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變革導致了人類社會的重構。絕大部分的人沒機會參與這個進程，只能被動接受其他人安排自己的命運，而且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
世界正在猛烈變化，舊的模式完全行不通了。我希望這本書，能讓讀者意識到洪水就在不遠處，從而早早準備出路。
”我們還有多久時間？沒有人真正知道。如果智人的歷史確實即將謝幕，我們這些最後一代的智人，或許該花點時間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想要變成什麼？”
現代科技如此發達，人的壽命越來越長，可是工作又積累不了財富，於是，“清貧青年，流沙中年，下流老人”就成了大多數人必然的命運歸宿。
物理學告訴我們，要想讓飛機在高空不掉下來，就必須高速前進，不能夠失去速度。技術也是如此，爲了讓現有的技術更可靠，只有發展更先進的技術。人類已經走上了一條無法回頭的道路，只能提速，無法減速。
“新技術改變社會，最後人們會發現，自己將被強制去使用它。比如，自從有了汽車，城市的佈局發生了很大改變，大多數人的住宅已經不在工作場所、購物區和娛樂區的步行距離之內，他們不得不依賴汽車。人們不再擁有不使用新技術的自由了。”
“例如有人建議，大力發展服務業可以給人類提供工作機會。這樣人們就可以把時間花在互相擦皮鞋上面，可以用出租車帶着彼此到處瞎轉，互相爲對方做手工藝品，互相給對方端盤子等等。人類如果最終以這樣的方式結局，那對於我們來說也實在是太可憐了，而且我們懷疑有多少人會覺得這樣的無意義的忙碌等同於充實的生活。他們會去尋找危險的其他渲泄途徑（毒品、犯罪、邪教、仇恨羣體等），除非他們經過生物學或心理學的設計改造後適應了這種生活方式。”
技術會有我們難以預測的長期後果。比如，抗生素的目的是消滅細菌，但是大量使用後卻產生了難以殺死的超級細菌，人們不得不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再比如，醫療技術提高了人類的壽命，但也因此導致了地球的人口激增、社會老齡化、生育率下降等重大的社會變化，這些恐怕都不是技術的發明者能想到的。如果新技術（比如機器人技術、基因工程、納米技術）被恐怖主義組織掌握，後果就更可怕。如果不是真人，而是機器人在街頭髮動恐怖襲擊，那會是怎樣的情景？
《論工業社會及其未來》原文摘錄
工業革命極大增加了城市規模和城市人口比例，而人羣聚集會增加壓力與攻擊性。
技術變革導致現代社會的變化十分迅速，因此整個社會不存在穩定的框架和價值觀。
有些人急於拯救自由卻不願犧牲技術帶來的所謂好處，他們會提出天真的新式社會構想來調和自由與技術。
所有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爲，每一個人都必需向技術的需要低頭，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擺在了優先於技術需要的地位，就會出現經濟問題、失業、短缺甚至更糟。在我們的社會當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義爲在多大程度一個人能夠根據體系的需要行事並且不會流露出承受精神壓力的跡象。
經濟體系所能容納的企業數是有限的，我們大多數人只有成爲別人的僱員纔可以生存。
工業-技術體系可能倖存也可能崩潰。假如該體系倖存下來，可能最終將會降低生理與心理的痛苦水平，但在此之前必須經歷一段漫長而痛苦的調整期，而且人類與衆多其他生命體也將付出慘重代價，永遠淪爲社會機器上的齒輪。更有甚者，假如這個體系倖存下來，將會導致不可避免的後果：沒有任何方法能夠改革或改進這一體系，使之不至於剝奪人的尊嚴與自主。
假如這一體系崩潰，結果依舊會十分痛苦。但是體系規模越大，崩潰造成的結果就越可怕。因此假如真要崩潰的話最好趕早不趕遲。
所以我們主張發動針對工業體系的革命。這場革命可能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可能突然完成也可能在幾十年時間裏相對循序漸進地進行。我們無法預測這一點。但是我們的確爲那些憎恨工業體系的人們勾勒了一套十分寬泛的方法，從而爲反對這一特定社會形式的革命鋪平道路。這不是一場政治革命。革命目標並非推翻政府，而是顛覆現存社會的經濟與技術基礎。
一般來說科學家都是這樣。可能其中也有少數例外，但總體而言他們的動機既不是好奇也不是造福人類，而是完成權力過程的需要。其他動機對於許多科學家來說也有作用，例如金錢與地位。
科學技術也構成了羣體權力運動，許多科學家都通過認同這一運動來滿足自己的權力需求。
因此科學盲目地前進，不考慮人類種族的真正福祉或任何其他標準，僅僅服從科學家以及提供研究資金的政府官員與企業高管的心理需求。
體系需要科學家、數學家與工程師，否則就無法正常運作。
遺傳工程的倫理規範事實上將成爲管制人類遺傳構造的手段。一部分人（多半是上層階級）將決定如此這般的遺傳工程合乎“道德”，如此這般的做法則不道德，因而他們將在實際上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整個人口的遺傳構造。即使倫理規範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選擇出來的，多數族裔也會將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那些很可能對於如何 “道德地”運用遺傳工程另有看法的少數族裔。真正能夠保護自由的倫理規範只能是一條，那就是禁止任何人類遺傳工程。而我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這一點恰恰不可能在技術社會中得到實現。任何將遺傳工程貶低成配角的規範都不可能維持下去，因爲生物技術的巨大力量所產生的誘惑是無法抗拒的。特別是在大多數人看來，大量生物技術的應用顯然且肯定是有益的（可以根除身體與精神疾病，賦予人們當今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基因技術必將不可避免地得到大規模應用，但應用方式只能與工業-技術體系的需求相一致。
技術之所以是如此強有力的社會力量的另一個理由是，在給定社會的條件下技術進步只會不可逆地朝一個方向前進。只要某項技術發明被引進，人們就往往會對其產生依賴，除非它被某種更先進的發明所取代。人們不僅僅作爲個人依賴這項新技術。甚至體系作爲一個整體都會依賴它。（例如請想像一下，如果沒有了計算機，今天的體系會怎麼樣）因此，體系只能朝向更加技術化的方向移動。在不至於顛覆整個技術體系的前提下，技術將會不斷地逼迫自由後退。
技術的進步十分迅速並在許多方面威脅自由（擁擠、規章制度、個人對於大型組織越發嚴重的依賴、宣傳與其他心理學技術、遺傳工程、通過監視設備和計算機侵犯隱私，等等），阻擋任何一項對於自由的威脅都需要一場單獨的社會鬥爭。那些想要保衛自由的人會被無數的新攻勢及其發展速度所壓倒，他們會變得微不足道並停止抵抗。分別反擊這些威脅是無效的。只有把技術體系作爲一個整體來反擊纔有成功的希望，但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了。
人們傾向於想當然地認爲，由於革命帶來的變化比改革大，所以革命也就比改革更難發動。實際上，在某些條件下革命比改革容易得多。這是因爲一場革命運動能夠激發出人們極大的獻身熱情，而一場改革運動卻不能。一場革命運動許諾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並創造整個新世界；它提供人民爲之甘冒風險、甘作犧牲的理想。由於這些理由，推翻整個技術體系要比對技術的某一部分——如遺傳工程的應用發展——進行有效、持久的限制容易得多。在適當的條件下，許許多多的人會熱情地獻身於推翻工業技術體系的革命。正如我們提到的那樣，尋求限制技術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者是爲了避免不良後果而工作。然而，革命者是爲了獲得強力的報償——實現其革命理想——而工作，因此他們比改革者更努力且更執著。
現代社會不是去改變那些使人們抑鬱的條件，而是給人們抗抑鬱藥。
但另一方面，請假設今後幾十年的壓力超出了體系的承受能力。如果體系崩潰，可能會有一個混亂時期，“動亂年代”，就像在過去各個時代歷史所記載的那樣。不可能預見動亂年代最後會產生什麼結果。但無論如何人類會被賦予一個新機會。最大的危險是工業化社會很可能在崩潰後不幾年就開始重組其自身，肯定會有許多人（特別是權力飢渴型的人們）急於重新開動工廠。
工業體系將人類貶低到了被奴役的狀態，而憎恨這種被奴役狀態的人則面臨兩個任務。第一，我們必須增強體系內的社會緊張態勢，以加快其崩潰或把它弱化到足夠程度，使得反對體系的革命成爲可能。第二，當體系充分弱化時，我們必須發展並宣傳一種反對技術和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當工業社會崩潰時，這種意識形態將有助於保證其殘餘被粉碎到無法修復的地步，這樣體系就無法重組。工廠將被搗毀，技術書籍將被燒掉，等等。
工業體系的崩潰不會純粹是革命行動的結果，它不會那麼難以抵禦革命的攻擊，除非它自身內部的發展問題導致了極爲嚴重的困難。因此如果體系崩潰，那麼它或是自發崩潰，或是部分自發、部分由革命者促發的崩潰。如果崩潰是突如其來的，許多人都會死去，因爲世界人口已如此過分膨脹，離開了先進技術就無法養活自己。甚至即使崩潰足夠緩慢，人口的減少可以主要通過出生率的降低而不是死亡率的提高而實現，非工業化的過程也多半是極度混亂和極度痛苦的。幻想通過平穩控制的有序方式逐步廢除技術是天真的，特別是要考慮到技術愛好者們的負隅頑抗。那麼，致力於體系的崩潰是否因此就十分殘酷呢？也許是，也許不是。首先，除非體系本來就已經陷入了深重的困難，無論如何都很可能最終自行崩潰，否者單靠革命者是不可能強行使其崩潰的。而且體系發展得規模越大，崩潰的後果就越嚴重。因此加速體系崩潰的革命者或許反倒控制了災難的規模。
其次，我們必須權衡鬥爭與死亡和喪失自由與尊嚴這兩方面的得失。對於我們之中的許多人來說，自由與尊嚴比長壽和避免肉體痛苦更重要。再者，我們早晚會死，死於爲生存或爲某一事業而戰，強於活得空虛而無目的。
第三，體系的存續所帶來的痛苦並不一定就比體系崩潰所帶來的痛苦更少。在全世界範圍內，體系已經招致、並且正在招致的巨大痛苦曾使人類千百年與他人以及環境和睦相處的古代文化被與其解接觸的工業社會所摧毀。其結果就是全方位的經濟、環境、社會和心理問題。工業社會的侵擾所產生的影響之一，就是傳統的人口控制在全球範圍內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因而產生了人口爆炸及其所有連帶後果。接着就是心理疾病席捲了整個所謂“幸運”的西方社會。沒有人知道臭氧層耗盡、溫室效應及其他現在還不能預測的環境問題最終會爲這個世界帶來怎樣的後果。而且就像核擴散已經顯示的那樣，我們無法防止新技術落入獨裁者和不負責任的第三世界國家手中。願意猜猜伊位克或北朝鮮將用遺傳工程來幹什麼嗎?
“嗨！”技術愛好者們會說，“科學能解決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將征服饑荒、消滅心理病痛，讓每一個人都健康而快樂！”是的，是的。他們200年前就是這麼說的。人們曾指望工業社會能夠消滅貧窮，使每一個人都快樂，等等。實際結果卻不是那麼回事。技術愛好者對社會問題的理解簡直是無可救藥地天真（或自欺欺人）。他們沒有意識到（或故意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當巨大的變化，即使是看上去有利的變化，被引入一個社會時，將會引發一長串其他變化，這些變化之中的大都分是不可預見的其結果則是社會的混亂。因此，技術愛好者們在試圖消滅貧窮和疾病，設計製造馴順、快樂的人格等等時，很可能會創造出比現在還糟糕的社會體系。例如，科學家們吹噓說他們能夠創造出新的、經遺傳工程改造的糧食植物以消滅饑荒。然而，這將會允許人口無限膨脹下去，而衆所周知，擁擠會導致緊張和攻擊性的增強。這僅僅是技術會導致的可預見問題中的一個例子。我們強調指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技術進步給社會帶來新問題的速度遠比它解決舊問題的速度要快。因此技術愛好者們要經過一個漫長的試錯時期才能夠爲他們的美麗新世界排除掉所有的故障（假設他們最終能做到的話）。而與此同時所產生的痛苦將會如此巨大，以至於體系生存下去所帶來的痛苦不見得就比體系崩潰更少。技術己將人類帶入了一條無法輕易逃脫的死衚衕。
更好的辦法是把這個腐朽的體系整個扔進垃圾堆，並勇敢地承受其後果。
現在的兩個主要任務是在工業社會中促進社會緊張與不穩定，以及宣傳一種反對技術和工業體系的意識形態。當體系變得足夠緊張和不穩定時，一場反對技術的革命就有機會發動了。這一模式將十分類似於法國和俄國革命。在兩國各自革命之前的幾十年裏，法國和俄國社會都顯示出了越來越多的緊張與脆弱跡象。同時，提供一個與舊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願景的意識形態發展了起來。以俄國的情況爲例，革命者積極從事於破壞舊秩序的工作。然後當舊體系面臨着足夠的額外緊張時（法國是財政危機，俄國是軍事失敗），它就會被革命一掃而光。我們預想的就是這樣的道路。
大多數革命都有兩個目標，一個目標是摧毀一箇舊社會，另一個目標是建立革命者想像的新社會。法國和俄國的革命者沒有能夠成功地建立他們所夢想的新社會（這是十分幸運的事），但她們非常成功地摧毀了既存社會。
然而，一種意識形態如想爭取到熱情支持，除了負面理想外必須還有正面理想，決不能只破不立。我們的正面理想是自然，即野生自然，按照其本來面目運行的地球，不依賴於人類管理、擺脫人類干涉和控制的地球生靈。我們的野生自然也包括人類本性，即不受有組織社會管制、自主運行的個人，成爲偶然性或自由意志或上帝（由你的宗教或哲學觀念）的產物。
一個社會的經濟與技術結構在決定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遠比政治結構更加重要。
我們不應主張無力或消極，我們應主張打破工業體系的權力，而這將大大增加個人和小羣體的權力和自由。
（據稱）貫穿整個歷史，技術都是進步的，從未退步過，因此技術退步是不可能的。但這並非事實。對於“進步”的熱情是現代社會形態的特殊現象，在大約十七世紀之前並不存在。
技術爆炸並不是一個褒義詞，而確確實實的就是一場爆炸，我們爲什麼還沒遇到外星人？可能這個宇宙大多數的文明都是被技術爆炸燬滅了。或許實驗我們的文明也正在找解決的辦法。難道實驗者是想看看明白這個道理後文明會回退到農耕或類似的技術水平或技術方式在星球上安穩的度過文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