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

作者:吳虹飛

《南方人物週刊》

  永遠不要以爲自己是一個超人,可以超出時代的束縛。事實上我們無法擺脫中國的文化宿命。我們總是在時代的陰影裏生長。我們的作品裏有着強烈的時代的印記。
 
  賈樟柯非常非常忙,真的好象一隻旋轉的陀螺,他的第四部電影《世界》已到了製作後期。但他還不知道這個片子最後會是什麼樣子。

  當我用力敲開他半地下室的鐵門時,他正在做動畫和特技處理,他的手機沒有信號。每天只睡三個小時,他的日程安排表一直會排到九月。

  我再次約他的時候他答應了,但那天他睡過了頭,他沒有想到自己早上會起不來。北京下着霏霏小雨,爲增加他的內疚感,我在鐵門前留下“某某到此一遊”的紙條。

  等到晚上九點真的開始採訪的時候,他內心焦灼,但還是表現得極爲耐心,讓人極爲不忍。我於是放過了他,他果然拔腿就跑了,真的非常快。

  採訪時正好是《十面埋伏》的北京首映。我問他:

  “你對張藝謀的《十面埋伏》有何看法?”

  “還沒有看呢。”他老老實實地。

  “打算去看嗎?”

  “打算的。”

  “什麼時候去?”

  “等忙過這一段時間。或者等票價降下來。”

  “等你有時間我請你去電影院看吧。”

  “真的?”他又驚又喜。

  “真的。”爲了增加我的可靠程度,我又進一步解釋說:“能夠請你看電影是我的榮幸。”

  他開心地笑了,他的笑在他的臉上,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綻放”。簡直是太恰如其分了。

  未能公演的電影

  上世紀的80年代初,國內變革開始風起雲涌。1987年,山西汾陽縣城的一名少年正忙着跟隨着他的哥哥姐姐們學跳霹靂舞,準備和他們一起“走穴”。他在縣電影院裏看了美國版的《霹靂舞》不下八遍,他覺得那比臺灣的《霹靂情》跳得好多了。

  那十年也是他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革命理想逐漸消失,商品大潮即將來臨。到後來,等他有權利和有資格發言的時候,他的自我表達的衝動和激情找到了最合適的載體和歸宿——電影。他選擇了這一段回憶,作爲他敘事中的重要主題。

  “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關心真正的世俗生活……有些人把那些記憶忘記了,有些人認爲那些記憶不重要......但那些對我來說很重要。我懷念他們,那些甚至被遺忘了名字的人,那些曾經在年輕時懷着理想,卻最後歸於沉寂的人們。”

  賈樟柯的《站臺》講述的故事從1979年,一直到上世紀的90年代初。“身處這一段歷史、年代和情境之中,我們其實不知道它的意義”。

  在中國導演中,似乎沒有誰象他那樣,對那個時代懷着如此強烈的情感。

  《站臺》的名字取自上世紀80年代初風靡一時的帶着搖滾味道的流行歌:長長的站臺,寂寞的等待……

  他偏好流行音樂。“街上的大哥,有手提錄音機,有卡帶,那時聽的是劉文正、張帝、鄧麗君。慢慢地電臺出現了國產的流行歌,比如蘇小明等。”

  與他的記憶吻合,《站臺》裏有着大量的流行歌曲。那些歌曲是他80年代記憶的最深刻烙印。

  《站臺》記錄的生活是如此庸常,缺乏奇蹟,缺乏戲劇性。賈樟柯的勇氣在於誠實地再現了一代人的壓抑和夢想,衝動和憂傷。那是青春的一首輓歌,也是一部史詩般的電影。他獲得2000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亞洲電影獎、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獎。那一年,他 30歲。

  他的三部電影,《小武》、《站臺》、《逍遙遊》,至今未能公演。但他的名字和他的電影,已經成爲了中國電影史上不可迴避的標誌。

  “我反對電影的‘傳奇論’,如果只把電影變成供人消遣的虛構的傳奇,我們可能就忘記甚至背叛了我們的生活。”賈樟柯說。

  前史:“我想當個大混混”

  1970年賈樟柯出生于山西汾陽,父親是中學語文老師,母親在縣糖業菸酒公司的一個門市部當售貨員。他有一個大六歲的姐姐,在學校裏是宣傳隊員,不上課常演出,代表作是《火車向着韶山開》。這些記憶,最後變成了《站臺》裏的開篇。

  “上學的時候我成績一直不好,但朋友多,上小學就有十幾個結拜兄弟。我的理想就是長大後當個有權有勢的大混混。”

  “到了初中,我的一半兄弟都輟學,又沒有工作,就在街上混,打架鬥毆。我被父親逼着讀書,他們每天在學校外面等,我放學出來,就一夥人到街上橫衝直撞。 ”

  當年那些混混朋友後來有的去當兵,有的當了小偷被逮起來坐牢,和警察大談“人爲什麼活着”的宏大問題。還有的因爲搶劫被槍斃,坐在行刑車上,對着站路邊的賈樟柯笑。這些只讓他覺得生命脆弱而無常。

  汾陽縣城那時還不通火車。而他想要遠走高飛。

  1990年高中畢業,他沒有考上大學,卻不想再讀書。和父親妥協的結果,是帶着300元,到了太原的美術考前班裏學習,住在農民的房裏。

  在太原,他看到了許多畫冊,凡高的,安格爾、塞尚的。他寫詩、寫小說,也畫畫,他一直在找最適合他表達“心事”的方式。後來他看到了一部電影《黃土地》。他本來不打算看的,但是那天可能是無聊可能是偶然,他走進了電影院,看了這一部著名的電影。

  “原來電影可以這麼拍。”

  他於是想到北京,報考電影學院。導演系考的人太多,他調整戰略計劃,報考人少一些的文學系。

  他考了三次。1993年他進入文學系的時候,不算是電影學院的正式學生,並且他比他的同學們要大很多。

  獨立電影

  他不等不靠,只是動手開始做片子。《小山回家》,55分鐘的故事片,引來詬病無數,卻意外獲1996年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金獎。

  1996年,在拿到了30萬的投資後,賈樟柯立刻回家鄉汾陽,挖掘自己最熟悉的體驗。他的小學初中同學和朋友,是他電影的“傾訴對象”。

  家鄉的人只覺得他每天要拉贊助,“好辛苦”。

  1997年,獨立電影還不是一個很可靠很可行的方法。但他還是去做了,這就是《小武》。它的大獲成功使得他的理念與實踐更加的清晰與穩定。一種電影的風格,開始漸漸浮出水面。

  他認爲第五代導演很有才華,很有創作力,自己不能夠相比,但他們的區別在於“知識結構”的差別。他認爲自己這一代人,對自身文化有着比較強有力的理性的逆反。而“第五代”則缺乏這樣的反省能力。

  他依靠着他的強大、穩定的、有着複雜文化背景的工作團隊,獲得一個又一個的獎項。但是名聲和榮譽對他的內心似乎沒有太多改變。

  “永遠不要以爲自己是一個超人,可以超出時代的束縛。事實上我們無法擺脫中國的文化宿命。我們總是在時代的陰影裏生長。我們的作品裏有着強烈的時代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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