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戲劇學院戲曲學院副教授 郭紅軍
大約兩個月之前，從微信圈看到焦海民先生新著《秦腔與絲路文化》出版，該著爲梅蘭芳紀念館館長劉禎先生主編的“中國戲曲藝術與地方文化叢書”其中一冊。獲知消息後，第一時間向海民先生表示祝賀和敬意，這部力作是他在與病魔抗爭中完成的。海民先生現供職於陝西電視臺，常自稱是業餘秦腔研究者，但研究成果卻不輸於甚至大大超出大專院校和藝術研究單位的專家學者，幾年前，他以一部《秦腔——1870年的轉折》廓清了一些秦腔史論研究的迷霧，而今又闢蹊徑，從“文化”視角着眼探尋秦腔藝術的生成和發展。雖然作者認爲《秦腔與絲路文化》“非探討秦腔發展起源的戲曲史問題，而是從文化交流、影響上，發現戲曲如何在秦地生長，以及探討秦腔生成的土壤、環境等條件，是着眼於文化背景等層面的列舉，而非釐清起源的路徑”。但細讀之後，我們會發現，作者對秦腔文化基因生成以及其嬗變諸要素並不是簡單的“列舉”，在大量文獻爬梳和考證的基礎上，作者力圖勾勒出秦腔藝術生成與絲路文化的疊加與交融。該著是戲曲史論研究的新嘗試和探索，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以及學術風格等給我們以很大啓示，
視野上：
宏闊多元，多重觀照《秦腔與絲路文化》一書，視野宏闊多元，不是就秦腔而談秦腔，而是把秦腔置於中國戲曲發展的歷史長河和一定地域文化中來考察。唐代長安城是秦腔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作者從唐代“戲場”着手探討戲劇發展與秦腔文化，時空觀照頗有新意。結合典籍文獻和敦煌壁畫，作者從唐代俗講、唐代變文的形成和發展考察辨析，指出“變文經卷”是中國戲劇史轉折的重要物證。同時，又結合對關中皮影戲的考察，進一步指出皮影“這一藝術形式是最能體現‘變’的所有內涵”，並感慨“這種處級特徵的戲曲藝術形態的價值遠沒有被重視和發掘出來”。作者不但從文學和音樂體制上探尋秦腔的文化基因，還從宗教傳播、墓葬壁畫等方面考察了絲路文化與秦腔藝術的碰撞與交融，通過對21世紀以來韓城等地墓葬壁畫的考察，認爲“絲綢之路帶來的文化交流在以長安爲中心的地區表現得十分深入、生動，再次申明中國古典戲劇正是一種文化交融的象徵”。此外，作者還對絲綢之路上最早的戲曲聲腔西秦腔做了紮實的文獻梳理和考證，比較了東、西兩路秦腔的差異，結合各種聲腔皮影小戲的考察，指出秦腔聲腔在小戲諸腔及東西兩路梆子匯聚西安後出現了一次較大的提升。
秦腔的生成和文化基因是多元的，圍繞“絲路”主線，作者從文學、宗教、民俗以及雕刻等造型藝術視角，抽絲剝繭，一一考察蘊含在秦腔藝術中諸要素是在時空維度的融合與碰撞，顯示出其宏闊的學術視野。
方法上：注重史實，論從史出考察秦腔生成的文化土壤與環境及其嬗變，就其研究對象和方法來說，屬於戲曲史論研究。歷史學家嚴耕望在談到治史方法時有一種觀點，也適用於戲曲史論研究，他說“傳統治史方法是要空蕩蕩的毫無一點預先構想，完全憑些散沙般毫無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個架子，自成一個體系。更明白的說，要從史料蒐羅、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一套看法。”這是一種嚴謹的治史、治學態度，從考證資料及資料間的關係入手，方法雖然笨拙、費力，但終可避免先入爲主的想象與臆斷。學者王小盾先生也認爲，“學術工作，從方法角度看，它在本質上就是處理資料——把資料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海民先生正是在堅持了這種治學和研究方法，更可貴的是他不但大量查閱典籍文獻，從所列參考文獻來看，僅歷史文獻和專著就有數百冊，還做了大量實踐考察。行文過中，注重論從史出，句句有出處和來歷，遇到複雜而難決的問題，作者則儘量多地羅列史料，不輕下論斷。由於職業原因，海民先生不僅與許多民間藝人、文化工作者相熟，而且有許多考古界的朋友，如有新出土戲曲文物出現，必要前去考察，通過文獻和文物結合的“二重證據法”研究，他用典籍中的秦腔史料與墓葬中的雕刻壁畫互證絲路文化發展與秦腔藝術的關係，大大增強了說服力。海民先生還注重田野調查，這使得他經常能獲取到鮮活而生動的研究資料，通過這些一手資料，還原了一些歷史真實。
學風上：規範嚴謹，樸實厚重秦腔研究中最爲複雜和困擾人的問題是秦腔的概念，史籍中的“秦腔”二字與梆子腔、亂彈、山陝梆子乃至陝西梆子究竟是什麼關係，長期以來並無定論。作者在大量文獻梳理以後，專門用 “秦腔劇義再辨析”、“秦腔分途發展是一個客觀存在”等幾個章節來探討“秦腔”與“秦腔劇種”等問題，顯示出嚴謹的治學風格和追求規範的學術素養。作者指出“秦腔一名，歷史上是陝西以外人稱呼而非本地人的叫法，後來才逐漸統一爲秦地各個戲曲劇種的統稱”。同時指出“秦腔是一個很寬泛和很不嚴格的概念，與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專指流傳在西北的確的戲曲劇種秦腔大不相同。明清以來，有時又與梆子腔、亂彈、西調等名稱混用，其中或有重疊，或有區分，總之仍然沒有被區分清楚。直至現在，某種程度上說，這個概念仍舊沿襲了明清時期不同著述、不同地域所賦予它的不同的含義，因此，有必要在今天使用這個概念時，需加以謹慎使用和嚴格區分，尤其在學術領域，如果不這樣，那麼就容易導致研究過程中諸多問題出現。”面對這種概念上的混亂，作者以嚴謹的學術態度給予最大可能的界定與限制，至少在每一章每一節行文中就某個具體的“秦腔”來展開論述，避免了概念的重疊與模糊，也使讀者在戲曲聲腔的流動中觸摸到秦腔文化基因的多元和豐富。
焦海民先生《秦腔與絲路文化》是一部視角新穎獨特、史料豐富紮實的秦腔史論研究論著，該著無論從問題意識還是學術視野、研究方法、學術態度來說，都給人以啓示。
近年來，秦腔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出現一個現象——業餘研究者幹了專家的事，一大批秦腔史料整理和有見地的秦腔論文、論著常常出自業餘研究者之手。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我想很大原因是癡迷與熱愛，研究者的源動力來自興趣，無申報課題、評定職稱等體制內研究者之煩惱與焦慮，容易獲得心靈的自由與寧靜。焦海民先生在與病魔抗爭的過程中，能獲得心靈自由和良好心態，應該與秦腔史料爬梳考辨有很大關係，他癡迷秦腔研究，視秦腔研究如生命，同時，秦腔也幫助他戰勝了病魔，重獲健康。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看到焦海民先生新的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