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七月，衛校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一家國有企業當醫生。那時的我膽小害羞，跟陌生人說話就會臉紅心跳，話也說不利索。報到那天，是姐姐陪我一起去的。工會主、席和老所長在衛生所的值班室裏接待我們，他們從頭到尾都在跟姐姐交談，好像去報到的人是她。因爲他們實在無法相信一個全程低頭不說話的小姑娘能獨立坐在診斷桌前給形形色色的人看病。或許是在姐姐身上看到我有改變的希望，工會主、席和老所長給了我三個月試用觀察期，如果三個月後我還是這樣，就真的無法勝任這份工作，我將面臨着被重新分配而沒有單位接受的危險。這些話是姐姐後來告訴我的。
衛生所服務的對象是兩三千名離退休人員和在職職工，分綜合診斷室、注射室、藥房、化驗室和收費室五個部門。綜合診斷室裏除老所長外還有三名年輕的醫生，在三個月的試用期裏，我被老所長指派給他們輪流帶。因爲都是年輕人，相處幾天就熟了，我坐在他們身邊，他們在給病人看病時，需要說明的重點不用我問他們也會主動講給我聽。碰到比較嚴重的、或診斷不明確的病例時，他們會帶到老所長那裏會診一下，在確定衛生所的現有條件處理不了後，讓病人去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需要住院的就住院，不需要住院的拿回醫院的檢驗報告來衛生所用藥。
因爲有老所長和醫院兜底，我所要從事的這份工作比我想象的要輕鬆容易得多。這讓我那因爲害怕而產生的心理負擔減輕了不少。在三個月的試用期裏，該來衛生所看病的人基本上都來過，我熟悉了他們，他們也熟悉了我。在熟悉的環境裏，我是一個愛笑有親和力的姑娘。三個月後，我有了自己的辦公桌。這意謂着我的試用期已滿，我被留下來了；也意味着新的考驗又來了。
我被排入值班醫生的行列，與其他三位醫生輪換值班。值班醫生除了要獨立完成內外婦兒常見病的診斷，縫合注射也得獨立完成。在三個月的試用期裏，我在注射室裏呆了一段時間。但前來打針的都害怕當一名新來醫生的試驗品，一進注射室就點名讓護士長和另一位護士爲他們服務。所以我在那裏只練習了皮試配置和分類配藥，從來沒有給人打過針。雖然我在醫院實習期間得到過實操的機會。但因爲操作不熟練，第一天值班，我的心一直懸在嗓子眼，耳朵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室外的腳步聲，希望不要有腳步聲走近，哪怕不是來打針。我幸運地渡過了幾天後，還是無可避免地接待了第一位前來打肌肉針的年輕人。我忐忑不安地爲他配好藥，小心翼翼地在他屁股四分之一的外上方消完毒，因爲緊張，我無法正確地使用腕力快速讓針進入他的肌肉，只能使用蠻力推進。在我準備接受他的責備時，他呲牙咧嘴地說不痛。他善意的鼓勵讓我在後來的值班中能夠不斷地鼓起勇氣獨立完成我的第一次靜脈注射，第一次傷口縫合，第一次拔指甲，等等許多個意想不到的第一次。這爲我日後獨自接手新所長開在郊區的診所奠定了基礎。
那是一九九八年，南方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內地已經好幾年了，內地的國有企業在無法完成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後已經陸續倒閉，衛生所因爲有獨立經營的能力，早從倒閉的工廠中獨立出來，老所長已退休，新所長接手承包衛生所後又在郊區開設了分所，因爲捲入感情風波的漩渦，沒有精力繼續讓分所經營下去，想轉手給我。我那時正面臨着先生失業後帶來的生活困窘，就接手了。
當我一個人真的獨當一面去做這件事情時，因爲職業與生死相關的特殊性，也因爲對自己能力的不自信，每天從接待第一個病人開始，我的心就開始懸在半空，直到晚上送走最後一個病人，拉下診所的捲簾門，那顆心才能落回原處得以休息。
在那裏行醫不久，我爲一個婦人看好了糾纏她多年的婦科病，爲一個男人看好了他求醫很久沒有看好的頭皮帶狀皰疹。這讓我在那一塊贏得了一些好名聲，來找我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了。但很多人爲了自己方便要求我上門服務，我在給他們打好點滴後，會坐等半個小時，回到診所後依然會心裏不安，總怕出什麼意外。
我每天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抱着百分之一百的謹慎，防止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但意外還是在我一時僥倖的放鬆中發生了。
那天早晨，天剛矇矇亮，診所簾卷門被人敲得嘩啦啦地響。我起牀拉起捲簾門，一位個子高高的男人還沒得我的應允就衝進診所，躺倒在診斷牀上，跟我說他已經高燒一天一夜了。我問了他的症狀和藥物過敏史後，給他打了一支退燒針，然後給他做了青黴素皮試。十五分鐘後，皮試的皮丘消了，紅暈擴散在我不太確定的範圍，鑑於他沒有青黴素過敏史，我在猶豫一下後還是給他用上了青黴素和病毒唑靜脈滴注。就在我要送托盤去配藥臺時，他叫住了我，說他心裏發慌。我看見他臉色蒼白，馬上給他停止了靜脈給藥，立刻給他注射了一支腎上腺素，又用生理鹽水配地塞米松給他靜脈滴入。他緩過來了！真是謝天謝地！
這次轉危爲安的經歷給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我比以前更加小心謹慎。而意外總是發生在你想象不到的時候。
一位老農在前一天因爲咽喉腫痛來診所買了氨苄西林膠囊，第二天去田裏打完農藥回來喫完藥後出現全身發冷、心裏發顫、嘴脣發烏的症狀。我按照過敏反應給予了處理，卻不見好轉，馬上把他送往醫院，得到了及時的救治。
我在此後還遇到了一位從醫院帶藥回來讓我幫着注射、幾天後去醫院做完檢查，死於輸液反應的老婦；一位帶着無法治癒的性病從深圳回來的年輕人；一位癱瘓在牀上多年，數着日子過每一天的中年人；一位身患絕症依然樂觀活着的婦女……
我在那裏深切地體會到了醫者肩上所扛的責任，這份責任讓我每天都感到行走在生死邊緣的緊張和恐懼。一年後，出於種種考慮，我做出撤離的決定。
如今，我放棄醫生這個職業已經多年了。但那些年的從醫經歷，依然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珍貴的一段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