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承剛：被馴化的《新華字典》
寫在前面的話：最近整理了幾個故事，來自於《新華字典》這篇報導的邊角餘料，俺想探討的是：人在面對所謂體制時，爲何總不能Hold住？
就像我在蒐羅1971年版《新華字典》的修訂時所看到的，這是一本如此怪誕併成功將怪誕傳播於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誕卻並非源於嚴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讀書人的自我催眠與自覺作惡。
1、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訂《新華字典》的任務，北京大學青年教師安平秋很緊張，就像“流放已久的戰士重新被徵召”。
當時，歐洲最小的國家——摩納哥的國王訪華，贈送給中國一部多卷本的《摩納哥百科全書》，周恩來總理則只能尷尬地回贈一本小小的老版《新華字典》。
這般“小國送大書，大國送小書”，深深刺痛了黨國的自尊與驕傲。更讓人難堪的是，就算是周總理送出的這本1965年版《新華字典》，也因文革的衝擊遭到了被封、被毀的厄運，平民老百姓甚至無緣得見、無書可讀。
爲了來日有一本更“像樣的書”送給外賓，也受困於當時中小學沒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來下令重新修訂《新華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訂，成了“國家工程”。一個30餘人的修訂組迅速成立，成員均來自北京大學、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等單位。那時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幫爪牙”，其他編撰人員也大都屬於“反革命小集團”。修訂組的總領導，是工宣隊、軍宣隊派來的兩個“工農兵代表”。安平秋的老師、時年69歲的教授魏建功，則作爲北大“反動學術權威”，成了“最爲幸運的一個”。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華字典》的編撰者。1948年，國民黨敗局已定。語言學家魏建功邀請金克木、周祖謨等人，商討編撰一本屬於“新中國”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講述那時的情境：“人民解放軍已經包圍北平，我們在魏家的大廳屋中草擬新字典的構想……城外傳來的炮聲彷佛給我們打擊節拍。炮聲使我們的信心增長。”然而，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對魯迅”而歷經多年批鬥，患了嚴重胃下垂，餘生每餐只能喫軟爛的麪條。
更讓學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間”的，是當重被召回修訂字典，魏建功仍像“一個老兒童”那樣的認真和得意。安平秋回憶，魏先生聽慣了直呼其名的訓斥，會因爲在修訂組裏聽到一聲“老魏”，而“十分滿足和高興”。
於是，這羣暫離了牛棚與批鬥的教師們，就這樣揹負起了如“國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艱鉅的字典修訂工作。周總理批示，國務院科教組領導，張春橋、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領導”校正——安平秋有時半夜驚醒，會感到“喘不過氣”。
2、在修訂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裏，魏建功和安平秋師徒倆常會到八寶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時，魏建功會喃喃地對學生說，對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從舊社會過來，因襲太重，該當掃蕩掃蕩”。
事實上，從1953年第一版《新華字典》問世開始，每一版的編撰者們就已主動作別舊時代的“老語言”，轉而擁抱嶄新的“社會主義語言體系”。布爾什維克、三反運動、單位、合作社等國家新詞登堂入殿，大獲褒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國民黨、蔣介石等詞，則是每一個解釋及例句猛烈抨擊的“靶子”。
比如“慘”字的例句：“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生活太慘了”。“苦”則被排除在社會主義新生活之外，因爲它多指“在舊社會壓迫下所受的痛苦”。我們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剝削階級騙人說人的貧富、壽數等生來就註定的……”甚至要嚴格區分“愛”，因爲“愛是有階級性的。”
當時十分流行的四角號碼查字法，就被視作“污穢”而摒棄了。因爲發明此法的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後來成了國民黨的官員，叛逃去了臺灣。
1962年版的字典上，還進行了一場“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國面積、人口、首都一覽表》上，美國被列在倒數第三，朝鮮則被排在前列，並註明有兩個首都：一個是漢城，一個是平壤，並用括號提示是“臨時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韓國”一詞。
過往傳下來的詞，如紳、儒、丞、伶，也都在字典裏戴上了“舊社會”、“封建時代”、“剝削制度的產物”的帽子。
3、字典修訂初期，曹先擢和同事們都是“待罪之身”。當時曹先擢的腦子裏就一個聲音：“知識分子算什麼？臭老九，掃廁所的，需要被工農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達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階級的思想境界。
因爲沒有標準和規範，於是“拼命往左靠”成爲唯一安全的堡壘，“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詞條上”的原則，也迅速被每個組員所遵循並恪守。
那時，修訂組每一天的工作是這樣的：將1965年版新華字典一頁頁剪開，貼在中文系教研室的牆上。面對着滿牆字詞，大家開始逐個找“封資修”，並“事無鉅細地作政治檢查並加上政治套語”。
一切以“去封資修，工農兵佔領上層建築”爲準繩：“清官”不許要，要改成“清廉”，因爲“清官”是吳晗提出的；例句裏提到的“外號稱“二諸葛””也要刪掉，這是趙樹理小說裏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價值觀，要換成毛主席語錄裏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當然也有“難辦”的時候：在修訂《化學元素週期表》時，有兩種元素在命名上有爭議，一個是“蘇修”命名“美帝”不承認，另一個是“美帝”命名“蘇修”不承認——美國曆來反動，老大哥也不那麼親了，怎麼辦？輾轉反覆，修訂組最終採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暫不寫名”的“兩全辦法”。
修訂組也想請一些專業領域比如科技、經濟界的學者參與，但“不講專業性、只講政治性”的門檻還是將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關於“業務”的修改，僅有兩處：一個是改了一個生僻字“炁”，另一個則是請人重畫了“頭”的示意圖，好使其“眼睛更堅毅，眉毛更濃密”，這樣更符合當時“典型的工人階級的模樣”。
字典的初稿，最終修訂了“接近一兩千處”。但當70年11月修訂組將初稿遞交中央後，意想不到的情況接踵而至——周總理看到字典，有些氣惱，要求的是“小改應急需”，怎麼成了這番模樣？
安平秋說，那時他才慢慢明白：言論的籠子並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風，他開始試圖扭轉“神經過敏、政治性太強”的頭腦，讓字典重回“小改”的軌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發現了另一個事實：“大家當時都瘋了。”
安平秋回憶，編到“茹”字時，舉了一個例子“茹毛飲血”。有個張編輯就說：“這個很敏感，不能要呀，刪掉！“茹”是喫呀，“毛”是毛主席呀！”魏建功先生驚詫莫名：“你怎麼能這麼想？”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擊我，想攻擊我想歪了？”
類似事件接連發生，安平秋總會搬出“總理的要求”來解釋。有一次，一個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總理還是李總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刪！”
而最讓安平秋唏噓的，來自於被囚禁的一羣人。當時他拿着修訂好的字典，來到一所五七幹校，請那裏正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分子提提意見。一個在新聞出版系統從事了幾十年文字工作的幹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詞，拍着桌子，怒吼道：“怎麼能把屈原放進字典裏！屈原哪裏是好人了？”
4、多番爭論，修訂組確立了折中的規則：“儘量做減法，減去封資修，儘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當時很紅的詞條，如大躍進、大字報、三面紅旗等詞條，都未收錄。曹先擢說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誰敢給這些字詞下定義呢？這是要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然而，當我們今天翻開這本字典仍會發覺，政治話語猶如生長在每一頁紙的癬症，依附在每一個字詞上並角化結疤。修訂者劉慶隆說，這版《新華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間，中國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這本字典的影響有多大？
曹先擢回憶，1970年，大學停課，中小學還在勉力維持，但當時社會上已幾乎沒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計劃出版一本“農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後不久被徹底銷燬。
於是當1971年《新華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廣，發行以千萬計，成了整個文革年間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許是十餘個版本里最爲“左傾”的。於是，這本字典所構建的話語系統，如章魚般向四方伸出觸角，深入到每一個咿呀學語的兒童、每一個社會主義新人類的頭腦中。
無數的人們，從這本字典獲得對世界的最初認知。比如，人們懂得了使用“階級”劃分敵我，學會了規範嚴肅的腔調去交談，並用小心謹慎且四平八穩的語言去評論世界。“羣衆”或“黨員”成爲人最基本且選擇不多的身份，“社會主義”也被所有褒義詞競相環繞。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訂才嘗試着重返常識，但人們發覺，這一套話語體系，已如魂靈般在中國揮之不去，你輕易地就能在報紙、電視、廣播中發覺它的存在。