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4日，清明节气。上午十点的时候，举国汽笛长鸣，悼念在疫情当中去世的人们。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吴若增先生，在这一天的凌晨，也已经离开了我们。
人都有悲悯之心，感世伤生，当我们齐刷刷的在规定时间悼念死难者的时候，内心复杂而又悲痛，但实际上，那些死难者是谁，我并不认识，之前也没有任何能相连接的情感故事。而我在晚上的时候，当听说了老朋友、一个具体的人、写出了很多有反响作品的吴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反而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悲痛。当然，我半悬在空中的笔，还是惊愕地、啪嗒一声掉到了桌子上，又滚落到了地上。
上个月老作家杨润身先生去世之后，伤感之余，我在想老前辈们都可还安好？我清楚地想到了吴先生，我甚至非常迫切的想给他打一个电话，并且我还想到了2017年发生的一件遗憾的事情——我是想着在吴先生的书房和他合一个影的，但好像是手机没电了，就没有拍成。
比较起和他同一个等量级的大作家来说，吴先生的书房太简单了，也太寒酸了。他一直住在天津市五大道地区、成都道芷江路的一处老单元房里，一个小的三居室。我和他在他书房里的这次相见，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见面的缘由就和这处房子有关。
吴先生贵为大作家，而且性格孤傲，好像一个隐士。但他当然也吃人间烟火，他不仅有丰富细腻的情感，而且他也有对于美好生活的物质憧憬——他想换一处大房子。而换大房子的具体理由也非常充足并且符合他的”隐士”身份，他说，”那里能钓鱼”。他指的那里是西青区大寺，他看中并且签约了一处靠近郊外的临湖洋房。
16、17年那两年房价暴涨，并且由于政策调控的原因，很多买房者被套牢，发生了很多纠纷，这其中就包括吴先生。那时吴先生位于芷江路的那套老三居室已经卖掉了，而大寺的临湖洋房也已经买了，但这里有一个先后顺序，吴先生要等老三居室的房款到位，才能支付临湖洋房的房款。但谁能料到呢，政策调控的原因，很多房屋买卖无法进行。买吴先生房子的人违约无法付款了，吴先生也只好跟着违约，他没有办法支付临湖洋房的房款。吴先生显然心有不甘，他急于卖掉旧房子搬进新房子。所以吴先生宁可大幅降价也想快速处理掉那个老三居室。他如果不能够处理掉，不仅面临着不能得到心爱的临湖洋房的问题，同时还要支付高额的违约金。
我和吴先生的这次见面，就是为了帮助他解决这件事情。当然一件事情的表象背面，总有更为复杂的内容。比如我们见面的那个下午，我们谈了处理法律纠纷的具体问题，也谈到了任谁都可能有的隐秘的情感，房子这个具体的物事，当然是和承载情感紧密相关的。我们由法律，谈来谈去，谈的还是人生，或者也可以说谈的就是个人的成长史，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不愿意谈文学，但那就是文学。具体到对吴先生的感受，那一天我感觉眼前的这位老友，他生活的太天真了，也太艰难了。并且就是在那一天我认真的发现，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风流硬汉，在我眼前已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他走路已经变得很迟缓，目光已经变得暗淡，和他客厅里悬挂着的那张他年轻时代英俊的照片相比较，已经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吴先生大了我30多岁，年龄的差距，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交情。我们相识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那时我们在一起，经常谈文学，谈吴先生所知道的一些文坛往事，甚至评论当时或者和吴先生同一时代的作家的人和事，那个时候吴先生50多岁，和后来他得不到那套房子的心态一样，很显然对同辈作家他也并不一定那么甘拜下风，对于当年落选全国优秀小说评奖，对于没有能够成为更高量级的大作家，他也是显然心有不甘。但那个时候吴先生就不愿意多谈小说了，吴先生的后几十年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小说，我问起他放弃小说而改写杂文的原因，他只是若有所思的缓慢的说了一句话，他说，小说就是讲一个故事。
小说就是讲一个故事？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吴先生好像是在说，仅仅是讲故事而不能阐释深刻的道理，就像是”故事会”似的，那没什么意思，又好像是在说，与其通过一个故事来阐释一个深刻的道理，那显然不够痛快，那还不如直接通过杂文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的文学以外的普通朋友中间，有不少知道吴先生的，但他们读的也基本都是吴先生的散文，而不是小说。
90年代末是我和吴先生交流较多的一个时段，那时他还没有看过我所写的作品，我们就是朋友。我们结识于一个电视节目，我和吴先生是那一期电视节目的嘉宾，后来我们较为频繁的接触中，当我谈起他80年代的那些小说的时候，他感到有些惊讶，他评价我”超敏锐”，他不认为那个年代像我那样当时的年轻人，可以阅读了80年代的那么多的小说，我们因为电视节目结缘，但成为朋友的纽带还是文学。
但维系我们的联系和情感的纽带，不是文学而是法律。20多年的交往中间，我们可能每隔两三年才会有一段时间联系的多一些，一般是他向我咨询一些法律问题，并且由此促成见面和一起喝酒吃肉，也有少数时候我们就是纯聊天，但为数实在不多。给我的感受，吴先生就是一个居家男人，我们见面的地点基本上是围绕在成都道他家的附近，后边这些年他作品的产量不高，他宅在家里都干了些什么，是一个迷。
吴先生络腮胡须，即使胡子刮得很干净的时候，也仍然能够看出他的英雄本色。他是东北人，东北的乡音并没有因为在天津待了大半生而消减太多，有一次我们吃饭中间，说起现在的人们，普遍因为养生而不再喝白酒而纷纷改了红酒，他微微一笑，说只喝红酒，那还是男人吗？
2007年11月22日，那天是感恩节。我的一本儿新书发布会在利顺德大酒店举办，那天同时也是我的律所成立五周年。吴先生来为我站台支持，我清晰地记得吴先生那天演讲时的翩翩风度，我发现他这样一个被普遍认为”耿直”的人，也是能够说出很多所谓的”场面”上的话。那天来宾很多，也有一些名人和不少领导。我清楚地记得吴先生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他使用了欲扬先抑的文学手法。他说:杨仲凯一定要让我讲几句，那我可就真讲了！我对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情感很热，热得烫人……
记忆是不完全靠得住的，我的文章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查找我和吴先生历次合影的时候，忽然找到了我和吴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合影，原来那天我们是拍了照片的。并且由此确定了我们见面的具体时间，2017年的11月16日。我并且想起，那段时间我正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我几乎是专程来和吴先生说话和告别的。吴先生所居住的老的三居室，那个时代的房子，客厅一般很小，客厅相连接的最里面的那个居室，是吴先生的卧室，卧室里面也有一张写字台，很多作家的书房和卧室是不可分割的，就是说，他的卧室和客厅连在一起，构成了他书房的整体。
他的客厅的两面主要的墙上，迎面的墙上有一张前文提及的吴先生年轻时候的照片，很显然那是吴先生非常满意的一张照片。他满脸大胡子，风流潇洒又桀骜不驯。那张照片被用在了《吴若增小说选》的封面上。我记得我们见面的时候还重点谈了这张照片，但是相关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因为吴先生在出版社做过美术编辑，艺术行当又触类旁通，所以我现在恍惚又记得，那会不会是一张油画呢？但这并不重要。
吴先生的客厅的另一面重要的墙，是一面书柜。他的书房过于寒酸，他的书柜也不豪华和大，但这一面书柜放置的都是吴先生自己的作品，他之前若干年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小说，还有他在各地报刊副刊上的杂文，那些刊物和报纸戳立在那里都已经泛黄，就和垂暮的吴先生一样，老旧的没有神采。吴先生大隐于市，又牢骚满腹，他不看重小说，也不看重他作家的名号。但他还是把自己所有的作品小心翼翼的整理在一起，放在了迎面的书柜里。管他是不是大作家，他是一个人，作家这个行业也并没有什么更高尚的，这只是这群人赖以生存的本领，大家就是干这个的。
我前面还说我可能是手机没电了，而没有和吴先生拍成照片，实际上我们的合影就是在吴先生的这面书柜前完成的。照片里的吴先生穿着拖鞋和毛裤，这个曾经在中国文坛引起过震动的人，是一个垂暮的、平凡的、仍然为情所困的老人。
吴先生的纠纷后来究竟处理到什么程度，我忙忙碌碌也就不得而知。我当然给了他很多具体的法律建议，我还帮助他找了几个买家，吴先生很豁达，他宁愿低价卖掉那个老三居室，但那段时间房屋买卖市场几乎”横盘”，越降价越不好卖。为了那个纠纷我们通了好多电话，我还几次邀请吴先生到我这里来吃饭和钓鱼，但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无法参加晚上的饭局了。
从那以后，我和吴先生就没有再见过面，在过年前的另外一个朋友聚会时，还有其他朋友跟我提起，希望我能约吴先生出来见见面，当时我也满口答应，如果不是过年前后突然闹起了瘟疫，也许我就真的组织了和吴先生的再次见面。人生无常，想见的人马上就去见他，哪怕是想和一个人合一张影，想了就去做，不然可能真的就没有机会了，我们不是总有机会。
在清明节当天，在举国为死难者同悼念的这一天，我的一个具体的朋友去世了，人总是要去世的，吴先生的去世使我觉得这一天的悼念活动变得更加有价值一点。我们都是这个时代当中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父生母养，血肉之躯，我不是因为吴先生是大作家才会悼念他，我仅仅是因为认识他而悼念他。由此我也想说，医务工作者是英雄，那么拉着医务工作者到现场的司机就不是英雄吗？我们要纪念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守土有责，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也许不好说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但我想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敬的。
小说就是讲一个故事，我把吴先生的这句话引申一下，人生就是讲一个故事。每个人写不写小说，都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演绎一个故事。吴先生显然属于比较有故事的人，我所知道的他的很多事，限于篇幅就不写在这里了，也根本不用写的那么具体，因为凡是有爱心的人，和小说家一样，都有属于自己的想象力。哪怕你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难道你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吗？故事和故事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是雷同的。
前面写过吴先生买房子，房子当然是用来住人的。我记得吴先生给我打来的最后的一个电话，他认真的告诉我，她没有欺骗我，她是爱我的。
一个70大几的人，仍然相信爱，使我们这些在清明时节悼念死难者的人，也仍然觉得这个世界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