界中沒有你，讓兩者的difference最大，這就是你一生的意義。”
再來說說我的哥**律夢。當時，我主要學的是“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屬於一種“法學博士預科（pre-law）”的專業。但是，上了幾門“政治科學”的課後，我發現自己對此毫無興趣，每天都打不起精神來上課，十分苦惱。其中一門課實在太枯燥，我基本上每堂課都在睡覺，惟一的選擇只是在教室裏睡還是在宿舍裏睡。睡到學期過半後，我的平均成績勉強夠得一個 C，我趕在限期的前一天把這門課退掉，才避免了因爲平均分不到3.0導致助學金被取消的災難。
我向家人提起學習法律的苦悶時，他們都鼓勵我轉系。姐姐說：“你不是高中時就把大二的數學讀完了，還得了全州數學冠軍嗎，怎麼不轉數學系？”但是，這又讓我碰到了我的第二個苦惱。進入大學後，學校就安排我加入了一個 “數學天才班”，那裏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數學尖子，一個班只有七個人。但很快，我就發現我的數學突然由“最好的”變成“最差的”了。這時，我才意識到，我雖然是“全州冠軍”，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稱爲“鄉下”的田納西州，而當我遇到了這些來自加州或紐約州的真正的“數學天才”，我不但技不如人，連問問題時都膽怯了，生怕我的同學們看出我這個“全州冠軍”的真正水平並不怎麼樣。這麼一來，我就越來越落後，到今天我對這門課還是“半懂不懂”（這又是一個“沉默不是金”的證明）。當我上完這門課後，我深深地體會到那些“數學天才”都是因爲“數學之美”而爲它癡迷，但我卻並非如此。一方面，我羨慕他們找到了最愛；另一方面，我遺憾地發現，自己既不是一個數學天才，也不會爲了它的“美”而癡迷，因爲我不希望我一生的意義就是爲了理解數學之美。
就這樣，我與我向往的哈佛、選擇的法律、自豪的數學一一揮別。 因爲懂計算機成了校園裏的牛人
失去了哈佛、法律、數學，我的未來之路將往何方？幸好還有計算機。
其實，我在高中時就對計算機有很濃厚的興趣。高中時我很幸運，學校就有一臺古董的IBM機器，當時是1977年，計算機還需要靠打卡片的方式使用（就是先在一張一張的卡片上打洞，然後再把這一疊打了洞的卡片輸入電腦）。有一個週末，我寫了一個程序，讓它去解一個複雜的數學方程式，然後把結果打印出來。因爲機器運行速度非常慢，寫完程序後我就回家了。週一回到學校，我突然被老師叫去罵了一通說：“你知不知道我們所有的紙都被你打印光了!”原來，這個數學方程式有無數的解，週五我走後程序一直在運行，也就一直源源不斷地在打印結果。當時的打印紙都是每張連在一起的厚厚一疊，而這樣一箱紙可能要花掉學校幾十美金，結果被我一個程序全部打光了，老師當然很生氣。
大一時，我很驚訝不用打卡片也可以使用計算機，而令我更驚訝的是這麼好玩的東西也可以作爲一個“專業”。於是我選修了一門計算機課程，得到了我進入大學後的第一個“A+”。除了贏得老師、同學的讚揚，我還感覺到一種震撼：未來這種技術能夠思考嗎？能夠讓人類更有效率嗎？計算機可能有一天會取代人腦嗎？解決這樣的問題纔是一生的意義呀!
大一期末，我找到一份工作，是在計算機中心打工，他們會按時間付點錢給我作爲酬勞，雖然不多，但也是一種鼓勵。同學們有什麼計算機方面問題都會來找我解決，而且當時“會計算機”在學校裏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大家都覺得這個人太COOL了。甚至那時候我的ID都跟別人不一樣：一般人的ID都是“院系名+ 姓名”，比如學計算機的就是“cs.kaifulee”，學政治的就是 “ps.kaifulee”，而我的是“cu.kaifulee”，cu代表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李開復，和校長一樣，多牛啊!
當然，我也做了很多無聊的事情，比如做程序去猜別人的密碼。那個時候，大家還不知道密碼是可以被破譯的，當我“黑掉”別人的帳戶以後，就用他的名義發一些惡作劇的信。有一次，我用一位男同學的賬號在BBS上發了一個“單身女郎徵友”的啓事，害他莫明其妙地收了一堆情書。這位同學現在也在北京工作，估計他到今天還不知情，下次見到他我一定要記得告訴他，那個啓事是我發的。
當時，哥**律系在全美排名第三，而計算機系只是新設的一個專業，如果我選擇計算機這個基礎不是很厚重的專業，前途看起來並不很明朗。如果選擇法律系，我的前途大概可以預測到：做法官、律師、參選議員等等。因爲在我之前有很多範本，我可以照着規劃。而選擇計算機專業，我甚至連將來要做什麼都想不出來，當時也沒有軟件工程師這種職業。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義”和“我的興趣”（做一個不喜歡的工作多無聊、多沮喪啊!），並沒有讓這些現實就業的問題影響我。於是大二時，我從“政治科學”轉到“計算機科學”。當時，一個物理系的同學開玩笑說：“任何一個學科要加‘科學’做後綴，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學。看看你，從一個‘假科學’跳到另一個‘假科學’，跳來跳去還是成不了科學家。”
每天兩毛五，遊戲打到9999
我還有一個一般人不知道的“專長”：打電子遊戲在學校是NO.1——沒人打得過我。
以前的電子遊戲比現在簡單多了。我常玩的一種遊戲叫做Space Invader，屏幕下面有四個堡壘，可發射子彈，上方是很多妖怪，需要把他們一一擊中。那個時候的遊戲機很“笨”，妖怪不是很快地飛來飛去，只是在慢慢移動。這種遊戲投幣纔可以玩，每次兩毛五，而我沒什麼錢，一天兩毛五對我來說也不是個小數目，所以每天我只帶兩毛五去玩，上完課就去打一次或兩次。
這麼弱智的遊戲，有挑戰嗎？有!機器中的分數設置只有四位數，最高分數是9999分，之後再得分就會自動回0。而且，每個妖精的分數不一樣，有的是一分，有的是三分，有的是十分，所以當打到接近9999時，你就要小心計算了，因爲如果錯打了一個，超過了9999，就會回0，得重頭開始了。爲了保持我的記錄每天都是最高分，我不會像其他人那樣瞎打一通，而是一邊打一邊計算自己的分數，打到9999分就自殺，不玩了。這樣，遊戲就很有難度了。而且我剛開始不可能打得很好，需要一次次練習，這也是很大的“投資”。
最後，我每天兩毛五的結果幾乎都是9999，已經練到爐火純青了。我每次都把名字的縮寫KFL寫上去，讓後面來玩的人都會看到這個記錄，知道誰是最高分，這還是很有成就感的。當時玩遊戲的學生很多，甚至還要排隊，我若去的話大家都會說：“看，高手KFL來了!”
我在高中時很守規矩，從不玩這種遊戲，到了大學，一下子沒有了家長的約束，比較自由，於是纔開始玩遊戲。回頭想想。當時的我還是很幸運的，因爲這些遊戲不夠精彩，沒有讓我真的沉迷下去，每天我只是花兩毛五，放鬆20分鐘。當時如果有什麼“魔獸世界”、“CS”，說不定我就會沉迷網吧，毀了一生。
就這樣，我打了一個學期的遊戲，又是什麼使我脫離了電子遊戲的“魔掌”呢？是橋牌。我是在高中時跟朋友一起吃午餐的時候學會打橋牌的，進大學後，我參加了橋牌俱樂部，發現玩法不同了：大家都拿同一副牌，這樣就可以比賽，看誰打得最好。那時，也許因爲中國人的“排隊心態”作祟，我特別喜歡參加橋牌比賽，目的就是想得第一。剛進大學的時候，我爲了得第一就非常幼稚地找了一個老先生老太太聚集的“橋牌俱樂部”打，打了一段時間後覺得似乎該換一個地方了，不然除了常挨老太太白眼之外，牌技還越來越差。當時，許多地區都有橋牌比賽，於是我們就搭車到比較遠的地方去比賽，還去常春藤學校比如耶魯、哈佛去比賽，或去參加全美的比賽，這樣以來我們得了不少獎牌、獎盃。我的一個橋牌搭檔，後來參加了“百慕達杯”（類似於足球的世界盃的一個橋牌比賽），得了全世界第三名。他後來成爲一名職業橋牌手，日子過得很舒服。我有時會跟人開玩笑地講：“要是我當初一直打下去，或許在橋牌領域也能有所成就呢!”
也許，有人會覺得打橋牌和打電子遊戲沒什麼差別，其實差別非常大：橋牌可以培養邏輯思維能力，也可以鍛鍊人際交往能力。不過，我在大一時過於沉迷橋牌，一星期打30小時，這麼以來就嚴重地影響了我的學業。
因爲打電子遊戲和橋牌，我大一時的成績只有3.26。但是自從找到我的最愛——計算機之後，我突然感覺對學習有了相當濃厚的興趣。每次老師發了編程的習題後，我晚上不睡覺也要把它做完（雖然老師給了一個星期的時間）。那時，我不再想拿橋牌第一，而更想做計算機第一。在這樣的興趣驅動下，我在大二、大三、大四時的成績都是滿分4.0，這樣才補救了大一的貪玩，使我最後得以從計算機系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打工過程中發現別的世界
我讀大學期間，靠家裏資助差不多有兩年時間，後來我就沒跟家裏要錢，靠自己打工掙錢完成了學業。我家在臺灣雖然算是小康，但按美國的標準衡量，還是付不起大學學費。當時，學校會給這樣家庭的學生提供打工機會，通常的做法是這樣：學費的三分之一是學校“給”你的助學金，另外三分之一是學校“借給”你的貸款，還有三分之一需要自己打工掙（這種提高學費，但是人人讀得起大學的模式挺好的，值得現階段的中國大學學習）。
打工是大學生學習的良機。我比較幸運，有比較多的打工經歷。
剛開始打工時，我什麼也不會做，那就只能去做家教了。學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區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書的地方在“哈林區”，是全美最危險的地區之一，離哥倫比亞大學很近。
當時我在讀藝術歷史，經常要去博物館看一些畫，看完畫後就坐巴士去做家教。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就多坐了兩站，到了哈林區中心，我當時還猶豫要不要多花一張車票坐回學校，後來卻爲了省點錢選擇走回去，結果卻犯了個很大的錯誤：我突然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另外一個世界——一排排流浪漢、吸毒的人、帶武器的人……雖然身體上沒有受到傷害，心中卻很受震動，也有點害怕。從他們中間穿過時，雖然他們沒對我做什麼，但我心裏一直很忐忑不安，不知道隨時會發生什麼事。那裏的人可能一輩子都沒看到過一個東方面孔，見到我後就用他們杜撰的中國話衝我“哇哇”亂叫。我好不容易一步步走到教學中心，把最後一門課教完，就再也不想去了。
當時我剛好開始申請在計算機中心實習。在這裏的兼職就有了很大改變，我可以得到很大權限，做很多事情。到了暑假，我也跟一些公司做一些計劃，寫點程序，最有意思的就是寫了一個稱鑽石重量的程序。當時是1980年，我大一的暑假。
大學總共三個暑假，大一大二之間的那個暑假我在計算機中心打工，大二大三之間的那個暑假我做了兩個工作，一個是在《做最好的自己》中講的在法學院打工的故事，另外就是在高盛打工，而給我介紹工作的人是我打橋牌時認識的。橋牌比賽後，我們聊得比較投機，他們就說，既然你是學計算機的，爲何不來這邊試試？面試的時候很有趣，因爲企業裏有一些很敏感的信息，他們會用測謊機對面試者進行測試，我之前沒有見識過測謊機，雖然自己沒做過什麼壞事，但還是有點緊張。
一開始，面試官問：“你有沒有酗酒？”
“沒有。”
“有沒有吸毒？”
“沒有。”
“有沒有盜用過公款？”
“沒有。”
“有沒有賭博？”
“沒有。”
“確定沒有嗎？爲什麼你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當時我正在想：橋牌算不算賭博？我確實有幾次和同學玩橋牌時，下了小小的賭注。然後他繼續追問：“你爲什麼心跳這麼快？你一個禮拜輸多少錢？一千？五百？” 我趕緊解釋說：“只是打橋牌時和同學玩玩。”他又追問：“真的嗎？請講實話!”——很嚴厲的口氣。我心中暗歎：真是太可惜了!難道我就因爲打橋牌斷送了這樣一份很好的工作？沒想到面試官最後卻跟我說：“你的人品非常優秀，準備來上班吧!”原來，因爲這個工作可以接觸相當多的敏感數據（例如高盛即將推薦的那些股票），他們怕暑期工拿這些數據去發財，所以他們必須嚇唬嚇唬每個申請者，這樣才能發現品行不好的應聘者。
高盛是個很好的企業，裏面的員工都很優秀，在那裏股票分析師們每天穿得西裝筆挺跟客戶見面。但他們都不太懂計算機，很多數據還需要手工計算。爲了從繁重的計算工作裏解放出來，他們希望我幫忙處理一些工作。那些按照他們的經驗認爲我需要做一整天纔可以完成的工作，實際上利用計算機程序我大概花了一個小時就做完了。利用其餘的時間，我在那裏學了不少投資、管理方面的知識。
除了打工，大學生社團活動對成長也很有幫助。我今天非常遺憾在大學的時候沒有參加任何社團活動（除了橋牌社之外）。雖然我在讀高中時，參加了很多社團，非常活躍，有很多參與社會工作的良好記錄：學生會副主席、創業三次……經歷非常豐富。但那時，這些事情我都是強迫自己去做的，只是爲了在申請大學的時候履歷表上多一行字。現在回頭想想，我從中得到的最寶貴的東西是與人相處的能力，而不是大學申請表上的那行字。
一起做蛋糕、吃蛋糕的好朋友
到大學後，我突然發現自己“跟人打交道很有壓力”。當時中國學生不多，也沒有專門的華人圈子（當然，現在想想有了這樣的圈子也未必好）。有時候，當我走進一個party，看到大家在那裏聊天、喝酒、開玩笑，就這樣發散式地交流，我總覺得走過去面對一個不認識的人很難張嘴。所以去了幾次新生party之後，我反問自己怎麼會變成這樣子，連嘴都張不開了？我曾努力地想與人說話，但又擔心沒有人聽我講。而且每次大家都很分散，三三兩兩地在一起交流，我站在那裏總覺得很無聊、很孤單，不知道怎樣才能融入這麼一個鬆散的交流中去。於是，我慢慢地就退出了，自我封閉起來，不再參加party，也不交朋友。當時，我能交到的朋友就是打橋牌、玩電子遊戲時遇到的朋友，還有我的室友（關於這點，現在回頭想想，當時真不該讓自己退縮。後來當我讀博時、工作時，慢慢發現社交能力還是很重要的，可惜上大學時沒有好好鍛鍊，只好後來補上這堂課了）。
上大學時，我們一個宿舍4個人，每兩人共用一間臥室。我跟我的室友關係很好，他出身於工人家庭，常跟我講他的成長過程，我也會講一些我的事情。我們一直是好朋友，直到現在他也常打電話給我。前一陣子，我在打官司的時候，他還專門打電話跟我說：“你需不需要一個人幫你做人格擔保？”我雖然很感謝他，但我跟他說自己人格沒有問題，不用他擔保。他又說：“其實我也知道這點，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有一個朋友永遠站在你身邊。”
那時，我在計算機中心打工，我會幫他參謀作業該怎麼做；而他在廚房打工，這樣就可以給我帶一些好吃的食物回來分享。有一次學校放春假，他說：“我們廚房剩下來25公斤奶油芝士（cream cheese），反正也要扔了，不如我們拿來做蛋糕怎麼樣？”我說：“好主意啊!”。我們倆的家庭都不是很富裕，爲了省錢都沒有回家度假，畢竟飛機票很貴。於是，我們就計劃用這些芝士做20個蛋糕，這樣就可以天天吃蛋糕，省出假期的飯錢了。
打定主意，我們兩人開始忙活起來，但沒過多久我就開始後悔這個決定了。因爲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沒辦法用普通的攪拌器來攪，我們只好把原料倒進一個大桶裏，每人拿一個棍子使勁攪，一攪就攪了四個多小時，胳膊都累酸了。更讓我後悔的是，當我們開始每天吃同樣的奶酪蛋糕後，感覺總有消滅不完的蛋糕在等着你。吃到最後，我們已經到了看都不想看到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這幾個字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後的一天，他突然對我說：“開復，天大的好消息!”我問他是什麼，他說：“剩下的蛋糕發黴了!”那天，我們倆坐地鐵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粵菜館，叫了六道菜爲蛋糕發黴慶祝。
後來好幾年我們都沒有再吃奶酪蛋糕。但多年以後，每當見面，我們總是開玩笑說，一起去吃東西吧。吃什麼？吃奶酪蛋糕啊!哈哈!
就這樣，蛋糕會發黴，但源於蛋糕的友誼卻是異乎尋常地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