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候鳥
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蘇琦 2008-11-24
面對因沿海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企業倒閉而提前返鄉的民工羣，一向以農民保護神自居的左派和一向以提高效率爲己任的右派，在這一時刻結成了非自願的同盟：前者自矜於自己的先見之明，幸虧千方百計頂住土地確權繼而流轉的壓力，給農民兄弟們提前留下了保命田；後者竊喜於產業升級換代的絆腳石自動消失，此外，這些在沿海打拼了十數年的“低素質人羣”的離去，一方面給“高端人羣”的引進騰出了空間，另一方面還可保證改革開放的成果不被瓜分殆盡——否則，根據戶籍改革演進的態勢，這些“低端人羣”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化爲在地民，僅社保、醫保等相關配套開支就足以令地方政府心痛不已。
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工成了失語者，離去的無奈與前途未卜的忐忑都被壓抑在木訥的表情下，沒有人關注這些提前返鄉的候鳥內心在想些什麼。家鄉的政府已經如臨大敵般在考慮如何安置他們，在縣城打工的叔伯兄弟們則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看着這些潛在的就業對手。“農民工”這三個字，足以道盡他們的尷尬。他們既不是農業工人，也不是產業工人，他們就是農民，在國家需要廉價勞動力的時候廁身爲工，如今卻要不老而還鄉，返身爲農。
沿海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令他們失去了騰挪的空間，剛性的戶籍制度令他們即使擁有固定居所和固定工作十五年之上也無法被城市接納，返鄉成爲唯一的出路。然而就連“三農”學者們也不得不承認，人多地少格局下人均那三五分地最主要的功能是承擔農民的社保——這裏且不論爲何同爲一國公民單隻農民要靠土裏刨食來保障自己——無法形成規模效益。事實上，全國大多數農村地區的收入來源中，非農收入的比例近年來一直大大超過農業收入，換言之，正是農民務工的收入維繫中國農村地區的社會經濟運行於不墜，而非那些抱殘守缺的“三農”專家們奔走呼號之功。
如此，所謂“三農”問題，似乎只剩下“二農”議題，就是如何把農民留在農村，讓“農民”這個亞族羣的身份認同世代流轉。
那些對農民擁有天然父愛情結、對農村懷有浪漫情懷的學者們，力圖證明只有那“村容整潔、村風淳樸”的鄉村纔是農民的歸宿，一旦躋身城市，這些無助的鄉民們只能被可怕的貧民窟吞噬。這種虛幻出來的農民是天然的弱者的形象，與人們常常津津樂道的自發承包土地、開啓三十年改革開放之旅的農民角色實在是大相徑庭。彼時大膽進取之改革者，不知不覺中被定義爲因心靈被矇蔽而羨慕城市浮華的迷途羔羊，爲了那蠅頭小利而甘心被國內外資本家所榨取，然後又在那惡俗的消費文化的影響下，會轉手把自己的血汗錢給花光。
最能表現這種對農民的道德與理性不信任的說辭，來自於那些竭力反對農民真正擁有土地產權的學者們。在他們看來，一旦農地確權，一個巨大的夢魘就會變成現實：鼠目寸光的農民們肯定會把到手的土地給賣了，然後會迅速把賣地所得的幾十萬坐吃山空，進而淪爲無地農民，進而……
因此，爲這些鄉民計，與其讓他們在城市這罪惡的淵藪中沉淪，不如安心待在鄉村重覓那男耕女織的純真年代，土地雖少，但在國家和集體的蔭庇下，其使用權是很有保證的，雖然這種保證時不時會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爲 “大局”而被犧牲掉。
沒有人比那些只願用其工而不願去其農的官與商們更滿懷欣喜地去踐行這些主張的了。至此，一場不經意的合謀似乎可以圓滿落幕了。
只剩下一個懸念——西方政治學者在描述貧民窟二代對城市化進程的促進作用時曾指出，相對於父輩們滿足於地理環境的水平遷移，他們更追求社會地位的垂直上升。如今咱們的農民工二代似乎連對地理環境的水平遷移的嚮往也要被打回原形，對此，他們到底會怎麼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