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上
所謂“道德仁義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以異於進士場屋之聲律，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而已者也。
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非進士場屋之業，則釋、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於爲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樹其體於我躬，必學述明而後人才出。
北宋學術，不外經術、政事兩端。大抵荊公新法以前，所中政事，而新法以後，則所重猶在經術。這裏錢穆並沒有給出原因，是否與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有關，這裏也不清楚。
王安石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王安石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讒佞，王安石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洛學所辯，“王霸”之外，尤嚴“義利”，而會其歸於“天理人慾”。錢穆這裏的意思大概是南宋學術發展到極端就是十分重視心性之學，要存天理，滅人慾，而究其原因，正是對“義利”的矯枉過正。新政治不得，而新經義，鄙薄漢唐註疏，而自立經義之作，因此講學之風興起，其風氣一直瀰漫至明末。
引論 下 晚明東林學派
隨着講學之風的興盛，官方制定了五經四書性理大權，講學之風稍歇。陽明良知之學，即針對當時章句訓詁功利之見而發。講學之內容與朝廷之科舉不同，朝廷屢禁不止，一直延續到東林書院。
東林講學之大體有兩端：一在矯挽王學之末流；二抨彈政治之現狀。涇陽深慮當時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死不勉。王學末流，憑藉“無善無惡爲心體”之說，猖狂妄行。這裏又涉及本體與工夫之辯。東林講學，則一反其說，故其教法以工夫爲重。
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是如同種子一般，需要人力去修養才能夠長成麥穗，識見本體。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即無本體。舉了樊遲問仁的例子。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居常處順，也能恭敬自持，推誠相與。及到利害、榮辱、譭譽、生死關頭，便都差了。
黃宗羲晚年總結：“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與此相關的還有“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
後來這些人擔心舉業而妨功，逐漸不再書院講學，舉業應該就是忙於科舉之業，另外，這些開館授學之時全憑有識之知識分子自發組織，不能夠一直長久。清朝統治者也打壓。所以，這種書院講學之風逐漸淡去。
第二章 黃梨洲
黃梨洲之學出於劉蕺山，他論劉學之要旨有三，一氣質之外無義理，本身就是一個東西，如同敲鐘自鳴，並無一物自主鳴也。工夫則曰慎獨。性善即由心與情之已發而見者，所以救當時言本體於恍惚懸空之病。
黃梨洲論王陽明：“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錢先生說：梨洲論學，兩面逼入。其重實踐，重工夫，重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墮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專任自然，即認一點虛靈知覺之氣，縱橫放任以爲道也。惟梨洲最要見解，厥在其晚年所爲名儒學案序。
梨洲晚年學術同心學比，重視工夫，重視向外探求，重視不同。
梨洲之經史之學，“先生始謂學必源本經術，而後不爲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梨洲之學務博宗與尚實證。梨洲說：“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錢先生說，梨洲之學欲以博雜多方之學，融成精潔純粹之知。以廣泛之智識，造完整之人格。論學重視統整，而不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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