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说长大了想当医生。很多都夸赞道：当医生好啊！工作稳定，能收红包，挣得还多，受人尊敬....
孩子充满疑惑地说道：难道当医生不是为了救死扶伤吗？
在社会矛盾丛生、共识匮乏、理想失落之时，理想、道义、崇高这些被时代抛弃的旧词，仿佛最合适出现于哲学专著中，而不是人们的话语体系里。
现代人爱谈常识，尤其是嘲讽那些在某些领域里说了外行话的人，都爱抛出一句“有点常识好不好？”
其实，常识一词，在古典哲学里最初被译为公感。
哲学家张汝伦认为，把常识放在日常的、平均的生活当中没有问题，但是把它当作普遍真理来使用就有问题。
常识往往是对一时一物的认识，它是片面的、相对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急功近利的年代，有些人会把常识等同于真理加以迷信，就未免肤浅而短视。
宋儒提倡的所谓“于无疑处有疑“，大抵是提倡人们对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保持警惕。
超越常识的思想，其实是对生活的扩展而非脱离。
这就像现代人爱提的“现代性”一样，仿佛“现代性”就等同于合理、正确、文明。
而今人还有多少还记得荀子说过：春天不要砍柴，因为树木正在发芽，春天也不要打猎，因为动物正在孕育生命，猎一命可能要害条命；夫子说：“钓而不网、戈不射宿”。
这是前现代的文明。而今人对于自然万物没有一样不能下手，“现代性”被贴上了“以人为本”的标签，“人是万物的尺度”便也是人类共识的常识。
如果说哲学是面对现象的思考，那么思维就不应该是学院里的空洞的理论，而是生活在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个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事件有不同角度的思考；
如果观念就是事物向我呈现的形式，那么哲学的起点本就是起疑。
不可否认，任何现实的结果都是我们每个人造就的，而现状的令人沮丧也是我们人人参与的结果。
我们常常不是困惑太多、而是太过自私、太过实用和太过明晰。谁都能判断对错，但是放弃了对和错的判断及应有的坚持，疲惫懈怠容身于现状，主动成了它的推动者。一万种悲哀，这才是最悲哀的。
对于这种从根本上发生逆转的社会现象，福柯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寄望：
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是塑造别人的政治意志，教导别人做什么，而是通过自身领域所进行的分析与研究，对那些明显的常识再次提出疑问，动摇传统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打破常规，重新衡量机构的组成法则。
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思索，来参与政治意志的塑造，从而尽到公民的职责。
康德、蒙田、以及斯多亚学派的哲人也说过，
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不是战役和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
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科学是硬心肠的，技术是冷冰冰的，这世界需要一点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