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入了一本书，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下以《历代》简称），内容有趣，简单易懂，但是知识点略多，故分章总结，利用一下费曼技巧。
一.“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其实变化和规律在上下五千年以来都是有迹可循的，周天子之前没有变化，没有“国家”的说法，只有“天下”。周天子居中，各诸侯各理其政，相安无事。可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诸侯起义，犬戎杀死周天子，终结西周，各国争强求富，时代“礼崩乐坏”，拉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
春秋”五霸“，以齐桓公为首。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有”三好“，好吃、好色、好田，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也曾是一个失败的商人，但正是这一个“三好”君主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成功的经济变革。
1.2 被误读的“士农工商”
在中国前期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另一个是重商主义。在历史的进程上，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重农主义都占了特别大的比重，这在早期文明中非常常见，他们对商业的厌恶几乎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比如“士农工商”，这句可以说是贯通中国历史的一句话，孟子曾特别轻蔑地把商人比作“贱丈夫”，在古代儒家社会里可见当时商人社会地位多么卑微，商业发展被抑制地如何强了。
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齐国在当时为什么如此兴盛，就是因为用了管仲商人的办法。司马迁曾评论道：“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意思就是管仲擅长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具有“企业家精神”（出自《历代》）。
而“士农工商”就是管仲提出的最为后世所熟知的政策。当时管仲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控制国民生产，向齐桓公提出“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意思就是讲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的阶层聚居在固定的地区。管仲认为，“四民分业”的好处，不仅能够让相同阶层的国民便于相互交流生产技巧，还有利于子承父业，于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薰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而事实上，这种政策让齐国的生产力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据《考工记》记载，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绸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在当时丝绸产品不仅在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记载称“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这种将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的方法，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在我看来也是后世户籍制度的雏形，据吴晓波老师的讲解，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和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个政策也是最引起重大误读。
后人论及，认为这是尊卑顺序，以士为首，农其次，以工商为末，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但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从后面管仲对刺激商业发展的做法就能看出他绝对不会是以尊卑论“士农工商”的人。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非常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不予征税，其他的出口产品也只是征单一税——也就是在关口征过税了，在市场上就不会再二次收税，反之亦然。
对于外国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管仲对此非常欢迎。管仲甚至告知，没有货物来的不用征税，徒步来的不用征税，同样对于带着有货物的外国商人，根据货物的多少会在驿站（当时叫客舍）免费给予口粮、饲料或者可供差遣的人员。这种大力支持商业发展的政策，无论对本国还是他国的商人来说都是无比诱惑的，特别在商朝亡了之后，自周朝开始的贱商背景下，更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由以上就能看出，管仲提出“士农工商”的本意是将国民阶层分为四部分，甚至认为“士农”应该是和“工商”平等，认为这些人都是国家百姓，才是国家的国基，但是这种观念自然不为当时的士大夫所接受，特别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非常鄙视。在我们现代看来，管仲在商业上的政策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是非常有效的，甚至有些政策沿用到了现在的中国，这种观念的领先，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非常可贵的。
1.3 专营管制的起源
现在看来蛮好笑的是管仲被称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因为他开办了第一所国营妓院，以此来吸引商旅，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一样。
当然管仲也没有疯狂到把娼妓业作为专营管制的第一把刀，管仲的第一把刀伸向了盐铁专营。
盐铁专营的起因还是在于富国之策上。国家收入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税收，另外一部分来自于盐铁专营，“唯官山海为可尔”，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型产业，所有民众都需要这两样东西，管仲做过计算，几乎每月盐铁专营的收入会两倍于国民税收，税收有时会导致人民的反对，但运盐出口便可获得重利，所谓“煮沸水以籍天下”就是这么来的。
后世很多人误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其实不是的。
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和国有民营，也就是生产下放民间，售卖交给政府，控制盐铁的产量和售价，不仅能够提高售价赚别国的钱，还能严格控制国内价格。这也是后世“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1.4 鼓励消费的奢靡管仲
节约是中国的一项良好文化传统，但这种文化传统并没有影响到管仲。“俭则伤事”，管仲提出节俭会导致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盈利的活动。如何才能推动消费？——答案是多多消费，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据《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将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都归于管仲，管仲实则非常富有，也是极端实践奢靡的一个人。他曾经建议说，煮蛋之前应该先在蛋上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
如此夸张的享乐主义在后世评价里贬大于扬，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出答案，“管仲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管仲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就业和生产上面。
当然撇开这种极端的享乐主义不谈，管仲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也是就是在每年欠收或者饥荒的时候，人民无农可务、无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同时管仲提出国储粮的政策，由国家收购粮食储存，在灾荒之年放出以控制粮价，使得人民不被剥削，双管齐下，使得齐国在灾荒年受到影响不大。其中国储粮的政策沿用至今。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办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到手，美国、德国等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就是用了这个办法才走出低谷，在当时的环境下，管仲能够有这种非常先进的观念，除了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仅少数几人有罢了。
1.5 以商止战的齐国
“止战”思想贯穿中国历史，儒家的“以仁义止战”，法家的“以战止战”等不同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的办法。管仲认为，不如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则不会造反。
令我非常赞赏的是，管仲这个人从来是以民为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认为不认为用严酷的刑罚能长久地威慑百姓，“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所谓兴政，管仲认为，就是要“从其四欲”——富足显贵，生存安定，安逸快乐，生养繁衍。为政者要给予百姓这些东西，当为政者把这种给予看成对自己的取得的时候，那他就得到为政法宝了。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在管仲重商主义的治理下，齐国成为当时国力最强大的国家，齐桓公经常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当然齐桓公除了炫耀国力之外，还会达成关税协定，好比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
管仲不喜欢出兵，终齐桓公一代，也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如遇不和的别国，管仲会利用商品价格与别国打“商战”，以此弄垮别国经济，管仲用这个方法打败过很多国家，其中包括同样强大的鲁国。
1.6 对管仲的总结
管仲这个人一生非常奇妙，早时潦倒，盛年治齐，一个创业失败的失意商人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第一笔浓厚色彩。公元前七世纪，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都还处于蛮荒时代，在那个时代能够出现一位经济思想如此先进的伟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涉及到的比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对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完整经济发展形势的环境下，管仲无疑是一位经济天才。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管仲有几项制度哪怕在现在都是非常先进甚至依旧在沿用的，比如专营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比如在价格、税收和财政的配套政策，对后世的治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齐国强盛一世而终，重商主义就此破产。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国政变，随后衰败。这与齐国不扩军不兼并的政策有关，没有自保的力量。同时也与儒家的“贱商”思想相关，在儒家人看来，管仲的重商主义就是邪门歪道，异端邪说，特别专营政策遭到了儒家的全力反对，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条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和“克己仁义”，而这三条在管仲那里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算是被意识形态毁掉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