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孩子說長大了想當醫生。很多都誇讚道：當醫生好啊！工作穩定，能收紅包，掙得還多，受人尊敬....
孩子充滿疑惑地說道：難道當醫生不是爲了救死扶傷嗎？
在社會矛盾叢生、共識匱乏、理想失落之時，理想、道義、崇高這些被時代拋棄的舊詞，彷彿最合適出現於哲學專著中，而不是人們的話語體系裏。
現代人愛談常識，尤其是嘲諷那些在某些領域裏說了外行話的人，都愛拋出一句“有點常識好不好？”
其實，常識一詞，在古典哲學裏最初被譯爲公感。
哲學家張汝倫認爲，把常識放在日常的、平均的生活當中沒有問題，但是把它當作普遍真理來使用就有問題。
常識往往是對一時一物的認識，它是片面的、相對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急功近利的年代，有些人會把常識等同於真理加以迷信，就未免膚淺而短視。
宋儒提倡的所謂“於無疑處有疑“，大抵是提倡人們對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常生活和經驗保持警惕。
超越常識的思想，其實是對生活的擴展而非脫離。
這就像現代人愛提的“現代性”一樣，彷彿“現代性”就等同於合理、正確、文明。
而今人還有多少還記得荀子說過：春天不要砍柴，因爲樹木正在發芽，春天也不要打獵，因爲動物正在孕育生命，獵一命可能要害條命；夫子說：“釣而不網、戈不射宿”。
這是前現代的文明。而今人對於自然萬物沒有一樣不能下手，“現代性”被貼上了“以人爲本”的標籤，“人是萬物的尺度”便也是人類共識的常識。
如果說哲學是面對現象的思考，那麼思維就不應該是學院裏的空洞的理論，而是生活在一個城市、一個鄉村、一個社會裏的人對於一個事件有不同角度的思考；
如果觀念就是事物向我呈現的形式，那麼哲學的起點本就是起疑。
不可否認，任何現實的結果都是我們每個人造就的，而現狀的令人沮喪也是我們人人蔘與的結果。
我們常常不是困惑太多、而是太過自私、太過實用和太過明晰。誰都能判斷對錯，但是放棄了對和錯的判斷及應有的堅持，疲憊懈怠容身於現狀，主動成了它的推動者。一萬種悲哀，這纔是最悲哀的。
對於這種從根本上發生逆轉的社會現象，福柯對知識分子提出了寄望：
知識分子的工作，並不是塑造別人的政治意志，教導別人做什麼，而是通過自身領域所進行的分析與研究，對那些明顯的常識再次提出疑問，動搖傳統的思維和行動方式，打破常規，重新衡量機構的組成法則。
知識分子正是通過這種思索，來參與政治意志的塑造，從而盡到公民的職責。
康德、蒙田、以及斯多亞學派的哲人也說過，
我們的責任不是製作書本，而是製作人格；我們要贏得不是戰役和疆土，而是我們行爲間的秩序與安寧。
真正的大師傑作是一個合宜的生活方式。科學是硬心腸的，技術是冷冰冰的，這世界需要一點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