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政治文明兼南聯盟(本人的一篇老文章）

   談政治文明兼南聯盟
 在南斯拉夫尚未解體之前，阿塞兩族人民相互可以結成朋友、夫婦。我們決不能預測到，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阿塞兩族反目成仇。然而，這其中的每一步都在人們的親眼目睹下發生了。我敢說這違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的意願，甚至違背了大多數事實上的危機促成者的意願。但它的爆發卻是符合傳統政治邏輯的，一些關鍵的人在這種邏輯的驅使下做出的選擇一步步促成了科索沃危機的發展。
 在人類文明的初期，由於活動範圍狹小，來自自然界的威脅大，人與人之間結成羣體而生存，這就是部落。在部落中產生了分工、組織。人類自從有了組織，便有了政治。當人類的組織力量足夠形成社區時，也就有了初步的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便成了社區領導者的主要活動：組織社區內的生產，維持社區內的安定，防範來自社區外的侵犯。可見，公衆利益是領導集團存在的理由。舜、堯時期便是這種政治的典型。雖然社會分化之後政權無一例外地異化爲統治集團的工具，但爲公衆利益服務作爲制度安排一直被傳承下來。統治集團的利益和公衆利益之既對立又合作，一國國內政治受生產力發展等內外因的影響經常劇烈調整。但我們應注意到，公衆利益的保障始終是一個受擁戴的政治家所關注的，中國人的政治警句中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而民間更是認爲，一個皇帝不爲老百姓（逆天而行）也可以推翻，“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一國國內公衆利益的保障作爲社會公理一直制約着統治集團的利益膨脹，長期的調整產生了某種平衡，使國內的政治問題總有成熟的解決方式,在十九世紀時，各利益集團都有了自己的政黨做爲代言人。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調整也同樣可以從人類部落時期找到雛形，是部落間的爭鬥與妥協的延續。斯威夫特對戰爭的起因有精采的描述：“有時侯兩個國君之間的爭端，是爲了決定他們之間誰來霸佔第三者的領土，其實在那裏，他們誰也沒有權力。有時侯，是因爲害怕對方向他挑起爭端；有時侯，開始一場戰爭是因爲害怕敵人過於強大或者因爲他太弱小。有時侯我們的鄰人要我們所有的東西，或者他有我們所要的東西於是我們都要打戰，直到他們拿走了我們所有的或把他們所有的給了我們纔算完事。由於一個國家的人民遭受饑荒、瘟疫或內部派別之爭的損害，於是就有了非常正當的理由來對這個國家發動侵略┅┅當一個君主要求另外一個君主幫助他抵抗侵略時，幫忙的人在趕走了侵略者之後，把領土佔爲已有並殺死、監禁、放逐他所拯救的人，這卻是一種非常王道的、可尊敬的和常有的行爲。”拿破崙、成吉思汗就是這樣一些萬衆敬仰的殺掠者。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由公衆利益來調節，力量和利益是最高原則。上述的利益之爭只發生在一個統一的地域文明之中。在現代，人類大大拓展了活動空間之後，則更多的來源於民族間的矛盾，深層一點，就是文明的衝突了。如前文所述，人類初期的文明是以後文明的母體，將其特有的基因代代相傳。在形成人類社會的過程中，劃分“已羣”和“他羣”是人類的生物本能，他天生更會保護自已、自已的家庭、自已的部落。一個民族的語言、習俗、宗教、法律等使社會產生內聚力。而文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灌輸人們對社會的認同意識。一個在外地或外國生活多年的人，經常處於緊張焦慮的狀態，一回到故鄉便感到輕鬆自在，一種故鄉之情油然而生，而他生存的那個地方以自已的民族文化時刻提醒他：自已只不過是個過客。
 人是社會性動物，通過與他人發生關係來確認自已的存在，一個普通人，如果不與其他的人發生某種關係，那麼，即使他本人也會認爲沒有多少存在的價值了，而人類有着幾千年的文明史，人們生活在一個文化傳統逐漸沉澱的社會。象馬可·波羅那樣有着廣泛見識的人少得不能對傳統產生多少衝擊。歷史唯心主義有一個著名的見解：意見支配世界。這個意見就是指民族內部流行的全部真理和繆誤的結果，這結果決定了民族的判斷、民族的褒貶、民族的愛憎、民族的風尚和習慣、民族的優缺點。一言蔽之，決定民族的性格。正是這種意見支配世界。一個有着自已性格的社會就是一個民族，它超過人種學的劃分，把人們劃分成一個個民族。人們生活在這個社會羣落中，形成了對社會的效忠，一旦與外族產生矛盾，則外族人很快就成爲可恨的、野蠻的、該殺的。一個人在國內殺了自已的仇敵是犯罪，而越過邊界去殺一個不相干的外族人就有可能被視爲民族英雄。一個有理性的人，可能要求國內政治清明，要求民主、平等、自由，但決不至於認爲敵對國家人民的財產應得到保障，不被已國軍隊掠奪。德國納粹是可惡的，而一個德國人如果不爲自已國家而戰是可恥的，這源於一個傳統的邏輯：一個人不應背判自已的村莊、城邦、國家。無論如何。哈耶克寫到：“把德國人曾表現出來的對弱小民族的殘暴、藐視這些民族的願望和理想看作是德國人特別邪惡的表現，這是一個錯誤因爲國家的政治目標使這些事情不可避免，具體實施這種計劃的人是以所當然的態度提出方案，完全不能意識到爲實現這類目標而動用暴力是對人類的犯罪。”在殖民地，白人理所當然地認爲黑人不是人，天生就是奴隸，於是一邊信仰偉大的宗教一邊奴役着黑人，我們沒有拋棄這種制度，雖然現在沒有了黑奴。
 一個國家追求其國家利益當然不應該受到指責，但國家利益也是一個很好的幌子，在掠奪中成長的強國就聲稱在全世界都有其利益，如美國。政治家們也常用外部威脅作爲藉口來達到各種目的。南聯盟不加入北約於是就成爲北約的敵人，雖然理由是那裏的人權。傳統的政治邏輯使這類行爲是那麼地理所當然。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如果反對戰爭僅僅是因爲可能犧牲自已的兒子，而不是心痛塞族人的兒子。
 基於對歷史的研究，哈佛教授享廷頓把末來的世界衝突定義爲文明之間的衝突，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儒教文明的衝突。但這是一種危機理論。享廷頓號稱末來學家，但分析問題時仍過多的依賴歷史經驗。隨着信息社會的到來，文明的融合將會加速，所謂的衝突只能是融合過程中的衝突。享廷頓把文明看成僵化的概念，西方文明代表了先進的文明，是充滿活力的文明，而其它的文明就象膠片一樣，被定格於西方殖民時的瞭解。而中國一些學者也把中國文明看成是永恆不變的，但卻有相反的評價：一些人堅定地認爲是最優秀的而一些人認爲是落後的。事實上，文明的發展一直是不同文明融合的過程。歐洲一直末能統一，就象處於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國界保證了文化的獨立卻沒有阻隔思想在各國之間活躍的交流。秦統一中國後，除了佛教之外就再也沒有一絲文明的源頭活水流入中國了，中國文明本身趨向於精緻、小巧、僵化。而西方文明在衝破教會的禁錮後，就迎來了大發展——文藝復興。現在制約中國文明與世界其它文明融合的環境已不存在，中國有理由爲世界文明做出應有的貢獻。
 地球村中不同文明的大融合是必然的趨勢，但通過前面的分析，傳統的政治邏輯卻可能造成文明的大沖突。從資本主義啓蒙到今天，人類和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地球人口膨脹爲60億，人們開發着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人們隨時可以與地球上另一個人取得聯繫，技術革命正在改變千百年來形成的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社會與社會的關係。但這種改變是非常緩慢的，精確的說，改變的是發生這種關係的技術手段而不是作爲主體的人。我們的社會容易接受工業革命，因爲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社會革命則不然，，在生產力不能支撐社會發展的情況下，社會的變革總是造成社會劇烈的動盪，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都遭到摧殘，每個人都深受影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這種經驗使人們對社會的變革持保守態度，使人類的創造活力只能在生產領域施展。人類社會的發展從人類走出伊甸園就沒有停止過，原來是生產力條件制約社會的發展，而如今，生產力條件已在催促社會的變革，這場新的革命超越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工人對資本的解放。它要求我們的人文科學的專家，全世界的政治領導者打破歷史形成的蠢見，超越歷史的障礙。因爲傳統政治的行爲準則、組織機構、一般目標將把人類帶入危險的境地。傳統的政治邏輯及持此種邏輯的政治家正在成爲人類持續發展的障礙，超級強國正在制定這樣一種策略：通過經濟掠奪和大量消耗來維持繁榮，通過阻止別人的進步來保證自已的優勢的戰略，通過推行西方文化來保證意識領域的純淨單一。作爲千百年延襲下來的政治傳統，這是正確的選擇，但在現代社會，這是危險的，因爲這是反對全人類的戰略。當巴基斯坦都可以拿出核彈頭時，使這樣的國家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比擠壓其生存空間更符合人類的利益。在多數國家裏，人們享有了民主，而國家之間卻無法建立相應的制度。在個人命運趨同的情況下，將另外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看成異已無助於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人類既將步入二十一世紀時，也該停下來反思歷史，人類思想的進步應跟上技術的進步，因爲這種差距產生的作用力可能正是毀滅人類的力量。在二十一世紀，全球意識將取代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成爲最先進的人所追求的目標。我們的見解要衝破狹隘的傳統道德的制約，用更高的道德來取代，不再把我們的眼光侷限於局部的民族利益、國家利益。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就象自由，平等作爲資產階級的觀念取代封建主義的觀念曾遭到貴族嘲笑一樣。放眼世界，能表現些許這捉特徵的政治力量也只有綠黨而巳，而綠黨在八十年代還是用石頭來表達政治理想的組織，但新生的總是偉大而有生命力的，象綠黨這樣不再以階級鬥爭爲目的轉而關注全人類利益必將成爲潮流，對未來的政治產生深刻影響。
一個保守的資深的政治家如果看了這樣的文章，肯定抱着嘲笑的態度，然而，歷史也將嘲笑他們：他們象一隻爬蟲，沿着歷史給定的桌腿往上爬，爬到桌面了卻還在尋找桌腿，他們閉着眼睛沿着虛擬的桌腿還在往上爬，實在是可笑。他們在耽誤人類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