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焖子说起

2020年的春节期间,忽然闹起了瘟疫,关在家里的人们忽然在“二月二”这一天发现,真的已经在家里关上一个多月了。这种全新的体验,是一种猝不及防的生活方式,有人开玩笑说,这么多天了,会炒的菜都炒过了,接下来夫妻之间就剩下吵架了。

正当人们为了让生活更有新意一点儿而焦虑和求索的时候,“二月二”不失时机的到了,按照天津传统民俗,二月二这一天,要吃烙饼煎焖子。

哇,终于能有机会吃点儿新鲜的东西啦!

天津人的讲吃也是有名的。

而且不仅天津,整个国人的节日、节气,包括每个家庭和每对夫妻的纪念日,那种仪式感全靠“吃什么”来支撑了。也难怪,所谓民以食为天,况且,在隔离居家不出门的日子里,除了吃,好像也干不了别的。

在过去,天津人自我感觉尚且更良好的时候,也有“吃尽穿绝天津卫”的颇为得意的自诩。

天津人的吃,拜驰名的“狗不理”所赐,最著名的当然是包子,我走过全国非常多的城市,几乎在大城市小城市街头上都能够看见”天津包子”的牌匾,就是这么有名!但这件事情比较莫名其妙,你要说“狗不理“包子是一个品牌,有名那另当别论并且理所当然了,而冠以“天津包子”这种“地域+食物”称谓方式的,恐怕鲜有其他例子,其实就算我这个地道的天津人,在天津也是没有吃过“天津包子”这种东西的。因为包子就是包子,为什么是“天津包子”?那还不如改成“中国包子”更准确,因为包子这个食物品种并不是天津独有的。当然是中国喽,因为美国也没有包子,这样看来,还是直接叫“包子”简单省事。

天津的包子里,除了“狗不理”以外,也还有其他几种可以算做有知名度的品牌,比“石头门坎素包”“陈傻子包子”,但是统称为“天津包子”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包子毕竟是成品,是要经过多道工序、工艺才能够制作完成的,毕竟不是“东北大米”所能够比较,大米毕竟是地里收的,而包子需要有锅才能蒸出来,之前还要和面。而最让人感到惊诧的是,很多城市的包子铺牌匾上,写有“天津灌汤包”,我以一个纯朴的天津人的名义来保证,天津绝无灌汤包,凡是这样写的,完全是胡扯,可以直接举报。当然据我所知,“河南板面”,或者“杭州小笼包”这样前面是地域名后面是食物的更具体分类的称谓,这都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有,没蒙人。

有人如果用“狗不理”三个字,这里面一定有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以“天津”这个地名打头儿来形容包子,这是否是对天津或者天津人侵权,这是否伤害了一个天津人的情感,甚至这是不是需要我来同意,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在天津和狗不理包子并列齐名的小吃,是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儿炸糕。我小时候参加一些中小学生知识竞赛题的时候,这三种食物都会被叫做“天津三绝”而要求学生背记下来,我当时就感到有一些奇怪,这样的说法非常具有天津特色,天津不愧是曲艺之乡。天津的“三绝”竟然就是三种食物,准确的说应该是三种“小吃”。所以,所谓三绝,最多就是“天津小吃三绝”。这个一定要说清楚了,要纠正过来,因为我们天津人除了吃小吃,也要吃大菜,并且除了这样的生活闲事,也还有很多大事要做。

那一年我在一辆旅游车上,陪外地的朋友来看天津,我听见一个年轻的导游堂而皇之的对一车人说,天津有一种著名的食物,叫“大饼夹一切”。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当然我很快就释然了,因为我又不是领导,人家也没有义务向我来汇报。而且在这大千世界里,我不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在我的认知里,所谓的“大饼夹一切”这个理念太新了,这也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具有创新和包容思想的东西,原来已经成为天津名吃。我其实多少有一些暗自窃喜,这样的吃法,其他城市没有吗?这么简单的事,他们竟然都没有想到!可见解放思想有多么的重要,饼里不仅是可以夹鸡蛋的,夹土豆丝、牛排、鸡排、火腿肠、也是可以的,好了,不用列举了,因为大饼,可以“夹一切”。当我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我甚至有一点惊讶,这简直是互联网思维,这不就是互联网加?!而且“夹一切”,这就是著名的“”兼容幷包”的思想呀。

人多少上一点年纪是有意义的,年纪大一点儿,经历的就是多一点儿。其实在我看来“大饼夹一切”的叫法,我是有一次在卫津路边上散步看见的,也许就是那家小店的主人的一个小创意,产生了这样的吃法和名称。是不是源于这家小店,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几年前我看见过,如果出现什么争议,我可以给证明。

其实呢,不仅是大饼夹一切。就算是“大饼炒鸡蛋”,成为一种可以售卖的小吃,时间也不是非常长。我以我的人生经历和人格来保证,在我的记忆里,大饼炒鸡蛋这种食物,像“煎饼果子”那样的按份零售售卖,应该就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的事情。当然大饼炒鸡蛋这种食物早就有,不仅在天津,在北方的很多城市和乡村,大饼炒鸡蛋都是著名和珍贵的食物,那是家里来了贵客,甚至姑爷来了的时候,才能拿得起和愿意拿出来的饭食。当然这里要注意“大饼”和“烙饼”的区别。过去我们小时候都是说“烙饼炒鸡蛋”。大饼和烙饼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说,烙饼专指家常饼,大饼当然是烙出来的,大饼也是饼家族里面烙饼一支的重要成员。

多大的锅烙多大的饼,这本来很有哲理的一句话,说明了大饼的定位。起码在天津说起大饼,并不是专门讥讽胖姑娘的“大饼脸”,一般指的是商贩烙出来专门进行市场售卖的饼,是用刀切成角儿对外卖的。现在的小摊贩卖的大饼炒鸡蛋,也多是以切好角的大饼,来包裹住鸡蛋,形成一个固有的食物品类。而过去的烙饼炒鸡蛋,饼就是家庭的烙饼,鸡蛋是炒好放在盘子里的、块状儿的,用筷子夹起来吃的,夹一筷子鸡蛋,咬一口饼。而目前在天津流行的大饼鸡蛋的吃法,已经把那个“炒”省略了,因为实际上鸡蛋是煎出来的,出锅时鸡蛋是一个整体(不管是两个鸡蛋或者三个鸡蛋,这主要是看顾客的要求以及实力和肚量),鸡蛋被包裹在饼里一起吃。

把盘子里的炒碎的鸡蛋,用饼裹起来,这就可以效仿煎饼果子那样按份售卖,仅就这一项改革,不解放思想是万万做不到的,这解决了多少大众创业、业万众创新的问题,让很多奶奶和大娘也有可能成为富翁,哪怕是个创业小能手。

还是说焖子吧。前面说过,过去在天津的吃法里面,焖子在天津是“二月二”这一天才吃的,并且是和烙饼搭配。虽然焖子资格很老,但在新贵大饼夹一切里,没看见那个“一切”里面还包含着焖子,也还一般是在二月二这一天才吃。但焖子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二月二那一天所吃的焖子,是我非常不喜欢的。首先我讨厌这个名字,焖子太闷了!还不如包子响亮呢!其次焖子上面还要浇上蒜汁和麻酱,焖子本来就黑乎乎的,口感相当粘稠,不喜欢不喜欢!但我每一年都会吃一次焖子,一想起焖子,我就会想起我的青少年时代,想起天津市河西区的西楼、东楼和南楼一带,我们这些城市平民,都是吃那种黑乎乎的焖子。而且还会想起二月二的这个固定时段,那个时候天气开始热了,人们对一年的新憧憬到了实质阶段,再赖的汉子,也都会想着要做点儿什么养家糊口。天冷不再是个借口,可以出来干活儿了。我也会在固定的“二月二龙擡头”这个时刻来理一次头发,我能感受到自己的成长,也能感受到作为男性的社会责任、特权和担当。因为这一天,女孩子又不理发!

有人认为焖子是天津的特产,其实不然。说焖子是北方特产比较准确,或者狭窄一点儿说,在北方沿海城市吃焖子比较多。山东烟台和辽宁大连,也都是流行吃焖子的,做法和吃法不尽相同,但都是面食、是淀粉,是加工形成的块状的,糊状的东西。不仅沿海,北方内地也吃焖子,著名的保定和沧州的驴肉火烧里面,除了驴肉,那些晶莹状的辅料,那就是焖子。但是把焖子这种食物和二月二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民俗文化,是天津独有的。正如另外一种天津名吃面筋,面筋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独面筋”(也有人写成笃面筋。)这道菜,是绝对天津特色菜。曾经有人不解地问过我,面筋就是面做出来的,为什么在天津能作为菜?这不就相当于用馒头来就馒头吗?我没有办法给他解释,只有笑而不答,此间妙处,妙不可言。

是时代进步了呢,还是发生了什么?这个二月二,很多人在秀自己所研制的焖子,有的人的焖子是自己做的,也有的人是买现成的再下锅加工。总之端上盘来的焖子,都显得晶莹剔透,简直就像水晶一样。我不禁感叹,如果让我小时候就吃这样的焖子,那我会不爱吃焖子?当然这个假设多没有意思,我要是吃,也只能是吃那些黑乎乎的焖子,对这新焖子,我还不适应呢。

这些年以来,天津的小吃还是有很多新的著名品牌产生,比如“小宝栗子”,天津的糖炒栗子来就很有名,而小宝栗子是其中著名的品牌,栗子这种原材料一般是唐山的好,在遵化或者迁西比较多,在天津成名,这和天津过去是河北省的省会有关,也跟这些东西要在天津港上船有关,栗子本来是唐山的,后来统称为天津栗子,鸭梨本来是泊头的,也曾统称天津鸭梨。

除了小宝栗子,还有大桥道元宵。大桥道是个地名,实际上十八街麻花,耳朵眼儿炸糕,也都是地名儿做了品牌名儿。大桥道元宵每年到过年前后,购买者都会排起长龙,人们就是爱吃。在今年疫情期间,快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大桥道元宵店门庭若市、人潮攒动,天津人拼死也要吃上爱吃的元宵,这当然是值得严肃批评的。但逝水东去,不舍昼夜,老百姓还是要生活。

正月十五吃了大桥道元宵,到二月二吃了自制的焖子。很好很好,一边刷碗一边开始盘算着,接下来能吃点儿什么。是四喜丸子,还是扣肉?想想下边,很快就该过三八妇女节了。

最后还是要补上一句关于焖子的话题。天津人二月二吃烙饼煎焖子的时候,如果光吃焖子,那多单调啊,还有炒蓝白线儿豆芽菜,摊黄菜,稻米绿豆稀饭……

是不是都是这些呢?当然不能够要求绝对整齐划一,因为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也有各自的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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