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毅中在去年10月25日的首屆JIC投資論壇表態說，“德國近年來提出了工業4.0的戰略。中國在精心謀劃工業4.0的時候還必須着力打造工業3.0,甚至不得不去補2.0的欠賬,包括資源、環境、質量等,這是中國的國情。所以在發展高端製造業的同時,必須要加快中低端製造業優化升級,加快淘汰落後產能。”隨後在各種關於工業4.0的討論中，是否需要補課就成爲一個難免的話題。加之輿論中對德國製造的造神運動，也造成了一些人認爲工業4.0對中國而言有些高不可攀的理解。
要說補課，的確有一定的依據。德國出臺工業4.0的戰略來自商業企業和智庫的聯合呼籲，在其白皮書中明確表示了兩點因由：第一是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缺乏趨勢，第二是在德國很，多中小企業在細分行業中是專業領先的“隱形冠軍”。也就是說，德國雖然面臨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有效勞動力缺乏的問題，但是保有的勞動力卻普遍具有高度領先的專業性，也就是“少而精”。在這樣的背景下，提高總體產值的手段就自然而然地落在如何高效利用資源的角度上。工業4.0提出的利用物理信息系統連接人與機器，就是期望利用更廣泛的網絡（Internet of Things and Services）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同時，白皮書中還幾次提到所謂“雙4.0戰略”：一方面在德國國內以工業4.0模式改造產業，一方面對外輸出工業4.0支撐技術和解決方案獲得收益。
反觀中國，勞動力供給尚充足，中小企業普遍爲低水平重複。由於地區工業發展不平衡，機器人等工業3.0時代的技術都發育不良，造成整體而言實現工業4.0的支撐技術明顯不足。那麼，爲了肥沃其土壤，各界輿論都希望必須引導社會向支撐技術的研發投資，民間資本也特別關注機器人、無人機等領域，不管是否口頭宣稱要補課，這實際行動分明是在補課了。
但是且慢，我們也許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思考一下。
首先，每一種發展範式的原創形成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積累足夠的社會和科技基礎，但是思維框架的學習並不需要走同樣的路程。打一個簡單的比方，人類存在的幾萬年後在終於由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但是以學習這個定律並開始應用其解決問題也只需要一個高中生半天的時間。實際上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促成一個方法論的原創性發明很難，甚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學習並應用其解決問題並不困難——否則又怎麼叫方法論呢？所以，工業4.0的誕生也許一定是德國那種獨特的產業歷史和先進的發展現狀，但是也許這一套方法論是普適的，並不排除中國呢？
其次，部分支撐技術來自工業3.0時代的繼承和演化，國際市場上並不稀缺。中國缺少這樣的技術產品的自我生產，但是難道中國不是已經身處國際貿易的大環境之內了麼？也許我們難以實現德國對其自身規劃的那種輸出工業4.0技術的程度，但是至少利用輸入的技術改造自身的產業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再次，對技術依賴性對於不同的行業是有很大的差別的。也許技術依賴性較少的領域，可以按照4.0的資源集成模式先行先試。畢竟，所謂工業4.0的精髓在於更加廣泛的互聯和協作，本質在於社會資源的高效組織而不是支撐技術本身。何況，如果不能對接發達國家的生產協作體系，又怎麼維持我國的出口貿易水平呢？如果德國的思潮兌現，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恐怕不管中國高興不高興，都必須給出面向這一趨勢的接口。
最後，我們也許多少應該對同好“食豬”的德國理論界和產業界有一點信心：如果相對落後的經濟體無法受益於工業4.0，那麼德國的技術輸出就會落空，又何談雙工業4.0戰略呢？
我們每次面臨新的產業變革的時候，都會特別強調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投資。但是反觀歷史，造成我國產業落後的真是這個原因麼？比如我們缺乏好的國產操作系統和應用軟件，是因爲中國沒有Intel麼？是因爲我們缺乏用戶羣體麼？都不是，而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自信展望未來，也沒有基於這種自信建立起恰當的產業發展機制。一些在產業技術架構中處於底層的技術的確是實際上並沒有表面看上去那麼可怕。或許是冷戰思維的慣性，我們太過強調產業結構的完整性。這種對完整性的強調和精神依賴，實際上阻止了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爲下一個領域的巨人，因爲我把注意力都放在如歌成爲同樣的另一個巨人，即與其他經濟體的關係不是優先考慮協作和貿易，而是一比一的競爭和複製，結果就是我們不斷在進行TD式的山寨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