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4日，清明節氣。上午十點的時候，舉國汽笛長鳴，悼念在疫情當中去世的人們。那時我還不知道，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吳若增先生，在這一天的凌晨，也已經離開了我們。
人都有悲憫之心，感世傷生，當我們齊刷刷的在規定時間悼念死難者的時候，內心複雜而又悲痛，但實際上，那些死難者是誰，我並不認識，之前也沒有任何能相連接的情感故事。而我在晚上的時候，當聽說了老朋友、一個具體的人、寫出了很多有反響作品的吳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反而好像沒有那麼強烈的悲痛。當然，我半懸在空中的筆，還是驚愕地、啪嗒一聲掉到了桌子上，又滾落到了地上。
上個月老作家楊潤身先生去世之後，傷感之餘，我在想老前輩們都可還安好？我清楚地想到了吳先生，我甚至非常迫切的想給他打一個電話，並且我還想到了2017年發生的一件遺憾的事情——我是想着在吳先生的書房和他合一個影的，但好像是手機沒電了，就沒有拍成。
比較起和他同一個等量級的大作家來說，吳先生的書房太簡單了，也太寒酸了。他一直住在天津市五大道地區、成都道芷江路的一處老單元房裏，一個小的三居室。我和他在他書房裏的這次相見，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見面的緣由就和這處房子有關。
吳先生貴爲大作家，而且性格孤傲，好像一個隱士。但他當然也喫人間煙火，他不僅有豐富細膩的情感，而且他也有對於美好生活的物質憧憬——他想換一處大房子。而換大房子的具體理由也非常充足並且符合他的”隱士”身份，他說，”那裏能釣魚”。他指的那裏是西青區大寺，他看中並且簽約了一處靠近郊外的臨湖洋房。
16、17年那兩年房價暴漲，並且由於政策調控的原因，很多買房者被套牢，發生了很多糾紛，這其中就包括吳先生。那時吳先生位於芷江路的那套老三居室已經賣掉了，而大寺的臨湖洋房也已經買了，但這裏有一個先後順序，吳先生要等老三居室的房款到位，才能支付臨湖洋房的房款。但誰能料到呢，政策調控的原因，很多房屋買賣無法進行。買吳先生房子的人違約無法付款了，吳先生也只好跟着違約，他沒有辦法支付臨湖洋房的房款。吳先生顯然心有不甘，他急於賣掉舊房子搬進新房子。所以吳先生寧可大幅降價也想快速處理掉那個老三居室。他如果不能夠處理掉，不僅面臨着不能得到心愛的臨湖洋房的問題，同時還要支付高額的違約金。
我和吳先生的這次見面，就是爲了幫助他解決這件事情。當然一件事情的表象背面，總有更爲複雜的內容。比如我們見面的那個下午，我們談了處理法律糾紛的具體問題，也談到了任誰都可能有的隱祕的情感，房子這個具體的物事，當然是和承載情感緊密相關的。我們由法律，談來談去，談的還是人生，或者也可以說談的就是個人的成長史，不得不承認，雖然我們不願意談文學，但那就是文學。具體到對吳先生的感受，那一天我感覺眼前的這位老友，他生活的太天真了，也太艱難了。並且就是在那一天我認真的發現，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風流硬漢，在我眼前已經是一個垂暮的老人，他走路已經變得很遲緩，目光已經變得暗淡，和他客廳裏懸掛着的那張他年輕時代英俊的照片相比較，已經可以說是判若兩人。
吳先生大了我30多歲，年齡的差距，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交情。我們相識於上個世紀的90年代末。那時我們在一起，經常談文學，談吳先生所知道的一些文壇往事，甚至評論當時或者和吳先生同一時代的作家的人和事，那個時候吳先生50多歲，和後來他得不到那套房子的心態一樣，很顯然對同輩作家他也並不一定那麼甘拜下風，對於當年落選全國優秀小說評獎，對於沒有能夠成爲更高量級的大作家，他也是顯然心有不甘。但那個時候吳先生就不願意多談小說了，吳先生的後幾十年幾乎沒有寫過什麼小說，我問起他放棄小說而改寫雜文的原因，他只是若有所思的緩慢的說了一句話，他說，小說就是講一個故事。
小說就是講一個故事？該怎樣理解這句話呢，吳先生好像是在說，僅僅是講故事而不能闡釋深刻的道理，就像是”故事會”似的，那沒什麼意思，又好像是在說，與其通過一個故事來闡釋一個深刻的道理，那顯然不夠痛快，那還不如直接通過雜文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我的文學以外的普通朋友中間，有不少知道吳先生的，但他們讀的也基本都是吳先生的散文，而不是小說。
90年代末是我和吳先生交流較多的一個時段，那時他還沒有看過我所寫的作品，我們就是朋友。我們結識於一個電視節目，我和吳先生是那一期電視節目的嘉賓，後來我們較爲頻繁的接觸中，當我談起他80年代的那些小說的時候，他感到有些驚訝，他評價我”超敏銳”，他不認爲那個年代像我那樣當時的年輕人，可以閱讀了80年代的那麼多的小說，我們因爲電視節目結緣，但成爲朋友的紐帶還是文學。
但維繫我們的聯繫和情感的紐帶，不是文學而是法律。20多年的交往中間，我們可能每隔兩三年纔會有一段時間聯繫的多一些，一般是他向我諮詢一些法律問題，並且由此促成見面和一起喝酒喫肉，也有少數時候我們就是純聊天，但爲數實在不多。給我的感受，吳先生就是一個居家男人，我們見面的地點基本上是圍繞在成都道他家的附近，後邊這些年他作品的產量不高，他宅在家裏都幹了些什麼，是一個迷。
吳先生絡腮鬍須，即使鬍子颳得很乾淨的時候，也仍然能夠看出他的英雄本色。他是東北人，東北的鄉音並沒有因爲在天津待了大半生而消減太多，有一次我們喫飯中間，說起現在的人們，普遍因爲養生而不再喝白酒而紛紛改了紅酒，他微微一笑，說只喝紅酒，那還是男人嗎？
2007年11月22日，那天是感恩節。我的一本兒新書發佈會在利順德大酒店舉辦，那天同時也是我的律所成立五週年。吳先生來爲我站臺支持，我清晰地記得吳先生那天演講時的翩翩風度，我發現他這樣一個被普遍認爲”耿直”的人，也是能夠說出很多所謂的”場面”上的話。那天來賓很多，也有一些名人和不少領導。我清楚地記得吳先生的開場白是這樣的，他使用了欲揚先抑的文學手法。他說:楊仲凱一定要讓我講幾句，那我可就真講了！我對這本書最大的感受是，情感很熱，熱得燙人……
記憶是不完全靠得住的，我的文章寫到這兒的時候，我在查找我和吳先生歷次合影的時候，忽然找到了我和吳先生最後一次見面的合影，原來那天我們是拍了照片的。並且由此確定了我們見面的具體時間，2017年的11月16日。我並且想起，那段時間我正在魯迅文學院讀書，我幾乎是專程來和吳先生說話和告別的。吳先生所居住的老的三居室，那個時代的房子，客廳一般很小，客廳相連接的最裏面的那個居室，是吳先生的臥室，臥室裏面也有一張寫字檯，很多作家的書房和臥室是不可分割的，就是說，他的臥室和客廳連在一起，構成了他書房的整體。
他的客廳的兩面主要的牆上，迎面的牆上有一張前文提及的吳先生年輕時候的照片，很顯然那是吳先生非常滿意的一張照片。他滿臉大鬍子，風流瀟灑又桀驁不馴。那張照片被用在了《吳若增小說選》的封面上。我記得我們見面的時候還重點談了這張照片，但是相關內容我記不清楚了。因爲吳先生在出版社做過美術編輯，藝術行當又觸類旁通，所以我現在恍惚又記得，那會不會是一張油畫呢？但這並不重要。
吳先生的客廳的另一面重要的牆，是一面書櫃。他的書房過於寒酸，他的書櫃也不豪華和大，但這一面書櫃放置的都是吳先生自己的作品，他之前若干年發表在文學刊物上的小說，還有他在各地報刊副刊上的雜文，那些刊物和報紙戳立在那裏都已經泛黃，就和垂暮的吳先生一樣，老舊的沒有神采。吳先生大隱於市，又牢騷滿腹，他不看重小說，也不看重他作家的名號。但他還是把自己所有的作品小心翼翼的整理在一起，放在了迎面的書櫃裏。管他是不是大作家，他是一個人，作家這個行業也並沒有什麼更高尚的，這只是這羣人賴以生存的本領，大家就是幹這個的。
我前面還說我可能是手機沒電了，而沒有和吳先生拍成照片，實際上我們的合影就是在吳先生的這面書櫃前完成的。照片裏的吳先生穿着拖鞋和毛褲，這個曾經在中國文壇引起過震動的人，是一個垂暮的、平凡的、仍然爲情所困的老人。
吳先生的糾紛後來究竟處理到什麼程度，我忙忙碌碌也就不得而知。我當然給了他很多具體的法律建議，我還幫助他找了幾個買家，吳先生很豁達，他寧願低價賣掉那個老三居室，但那段時間房屋買賣市場幾乎”橫盤”，越降價越不好賣。爲了那個糾紛我們通了好多電話，我還幾次邀請吳先生到我這裏來喫飯和釣魚，但他告訴我他現在已經無法參加晚上的飯局了。
從那以後，我和吳先生就沒有再見過面，在過年前的另外一個朋友聚會時，還有其他朋友跟我提起，希望我能約吳先生出來見見面，當時我也滿口答應，如果不是過年前後突然鬧起了瘟疫，也許我就真的組織了和吳先生的再次見面。人生無常，想見的人馬上就去見他，哪怕是想和一個人合一張影，想了就去做，不然可能真的就沒有機會了，我們不是總有機會。
在清明節當天，在舉國爲死難者同悼念的這一天，我的一個具體的朋友去世了，人總是要去世的，吳先生的去世使我覺得這一天的悼念活動變得更加有價值一點。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當中的人，每一個人都是父生母養，血肉之軀，我不是因爲吳先生是大作家纔會悼念他，我僅僅是因爲認識他而悼念他。由此我也想說，醫務工作者是英雄，那麼拉着醫務工作者到現場的司機就不是英雄嗎？我們要紀念所有的人，每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守土有責，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也許不好說每一個人都是英雄，但我想說，每一個生命都是值得尊敬的。
小說就是講一個故事，我把吳先生的這句話引申一下，人生就是講一個故事。每個人寫不寫小說，都是用自己的生命來演繹一個故事。吳先生顯然屬於比較有故事的人，我所知道的他的很多事，限於篇幅就不寫在這裏了，也根本不用寫的那麼具體，因爲凡是有愛心的人，和小說家一樣，都有屬於自己的想象力。哪怕你是一個沒有想象力的人，難道你沒有屬於自己的故事嗎？故事和故事都是息息相關的，甚至是雷同的。
前面寫過吳先生買房子，房子當然是用來住人的。我記得吳先生給我打來的最後的一個電話，他認真的告訴我，她沒有欺騙我，她是愛我的。
一個70大幾的人，仍然相信愛，使我們這些在清明時節悼念死難者的人，也仍然覺得這個世界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