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陌生人的體諒總是很煽情。
——《最好的我們》
文丨舊故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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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盛行過一段時間“交筆友”，面對未曾見面、完全陌生的一個人，卻什麼心事都可以傾訴，不知爲何，就是感覺比較輕鬆。
有些話，與些事，與密友交流，容易和你共情，最終要麼只是附和你的意思去說上幾句，要麼就是安撫你受傷的小心靈。
而陌生人，就事論事，能把位置擺正，左右利弊，分析緣由，因爲對你不夠熟悉，不會與你有共情，有些話，從陌生人口中說出，纔會令你恍然大悟，他們或許不是你的朋友，但絕對是你的良師。
可漸漸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越來越窄，人心成了最無法捉摸的存在，年少時的我們已不再年少，單純的我們也不再單純，早就過了和陌生人說說心裏話的年紀，路遇陌生人問路都會忌憚幾分。
聊人生，我其實和許多人聊過，朋友、伴侶、老師，甚至是老闆，都多多少少有談及人生的話題。自覺從我口中出去的“人生”太淺，20多歲的年紀，也未曾經歷過起伏，平淡無常的一個生活常態其實是不足以聊人生的。
人生的密度、生活本來的意義、現實和理想狀態的撕裂......每個人都在經受這些循環往復的疑問，那些宇宙浩瀚中的一粒微塵，在推波助瀾每一種可能的人生。
在這個人人都“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的時代，去感受一番“和陌生人說話”的難得，鏈接一切孤獨的現代人。
因爲喜歡看訪談類節目，朋友給我推薦了一檔2017年類型化的訪談節目《和陌生人說話》，看陌生人之間簡簡單單的對話，去用心聆聽來自陌生人的傾訴。
接受訪談的人有花臂兇徒、殺人犯、酒鬼、殺馬特教父、整容女、拆二代......講的都是真實世界的魔幻故事，有網紅，有話題羣體，有邊緣人......唯有吳玥的故事正常些。
被查出肺部罹患淋巴管平滑肌瘤病的吳玥，享受不了我們普通人最平常不過的呼吸，於她而言，呼吸是一件極其奢侈的事。這種病，發病率只有四百萬分之一，吳玥談起自己的病時，笑說自己是中彩票了，好在她還算樂觀，並沒有抑鬱度過每一天。
擺在她面前的，是要麼在呼吸機的幫助下多活三年，要麼承擔做器官移植的手術風險，爲了能更長久的活在這個世界，吳玥選擇了後者。可器官移植並沒有如想象中那樣順利，手術後第二年，吳玥的身體開始出現排異反應，24小時不間斷嘔吐和疼痛，她給自己加油打氣說：“在死亡面前，所有的疼痛都不值得一提。”
2017年，吳玥不顧家人的反對，參加了第六屆中國移植運動會。400米的賽道，對吳玥而言，是一段生命的距離，她說：“兩年一屆的運動會，變數太大了，什麼事都不能等。因爲人類在追求愛、自由和幸福的道路上，從沒有停下腳步。”
生命總有無常，願望卻千變萬化，或許吳玥只是希望自己活得更久一些，她用自己的事例告訴我們：生命無常，珍惜當下。
還有爲死囚寫遺書的歡鏡聽，他不需要直接面對死亡，卻總是在和接近死亡的人交流，他說：“它時常在提醒我，人生當有‘畏懼’兩個字，有些人有些事，是你碰不得的。”
歡鏡聽曾因侵佔公司財務被判刑兩年，在監獄服刑期間，因爲擁有較高文化程度，被安排了一項特殊任務：爲死刑犯寫遺書。
聽上去很簡單的一項工作，卻比平常的工作要困難得多。他說：“我還記得第一次爲死囚寫遺書的場景，因爲第一次感覺到一個生命可以用倒計數的這種方式計算，當聽到時鐘在嘀嗒嘀嗒響的時候，心裏五味雜陳。”
歡鏡聽接觸的第一個死刑犯是個19歲少年，平時連五塊錢都要向媽媽要的老實孩子，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殺了人。
遺書很溫暖，是寫給媽媽的：“媽媽辛苦了，最後我以這種方式離開你，讓你和家人臉上無光，對不起。”
死刑犯的最後一個要求都會被滿足，少年提出的要求是吃一頓酸菜魚，吃魚的時候，才流下入獄以來的第一滴眼淚：“以後再也吃不到酸菜魚了。”
面對死亡，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狀態，歡鏡聽看得太多，他說：“有大小便失禁的、有癱在地上的、也有故作鎮定的......”
經過了這樣的兩年，歡鏡聽說：“也許他們所有的人生，就是判決書上應該被槍斃的事實，但當我走進他們的生活，他們活生生的生命力還有溫暖的部分，人性。敬畏生命，是他們教會我的。”
送赴這些囚犯上刑場時，歡鏡聽會向他們鞠躬，“我要感謝他們，把最後的話說給我聽。”給死囚寫遺書這段經歷，給歡鏡聽的最大改變是：遵守規則，連紅燈都不會闖；對規則的敬畏，纔是對生命的敬畏。
走近這些戴着鐐銬的人，不是爲他們爭取同情與理解，而是告誡世人：自由不是免費的，自律的人才配擁有自由。想守護至親至愛的人，想吃更多的酸菜魚，得善良的活着才行啊。
出獄後，歡鏡聽將獄中經歷寫成了一本書——《死囚檔案》。
在這個浮躁的社會中，我們缺少了太多的人文關懷，每一個人都擁有着好幾副面孔，每天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在各種交際場嬉笑怒罵，卻很少會講出源自心底的故事。我們生而孤獨，渴望着與這個世界的擁抱、傾聽。
給心靈留一個柔軟的觸角，保留對溫暖的感知。你好，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