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說完了著名的管仲變法，作爲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第一次的著名經濟變法的帶領人，管仲其實在後世沒有的到相應的名聲，很多人知道管仲也僅僅是那幾個小故事。那麼下一個要談論到的就是著名的商鞅。
一.戰打天下，以農立國
要說到商鞅，那就不得不提秦國。春秋之後，秦國僅僅是一個遊牧小國，在偏遠地區，被稱爲“秦夷”，地處西北高地的黃河中上游，沒有鹽沒有鐵，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優勢可言。
秦國開始變法時，主政的秦孝公才二十二歲，輔佐的商鞅也才三十六歲，兩者年少輕狂，正是什麼都不怕的年紀。所以他們第一個要做的強國之術就是打仗，打別國，打土地，打人民。攻佔土地，掠奪人民，用國家機器把民衆轉換爲軍隊再繼續打仗，以此循環。
戰爭是讓國家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對於戰爭的看法，商鞅說：“國家貧窮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東西輸送到別人那裏，沒有像文士、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一定會強大。國家富足而不發動戰爭，就會懶惰懈怠，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一定會羸弱下去。”所以，正是因爲當時如此極端的治國理念纔會誕生如此極端的“霸道”強國。
除了戰爭強國的理念以外，商鞅是極端的重農主義者，他認爲農爲國之本，國之基礎，治國之要就是要民衆都去當農民，這樣不僅民衆變得樸實純正，而且國家糧食充足，國力就能變得強大。在治理秦國的第一個三年，他頒佈了《墾令》，其中就有二十種具體的辦法鼓勵和資助民衆去農耕。
《墾令》中影響最深的，就是以“廢井田，開阡陌”爲主題的土地改革。
說到這不得不說到井田制，自商朝起就有了這種土地國有制度，大致來說，就時類似於人民公社的制度，井田制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周邊是私田，中間是公田，各家分得私田，同養公田。每天耕作之時，要先把公田的農活幹完，才能各治私事。形成了春播秋割、守望相助的局勢。道家、儒家都對“井田制”極爲看重，到戰國中期，隨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經敗壞，道家和儒家都把這種現象看做“禮崩樂壞”的根源，強調要恢復井田制。但商鞅反其道而爲之，偏偏要廢除井田制，允許民衆開荒耕作、買賣土地，這種允許私下轉賣土地的政策使得民衆生產積極性急速高漲，讓得當時秦國全國上下的農本思想變得牢固，同時也促使全國上下專注於農業生產。
不過在當時，這種極端的唯生產論，的確讓秦國收益良多，足以支撐在當時連綿的大型戰爭。
二.軍爵制度，平民社會
軍爵制度對於當時的秦國是一項開天闢地的偉大制度。衆所周知，夏商周是封建制時期，諸侯分天下，平民沒有上升階梯，在社會底層受盡剝削。商鞅在秦國三年的農業改革之後，把秦國改造成了一個大農場，第二就頒佈了軍爵制度。
軍爵制度規定有二：一是取消所有特權，收回所有爵秩；二是有軍功者率受上爵，無論貧賤都可以獲得貴族的特權。商鞅設計了二十個等級的爵位，都以殺敵多少來封賜。
在秦國，國民只從事兩種職業，一是農民，二是軍人，前者“富國”，後者“強兵”，國家的獎懲也是根據種糧多少和殺敵多少來決定的，這是一種極端務實功利主義，只追求生產力至上。在商鞅看來，農民多則糧多，士兵多則國強，國強則可打仗，打下來土地和人民，又繼續種地和徵兵，就又可以去打更多更大的仗，和這一國策衝突的，都是必須要禁止的，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在這種極端的國家裏，軍爵制度的出現不僅僅是將秦國變成一個軍力強國，同時也打破了之前的封建制度，讓權力重新在民間分配，打破諸侯世襲制度，讓沒有背景的民衆也可以享受特權，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殺的人多。
三.郡縣制度，地方行政
郡縣制度是在變法後期纔開始出現的，在前期變法的影響下，秦國已經變成了一個紀律嚴明的國家，“路不拾遺，山無盜賊”，此時推出郡縣制度則把封建諸侯制度的一根刺再次拔出，意爲不再爲諸侯分封封地，加強國家集權，新的土地由中央建立新的地方管理制度，由中央直接任命的縣令直接管理，從此以後，國家土地上的主人永遠都是國君，是中央，諸侯不再有造反起義的能力。
郡縣制度是偉大的，中國從古到今，其國家管理制度可以分爲三個階段，部落制，封建制和郡縣制，商鞅之後，幾無大變，哪怕在現在的中國，省市縣制度核心也沒跳出這個理念之外。
四.關於商鞅
諷刺的是，商鞅最後被處以可怕的車裂刑，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馬分屍，更爲諷刺的是，正是商鞅頒佈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得商鞅逃無可逃，死的同時也被誅滅了全家。司馬遷說：“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可是又承認“後世遵其法”。可見商鞅頒佈的政策是有效的、可行的。
商鞅的強國之術是殘酷的，在中國歷史上也很難見到第二個像他這樣極端的國家治理天才。是的，他是天才，我們試着去分析他頒佈的各項政策的後世影響就能知道，這些政策是影響深遠的，甚至直到現代。比如郡縣制度，是中央與地方進行權力分配的基本制度，在後世成爲了國家得以運行的基礎性政治制度。
比如軍爵制度，在當時不僅瓦解了貴族階層的頑固勢力，同時還完成了部分地掌控國民精英的模式。
在控制國民思想的制度上，商鞅採取的是“不準思想”的辦法，不許爭論，不許思考，把文人、商人等視爲國害，一百多年後，秦始皇“焚書坑儒”就是遵循的這種思想。
在經濟上，商鞅繼續控制糧食買賣和礦業專營，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統一度量衡和戶籍制度，平復了戰國時期混亂的貨幣制度，不過後來還取消了秦國貨幣，禁止了商業流通。
商鞅如此極端的集權國家實驗，遭到了後世幾千年的唾罵，特別是知識階層，士大夫們都羞於提起商鞅，以至於提起商鞅都會“口臭三日”，但其實好笑的是雖然這些士大夫口頭上看不起商鞅，但其國家治理方法少有跳脫出商鞅政策的核心理念的。
商鞅的名聲一直到近代才被毛澤東平反，但其實也有當時的時代背景的原因。中華帝國遭遇前所未有的外辱，在當時如果想復興中華民族，只得行極端方法。梁啓超說：“圖國家生存發展爲第一要務”，寧願犧牲個人，也要成全國家利益。毛澤東則說此時就搬出商鞅之說，“商鞅之法良法也”，對儒學嗤之以鼻，對商鞅之法寫下“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極高評價，致敬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