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題材是新文學的主要題材之一。“五四”以後，許多作家紛紛將視線投向了社會大衆中知識分子這一羣體，包括魯迅、巴金、茅盾、丁玲等在內的著名作家也創作了一批以知識分子爲題材的優秀小說。在這些作品中，大都以描寫這些知識分子與封建禮教、舊社會的抗爭過程爲主線，而錢鍾書《圍城》中的知識分子卻是“異類”——正如其在《圍城》的《序》中所說：“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
這本書自1944年動筆至1946年完成，錢鍾書始終秉承着描摹“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這一宗旨，從“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以舊中國的知識分子爲標本，展示出了那個特定時期一羣病態知識分子的形象和人性。
（一）
反覆閱讀和研究，我梳理出《圍城》裏的知識分子形象的幾大特徵：
其一，貪慕虛榮之疾。首先是對於文化的虛榮。小說中所謂的哲學家褚慎明，謹守着一些外國哲學家的三四十封回信，或悲或喜，並因此而影響着對學問、對事物的判斷和好惡：就因爲寫給柏格森的信被退回，他從此對直覺主義痛心疾首；因爲羅素請他喝過一次茶，他便下大氣力研究數理邏輯。其次是對物質財富的貪慕虛榮。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人不得不爲了躲難而背井離鄉。然而，原本罪惡的戰爭倒成了這些文人們吹噓子虛烏有的產業的大好契機。日本人怎麼也想不到，他們“燒了許多空中樓閣的房子，佔領了許多烏托邦的產業，破壞了許多單相思的姻緣……”
其二，不學無術之痼。痼，指“經久難愈的疾病”，這些病態知識分子不學無術的文化劣根性也恰似經久難愈的頑疾。他們深知文化學識是在文化界安身立命的資本，因此不惜在圈子裏僞裝、作假。小說中充斥着熙熙攘攘的所謂專家學者、名士之流，也不乏“學成”歸來的留洋博士，更不乏像高鬆年這樣德高望重的教授名師。可一旦剝掉他們高貴的外衣，剩下的便只是故作高深的淺陋、貌似聰慧的愚笨。譬如，三閭大學的教授講師在《圍城》中就是不學無術的一類羣體。錢鍾書寫道：“三閭大學的命名耐人尋味，屈原曾任三閭大夫，也稱三閭，歷來是文人節操的榜樣。然而三閭大學的一幫文人卻互相傾軋。”校長高鬆年不把精力放在教學治學上，而是“潛心研究”拉幫結派、勾心鬥角。他懷疑方鴻漸知道了自己和汪太太的“桃色事件”，便利用職權一心擠走方鴻漸。再譬如留學法國的女博士蘇文紈。方鴻漸在無意間道破其名下的作品是抄襲，被拆穿的蘇文紈卻依然理直氣壯地抵賴。錢鍾書寫道：這羣留洋文人的文憑“只彷彿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
其三，怯懦無能之瘁。瘁，指“面黃肌瘦”，指代先天不足的毛病。怯懦無能這種病態有點類似先天不足的“胎裏毛病”，集中體現在主人公方鴻漸身上。作者借趙辛楣之口這樣說方鴻漸：“你不討厭，可是你全無用處。”這“全無用處”四個字準確地點明瞭方鴻漸怯懦無能的性格——“鴻漸”二字來源於《易經》中的“鴻漸於幹……鴻漸於木……鴻漸於陵……鴻漸於阿……”寓意便是無論方鴻漸怎麼努力，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註定是一名失敗者。方鴻漸的怯懦無能首先是在他面對感情時體現出來的。情感受挫的方鴻漸愛上唐曉芙後又遲遲未能與蘇文紈撇清關係；陷進孫柔嘉精心設計的婚姻圈套後一直處在被動的位置，被柔嘉連喊三聲“Coward！（懦夫！）”怯懦無能是導致他在情感生活上一系列失敗的原因之一。其次是在他面對事業時體現出來的。拿着假博士文憑歸國後，無奈下接受了遠在湖南的三閭大學的聘約，可笑的是這個機會還是拜情敵趙辛楣所賜；來到學校後不尷不尬地教着三個鐘點的倫理學。小說的結尾，方鴻漸再次決定遠赴內地……縱觀方鴻漸的謀事之路不難發現，愈是需要他做出抉擇的關鍵時刻，他愈是軟弱，得過且過，讓怯懦無能的病態性格佔了主導。
其四，崇洋媚外之症。“崇洋媚外症”幾乎是20世紀知識分子階層患有的一種時代通病，誰留過洋就等於在臉上貼了金。在《儒林外史》中，“萬般皆下品，唯有科舉高”；而在《圍城》中，“萬般皆低賤，唯有留洋貴”。作者借方鴻漸之口說：“從前人不中進士，隨你官做得多麼大，總抱着終身遺憾。留了學也可解脫這種自卑心理，並非爲高深學問，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本質上，崇洋媚外是落後不思進取的國民性作祟。《圍城》中塑造了衆多海外留學生形象，如方鴻漸、趙辛楣、蘇文紈等。他們的最大特點是念念不忘他們的留洋身份，無時無刻不以留學生自居，甚至誇張地認爲“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即使在外國留學的階段無一分一毫的成績可言，也並不影響他們回國後的自我吹噓。說話時中英文夾雜是這些留學生崇洋媚外的另一表現。例如小說中在洋行工作的張先生便喜歡別人喚他Jimmy（吉米），更喜歡隨時隨地說他那一口流利的“洋涇浜”英語。
（二）
人，往往會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時代和社會的印跡。社會的病態一方面包括社會歷史形態的畸形，另一方面也包括社會文化形態的畸形。社會時局的動盪、個人處境的艱難、新舊文化的衝突、中西文化的碰撞，於內亂外患的時代歷史進程中，知識分子自身的懦弱性、矛盾性及觀念的侷限性，必然導致他們成爲這個病態社會的犧牲品。因此，在關注這些病態知識分子的同時，應當多角度地關注當時社會的病態。
其一，客觀因素——社會時局的動盪與個人處境的艱難。社會時局的動盪和個人處境的艱難是錢鍾書筆下病態知識分子形象形成的客觀因素。這種動盪和艱難也在生活的層面上爲知識分子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構成了一座現實的生存“圍城”。首先，生存的“圍城”誘發了病態知識分子的貪慕虛榮，生活上的困苦、精神上的無奈、制度上的侷限促使部分知識分子發生潛在的異化。當生存意識嚴重激化時，它必定禁錮人的思想，知識本身的性質於他們發生了變形；與之對應，人格也會走向病態，成爲畸形的舊社會的必然產物，再加上中國人“愛面子”的心理作祟，使得知識分子由對知識發自內心的追求轉而化爲對物質和文化層面的膚淺追求。其次，生存的“圍城”催生了病態知識分子的不學無術。社會時局的動盪和個人處境的艱難對這些知識分子最現實的影響便是一味關注自身利益。在他們的潛意識中，文人只是作爲一個謀生的職業，與小販、轎伕並無不同；學問只是作爲一種能夠賺錢活口的工具，與廚師手中的大勺並無兩樣；知識只是一種安身立命的謀生手段，他們所有的欺騙和掩飾對他們而言就是求職過程中一個又一個名正言順的步驟。他們的觀念裏早已沒有了中國傳統文人的操守和氣節，有的只是蠅營狗苟、爲利所驅的生存哲學。作者筆下的三閭大學，有着人們難以想象的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堂而皇之地上演着一出出明爭暗鬥、公權私用的卑劣鬧劇。相比之下，方鴻漸在學校內受到的種種挫折也體現了稍有理想的知識分子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個人生存境遇的艱難，即邊緣性的姿態。
其二，主觀因素——新舊文化的衝突與中西文化的碰撞。新舊文化的衝突與中西文化的碰撞是錢鍾書筆下病態知識分子形象形成的主觀因素。三四十年代處在文化的激烈轉型期，最大限度地衝擊了帶着濃厚迂腐氣的知識分子。社會的大變動，現代都市與傳統農村的衝突與滲透，激化了知識分子在傳統農業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之間選擇的矛盾與困惑。首先，精神的“圍城”導致了知識分子的怯懦無能。像方鴻漸這類的知識分子，其主體意識已開始覺醒，模糊中有了反抗封建傳統文化糟粕的願望，可追求和反抗又不徹底。一方面對封建文化絕望又留戀，另一方面對西方文化鄙夷又欣賞。兩種價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的夾擊，造成了他們對立的人生態度和雙重人格特徵——認真而又不恭，保守而又開放，守舊而又崇洋，怯懦而又衝動。他們註定不能充當與文化良好結合的載體，只能在精神的“圍城”中奔突掙扎。其次，精神的“圍城”促成了知識分子的崇洋媚外。任何人對文化的選擇，首先都要受制於文化對他自身的選擇。一個民族有較爲健全的心態，自然會積極尋求與世界文明對話，向外國先進的經驗學習。但是，揹着沉重歷史包袱的大中華很難形成這種健全進取的社會心態。在與世界文明的接觸過程中，顯現出新舊文化、中西文化雜拌的狼狽相，導致了一味崇拜西洋文化的畸形社會形態。《圍城》中病態知識分子能夠說得一口或流利或結巴的洋文，但骨子裏還是深受傳統文化的制約，中西文化、新舊文化不但沒有完美地融合，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文化矛盾。
（三）
錢鍾書塑造的病態知識分子具有深刻的思想價值和社會價值。他之所以着力塑造病態知識分子形象、精心描繪三四十年代舊中國知識分子的“儒林衆生相”，正是因爲他深刻地認識到：要改造社會，必先造就新一代的有擔當的、精神健全的中國知識分子。
其一，思想價值。錢鍾書秉着“真正的知識分子有責任進行文化拯救，而侵染文化痼疾的知識分子也必須被拯救”這一信念，從自己的“同類”——知識分子的形象分析入手，用“舉反例”的方法向讀者描繪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羣另類、特殊的知識分子形象。在錢鍾書的筆下，病態知識分子形象的思想意義就在於“與衆不同”這四個字：首先，錢鍾書在創作時秉承的知識分子價值觀是與衆不同的。同時期的許多作品都把知識分子作爲國家和自身命運的精神探索道路上的啓蒙者和啓迪者，錢鍾書則以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審視着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天地和精神世界，洞悉到了他們的病態。其次，《圍城》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是與衆不同的。他們是一羣“惰民”，很少有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和民族責任感。這類知識分子形象不但引導同時期及後來的作家用新的角度審視觀察知識分子，還啓發了他們用別樣的視角審視中國社會形態和社會大衆。再次，小說對人物的表現手法也是與衆不同的。與同時期直抒胸臆、鍼砭時弊不同，錢鍾書用其特有的學者幽默，或旁徵博引，或侃侃而談，對這些病態知識分子的醜陋進行了無情的揶揄和諷刺。精闢的比喻更爲人物的生動鮮活添色不少，創造出了力透紙背的“錢氏幽默”。
其二，社會價值。錢鍾書先生在序中說《圍城》是一部“憂世傷時”的作品。我們可以清晰地從書中窺見20世紀30年代舊中國的社會風貌和人物風情。“作者創造的人物和故事，離不開他個人的經驗和思想感情。”錢鍾書的妻子楊絳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中回憶到，“鍾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他在“冷嘲熱諷”中剖析這些“新儒林”的困境、弱點，挖掘出他們身上的精神垃圾。透過這些病態知識分子，可以看到時代變遷、轉型中導致的知識分子人格退化、演變的趨勢；看到在夾縫中艱難生存的處境以及他們逐步告別傳統中的自己、逐漸蛻變的過程。錢鍾書不僅看到了傳統文明的侷限，也看到了現代文明的弊端。無論是對知識分子還是對中國舊社會的這些批判，不但啓迪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使得他們反思其弱點，思考其價值。更可貴的是，也啓迪了當時的中國普通民衆來反思社會風氣。
至今天，《圍城》仍然閃耀着彌足珍貴的精神之光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